文 / 子玉
決定一場戰爭的勝利，軍隊數量是必要條件，但卻絕對不是關鍵引數，決定戰爭勝敗、週期長短的最主要因素是軍權、政權、財權的統一，這是大勢。就區域性戰場而言，其勝敗的關鍵也絕對不在前線，外圍的客觀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自太平軍起事之後，其之所以能迅速點燃整個江南且在短時間內拿到定都天京的結果，這是被八旗和綠營的無能所成就，至於湘軍後期也進展緩慢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作為湘軍統帥的曾國藩不能拿到地方督撫的實權以統一調配軍隊、財賦、人力等資源，反而處處受到朝廷和地方滿官的掣肘，走得是步步驚歎，甚至發生了曾國藩藉著奔父喪的機會逃避的事。
也就是說，被皇權壓制和滿漢之爭是咸豐時代湘軍所面臨的主要困局，太平軍內部有人事的傾軋，而清朝內部的鬥爭則更為厲害。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清朝在八旗和綠營已經基本報廢的情況下就必須重用曾國藩訓練的新軍，而曾國藩要想拿到平定太平軍的結果就必須得整合南方所有的資源為戰爭服務，至於曾國藩要想整合江南資源則必須拿到地方實權，南方各地的相關人事安排也要有利於曾國藩對資源的統一調配。
對於此，曾國藩早就將話說得很明白：“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糧餉。”
咸豐沒有早早意識到這一點導致太平軍的勢力迅速擴張且湘軍在前線處處受阻，直到咸豐駕崩，其都沒有看到平定太平軍的希望，好處是，咸豐在駕崩之前終於在肅順的建議下將地方實權給了曾國藩。
咸豐十年（1860），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授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次年十月，朝廷的一道諭旨再次強調了曾國藩在江南的絕對權力：“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息歸節制。”
軍權之外，朝廷還以對人事的調整以助力曾國藩對南方財賦的統一調配，具體安排為：四川總督駱秉章，其在任湖南巡撫期間曾長期配合湘軍；四川布政使劉蓉，此人是曾國藩的同鄉密友；湖廣總督官文，雖然其是滿官，但在和胡林翼合作之後已經不再掣肘湘軍；湖北巡撫嚴樹森，這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來的人，絕對支援湘軍；湖南巡撫毛鴻賓，其在駱秉章調離之後繼續支援湘軍的後勤工作；安徽巡撫李續宜，是曾國藩的湘鄉老鄉，為湘軍名將李續賓的弟弟，政治上絕對為湘軍服務；江蘇巡撫李鴻章，這是曾國藩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並支援其組建了淮軍，屬於湘軍勢力的延伸；浙江巡撫左宗棠，其建立的楚軍和淮軍一樣，屬於湘軍勢力的延伸；廣東巡撫則為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
東南各省的負責人不是出自湘系就是和湘系淵源極深的人，如此格局，曾國藩就可以將江南當作一盤棋來下集中調配軍事、財賦、人力等各種資源，將形成合力之後的強大勢能向太平軍輸出。
為什麼曾國藩總是不遺餘力地將左宗棠這些人往重要位置上運作，一個是為了擴張漢官、湘系的權力，更是為了更好地指揮戰爭。因為，曾國藩熟讀歷史，懂得針對歷史上任何一個長江政權都必須動用所有資源統一指揮才能將其拿下的道理，西晉滅吳、隋朝滅陳，莫不如此。
不得不說，在對大勢的認知上和對湘軍的支援層面，慈禧和恭親王奕訢確實比咸豐更加清醒、有魄力。
為此，曾國藩也是大為感慨：“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慈禧比咸豐更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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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也是清廷在江山和權力之間的無奈選擇，比起失去江山，與漢官、湘系共享部分權力代價顯然更小。
在咸豐駕崩幼帝初即位時，輿論也認為應該這樣做，因此還發生了“群臣爭上書言事，多推湘、楚軍功，以為偏裨皆可督、撫”的事。
慈禧和恭親王本來就是靠發動政變才掌握權力的，因此也不得不向輿論做出部分妥協以穩固自身的權力，以新政來證明自己掌控權力的合法、合理性。當然，慈禧和恭親王也有拉攏地方勢力的需求。
總之，不論是整體形勢，還是湘軍造成的壓力，或是朝廷的政治生態，同治初年的江南政局最終形成了以湘軍為中心掌握各地督撫權力的政治局面。
當湘軍統一了東南各省的政、軍、財權之後，其就已經具備了對太平軍的絕對優勢，此前的拉鋸戰迅速就轉變為湘軍掌握戰爭主動權不斷攻城克地的局面。
也就是說，湘軍在政治層面具備了圍攻天京城的勢能。
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曾國荃攻克安慶，隨之就回到湖南老家招募新兵、過年，次年二月，曾國荃回到安徽，會同鮑超的霆軍一路向南京城推進，一直殺到雨花臺才止步。
也就是說，從同治元年（1862）五月時，湘軍就已經開始圍攻天京。
但當時曾國荃並不具備圍攻天京城的條件，因為，此時的湘軍只是圍住了南京城的南面，並未形成合圍之勢。最重要的是，江蘇、浙江大部分地方還掌握在太平軍手裡，江浙的太平軍隨時可以來增援天京給曾國荃造成極大的軍事壓力，何況，此時曾國荃手裡也就兩萬多湘軍，不一定就能抗住太平軍援軍的進攻。如果到時太平軍內外夾擊，形勢對湘軍就更為不利。
總結起來就是：水路不控制，太平軍就可以渡江前往江北，或者破壞湘軍的糧道；陸路不控制，太平軍援軍就可以隨時對湘軍實施反包圍，就算不能達到剿滅湘軍的結果，也可以進行突圍。
總之，曾國荃的圍城之舉是弊大於利。
參照歷史上西晉滅吳之戰和隋朝滅南陳之戰，其都是集中北方所有資源以舉國之力分別從蜀地、荊襄和淮南三個方向同時出兵互相配合才能順利拿到勝利的結果。
如今，在太平軍依然盤踞江浙的情況下曾國荃想要憑藉湘軍之一部拿到攻克天京城的結果則顯然屬於冒險之舉。
至於國荃為何要冒險則是因為，其不想和淮軍、楚軍分享軍功，更不想攻克天京城的巨大戰功被分別鎮守揚州、鎮江的都興阿和馮子材拿去。
國荃要的是獨攬攻克天京城的軍功。
只是，他很快就要為其冒險行為所買單。當年閏八月十九日，太平軍的後起之秀李秀成就率領大部太平軍來增援天京城，援軍號稱六十萬，旗幟如林，層層排列。
秀成很快就以軍力優勢將兩萬左右的湘軍圍了起來，並展開猛攻。
不過呢，國荃也是深得其兄國藩的用兵精髓，結硬寨、打呆仗，尤其是地道戰術更是和太平軍打得是有來有往，雖說軍事壓力極大，但國荃還是頂住了太平軍援軍的猛攻。
金陵之圍最初是一步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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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荃的防禦能力，秀成後來也曾點贊：“九帥節節嚴營，壕深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甲兵之利。”
曾鐵桶絕非浪得虛名。
在秀成進展不利的情況下，李世賢也於九月初率兵從嘉興趕來助戰，湘軍的壓力就更大。
不過，曾國荃還是抗住了秀成和其堂弟世賢的輪番攻擊。戰爭遂陷入持久戰。而持久戰呢，拼的又是後勤能力，此時的湘軍糧道由曾國葆負責防守，在水師的配合下從安慶和蕪湖等地源源不斷給湘軍提供糧草。
但太平軍在揚州和鎮江為清軍所控制，長江水面又是湘軍水師的情況下後勤根本無法正常保障，再加上天氣逐漸寒冷，而太平軍又沒有過冬衣裳，所以秀成就在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於十月初五從前線撤圍。
湘軍經過四十六天的苦戰勉強將來自蘇州的援軍打退。
不過，湘軍依然面臨太平軍隨時來援的困局，對於本就不贊成曾國荃挺進天京的曾國藩，此時也對弟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此等最險之著，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
在曾國藩的眼裡，圍攻天京城的湘軍已然是所謂的呆兵。
所以，曾國藩就勸老九認清形勢，趕緊調整戰略：“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為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貪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
貪功，是武將的大忌，熟讀歷史的曾國藩對於這一點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不過，作為兄長，曾國藩是瞭解其弟的性情的，知道國荃不會聽，所以就想出了一個變通之策：先破東壩，剿溧陽，取宜興，佔住太湖西岸，佔據南京東南的戰略要點，達到能夠防住蘇州、嘉興的太平軍援軍的目的之後再繼續圍攻金陵。
但是呢，老九不僅不聽還給曾國藩講起了道理：“南京是太平軍的老巢，如今，從安慶到南京的水陸通道都已打通，是到了需要派出一支軍隊陳兵城下威懾南京的時候了。而且，這樣也可以分散太平軍的精力，令其在援救南京和固守其地之間無法取捨。”
國荃沒有說的話是，如果其在掃清外圍時被別的軍隊搶了先，圍攻南京城，那麼自己之前的努力就都打了水漂，划不來。
功利心促使曾國荃繼續在南京城下死扛。
如果淮軍和楚軍在外圍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那麼曾國荃所部就隨時會面臨太平軍援軍再次來攻的危局。對於此，曾國藩表示出了深深的擔憂。
不過，好在淮軍和楚軍在外圍都進展頗大：淮軍於同治元年（1862）六月開始大舉進攻，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崑山和江陰等城，七年（1863）七月，開始圍攻蘇州城，並於十月二十五日在城內降將的配合下克之；同治三年（1864）二月，左宗棠接著又率領楚軍攻克了杭州。
從此之後，曾國荃就不用再擔心來自江浙方面的太平軍援軍，從而專心圍城。
湘軍此時可以聚焦力量全力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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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南京附近也被肅清：同治二年（1863）五月，水師攻克九洑州，長江肅清，鮑超率領水師渡江圍住南京城北面；八月，陸軍攻克南京東、南面十處堅壘，並於次年正月攻克太平軍在鐘山上所修築的“天保城”，分兵把守洪山、北固山等處。
完成了對南京城的合圍。
也就是說，在江浙的外圍被清軍收復和南京附近的鎮江、東壩等地被清軍佔領的情況下，清軍才完成了所謂的天京之圍，這是一盤大棋，是在湘軍、淮軍、楚軍、清軍等的配合下才形成的勢能，並不是曾國荃將湘軍拉到南京城下就算天京之圍。
當然，朝廷在政治、人事層面的配合更為重要，沒有廟堂的配合，湘軍在地方上也必然像咸豐年間一樣步步艱難。
總之，圍繞天京之圍這一個戰略目標，清朝是上到廟堂下到東南各省，下了一盤大棋。
不過，能否順利拿到攻克天京、滅掉太平軍的結果依然是對清朝的挑戰，尤其是在湘、楚、淮各軍關係微妙的情況之下。
曾國荃除了軍事層面的挑戰，更有巨大的政治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