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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時間，從60+到70+，傾盡所有地完成一部最後高達9.3分的作品，《里斯本丸沉沒》導演方勵的“成事”方法論是什麼？借該片英國首映禮之際，我採訪了這位2024年度電影人。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非非馬《里斯本丸沉沒》的英國首映禮，對於方勵有著特別的意義。他認為完成了這個“儀式”，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對255個東極島漁民家庭和1816個盟軍戰俘家庭的承諾。在英國首映禮的前一天晚上，我對導演方勵做了三個多小時的採訪。
雖然他前一天傍晚剛落地倫敦，但他似乎完全不用倒時差。也或者，他本就沒有“時差感”，因為他常年每天只睡4小時。他捨不得“浪費生命”去睡覺，並讓自己的身體適應了這種節奏。
誠實地講，我還是能在某些時刻嗅到他身上散發出的疲憊。畢竟，那也是將滿72歲的凡胎肉身。畢竟，自去年9月6日影片於中國公映開始，他已連軸轉地跑了近四個月路演，做了150多場交流。但他是這樣一種“精神鐵人”，能調動出超強的精神力，去極大地延展肉身的耐受邊界。又或者說，他非常捨得“燃燒”自己。一如他流傳甚廣的名言：珍惜生命最好的方式，不是養生，而是淋漓盡致地燃燒生命。三個多小時的採訪，他高強度地密集輸出，對各種細節、數字、人名的記憶，猶如刻在腦子裡般清晰。若不是這種“強人”特質和“自燃型”人格，大約方勵也完不成《里斯本丸沉沒》。這部歷時8年才完成攝製的紀錄片，經歷了各種坎坷，也不得不被3年疫情延宕了週期。由於週期長、多國攝製、動畫製作成本高昂，它的總投資近8000萬元，燒光了方勵所有積蓄——他不得不陸續賣光自己在國內的三套房產（北京兩套、成都一套）。雪上加霜的是，疫情期間方勵其它的產業也都在虧損。“那段時期，不是某個人，是整個電影行業都很難。”
但方勵不是被困難羈絆的人，他甚至不願意浪費一點時間去想這些煩心事。從60歲就嚷嚷著“生命進入倒計時”的他，自有他的“時間賬”：“我的今天和明天，太珍貴，有太多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去完成。”因為有自己的“算賬”體系和得失衡量標準，貼錢拍電影對方勵一直是常態。從2000年入行（投資、製片、監製，也做編劇），25年的電影生涯，方勵獲得的是16部電影和鉅額財務虧損。他在科技業務賺來的私房錢，被全數補貼進電影專案。2014年，他投資韓寒的電影處女作《後會無期》擔綱製片人，終於靠這部電影獲得了盈利。然後，他就“任性”地選擇了《里斯本丸沉沒》這個燒錢又反商業的專案——連劇組成員，都不看好其“錢景”。果然，影片完成後，方勵甚至找不到公司願意來發行，因為業內對影片的票房預期是：“最多五六百萬，到頂了。”這意味著，別說收回影片的投資成本，連發行、宣發的成本都回不來。最後，阿里影業接手發行，但為了風控管理，宣發預算壓得非常低，這時，方勵的“小兄弟”韓寒出手，掏了300萬追加“投資”，成了片頭字幕上又一個“聯合出品人”。方勵笑著跟我說，你如果仔細看字幕，會發現有很多“聯合制片人”，他們都是參與投入這部片的“債主”，全是他的朋友。署名，則是“豪俠大老方”對朋友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因為宣發預算依然很緊，方勵選了一種對自己最狠的方式來跑宣傳，以70+的身軀跑了中國數十座城市幾十所大學，重複了數百遍講述關於電影的一切。他熱愛與觀眾交流，每次都盡力以最好的狀態去分享，但凡人之軀終究是有承載的限額。他一度得了前庭神經炎，走路都踉蹌，有幾天走不了直線。看到那段時間裡有某知名電視節目對他的訪談，他的言談神態裡透著遮擋不住的疲憊。
坦率而言，這個帶著疲憊感奔波在理想之路上的大老方，會比之前那個“永遠”在鏡頭前神采奕奕的“老頑童”，更打動我。如今，《里斯本丸沉沒》的國內票房停在了4700多萬，這對一部紀錄電影來說無疑已是非常亮眼的成績，也遠超業內預期。但這相對於它的投資體量，仍是“血虧”。“要想打平成本，票房至少得2億。”所以，從一開始，方勵就已經知道沒可能回本，但他並不在意。“錢，就是一種資源，要消耗在最值得消耗的地方。”他戲稱自己只不過是把廉價的房產兌換成了更值得留存的電影作品，“這麼來算，我賺大了。”《里斯本丸沉沒》上映後的口碑，沒有辜負方勵及其團隊的努力。它以超高的口碑成為2024年度中國電影市場的現象級影片之一；方勵也因此成為2024無法繞過的年度電影人。但這些，卻並不是方勵發心拍片時可以預設的“成果”。畢竟，所有的電影專案，從“起點”看都是一場挺向未知的冒險，何況，雖從業十幾載，他也是第一次做導演、第一次拍紀錄電影——完全“野路子”。但這恰恰給了他自由創新的可能。比如，他走到鏡頭前，成為出鏡敘述者、採訪者，亦成為影片的主角之一——而不是像傳統紀錄片那樣，“敘事者”通常隱身於鏡頭之後。這種“反常規”的操作，就連他的兩位剪輯師也曾反對。但方勵在創作上是獨立的，也是堅決的。他就是要把自己當年如何一步步被打動、捲入、深入的心路歷程，真實分享給觀眾。最終，他掏出的那顆真心，賦予了這部紀錄片獨特的“作者氣質”。很明顯，他是那種喜歡用本能和情感主導創作的導演。去年11月方勵受聘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客座教授，在與師生分享時他說：“誠意和真情實意是永遠（第一位）的，技巧和智商，包括聰明的手段，都是第二級別的。” 我以為，這不止是方勵對待創作的態度，也是他對待整個人生的態度。一方面，他具備發達的邏輯與理性、也懂商業策略，但他的生命底色卻是高度文學性的。跟隨本能和情感自由流淌，是他看待世界、處理人際、乃至運作“專案”最底層的動能。他略帶遺憾地和我說，其實目前所有關於《里斯本丸沉沒》的報道，都沒能足夠重視到“情感”這個出發點。“大家普遍會關注那段被遺忘的歷史真相，日軍的殘暴虐殺，盟軍戰俘的絕望與自救，中國漁民下海施救的義舉，反思戰爭對個體與家庭造成的永恆傷害，這些都很好，也都是必要的探討，但從我個人而言，我之所以拍這部紀錄電影，最直接的衝動首先是情感啊！”是在訪問100多個英軍戰俘家庭和幾十個漁民家庭的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強烈的情感衝擊，才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專案從小熒幕轉向大銀幕。這個決定的背後，是擴容十多倍的投資額，以及債務。坦率講，方勵導演的這番“情感論”，我自己也是直到3月17日《里斯本丸沉沒》英國首映禮，才有了更深切的體會。首映禮在英國最古老的電影院Regent Street Cinema（攝政街電影院）舉行，來了一百多位英軍戰俘的後代。坐在我前排的Leslie Cartwright，她的舅舅就死於里斯本丸，年僅21歲。她的外婆一共生了五個孩子，舅舅是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年長的孩子。長輩為她取名Lesie，正是為了紀念她從未見過面的舅舅，Lesley。電影開場前，僅僅只是三言兩語的交流，我已被這個心碎的家庭“故事”擊中，而全場，正坐著一百多名像Leslie這樣的戰俘家屬。正是在那個時刻，在那個共同呼吸的特定場域中，方勵導演所曾經歷過的“情感衝擊”，我終於，觸碰到了邊角。
當天是我自己第二次觀看《里斯本丸沉沒》，遠比第一次看時更受觸動。去年9月，我在國內首次觀看這部影片時，全場就我和朋友兩位觀眾。我當時也被深深打動並落淚，但我還是可以職業性地去思考、評判，甚至認為它美中不足的一點是：對戰爭的反思未見突破性表達。直到這一次，當我徹底放下理性，跟隨自己的本能與情感去沉浸式觀影，我終於“感受”到導演所說的“情感”初衷，更清晰地體會到戰爭對於每一個鮮活的、具體的生命是一場怎樣的創傷。我也終於明瞭，方勵導演為何至今能清晰記得他採訪過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電影放映結束後，我採訪了86歲的Geoff Haviland。他的父親，在他僅僅9個月大時被派遣至香港，自此永隔。他手裡唯一一張與父親的合影，是他六個月大時，父親抱著他拍攝的。他讓我最動容的一句話是，他曾經一直以為母親和姐姐就代表了家庭的全部，直到他進入青春期才驀然發覺，原來自己的生活裡一直缺失了“父親”。然而，他依舊對“父親”以及他所遇難的里斯本丸，知之寥寥。那曾是他生命里長久的未解之謎。直到方勵帶著劇組出現，才終於填上他80年來的生命缺口。Geoff和我採訪的其他戰俘後代一樣，對導演方勵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Geoff採訪完整影片見下方）
首映禮當晚最動人的時刻，就是放映結束後主持人邀請方勵上臺致辭，所有觀眾自發起立、鼓掌、致敬。空氣裡，湧動著真摯的情義。
方勵的《里斯本丸沉沒》對那1816個英軍戰俘家庭，究竟意味著什麼？倖存戰俘的後代Antony Jones回答我：“小時候，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關心這段歷史的人。向朋友提起時，他們毫無興趣，也沒人關心，是方勵導演的紀錄片，讓我連結了數百個和我有著相似遭遇的家庭。這種聯結，彌足珍貴。”46歲的Antony，如今是英國里斯本丸紀念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的成員都是里斯本丸英軍戰俘的後代，而原本互不知曉的他們，皆因方勵的紀錄片得以連結相聚。這次英國首映禮，方勵還從中國帶去了一位特別的嘉賓——78歲的黃婉瓊女士。她的母親梁秀金和英國士兵John Weaver相愛並結婚，可很快，John就不幸在里斯本丸遇難。直到1947年，英國政府部門找到梁秀金，告知了她John的死訊，而她作為遺屬可以領取一筆撫卹金。但是，梁秀金卻主動將這筆錢轉讓給了John的母親與姐妹。後來，John的家人曾多次試圖尋找梁秀金，但都未找到。影片在中國上映後，方勵發動媒體與觀眾幫忙尋找，但梁秀金已經故去，方勵聯絡上她再婚後的女兒黃婉瓊。首映禮當日，黃女士和John的兩個外甥女上臺相擁。這場歷時80多年的“萬里尋親記”，總算因由《里斯本丸沉沒》而畫上圓滿句點。
影片產生的現實影響還包括，由中英兩國人士共同捐資建成的“里斯本丸”號沉船事件紀念碑，於2021年在英國國家紀念植物園落成。就在前幾天，里斯本丸紀念協會已被正式通知參加“陣亡將士紀念日（國殤日）遊行”。Antony認為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里斯本丸號上犧牲的英軍戰士，將首次在國殤日（每年的11月11日）被紀念。他們，不再是被“歷史”遺忘計程車兵。目前，方勵正在想辦法推動里斯本丸數字紀念館的成立。他的設想、創意都很好，也有歷史意義與人文價值，但還是那個老問題：錢從哪裡來？他與不少機構談了，但都沒下文。方勵的“化緣”，仍在路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辦成這件事，但我很確信，他不會輕易放棄。採訪中，我最被打動的時刻之一，是方勵充滿感情地講述有哪些哪些人為影片做了volunteer（志願者）。志願者包括英方的軍事顧問費恩祺少校（Brian Finch）、歷史研究學者Tony Banham等等——方勵為了感謝他們的貢獻，也為他們署上了“聯合制片人”的頭銜。還有很多後期製作團隊，都以遠低於市場價（甚至半價）的形式參與了專案的製作。而這部電影的背景英文配音，是英國駐華使館的一群外交官和幾名外教充當志願者免費配音的。及至影片上映後，則有無數“自來水”自發參與到“里斯本丸沉沒接力”，讓影片得以在口耳相傳中持續獲得關注。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用他的奮力燃燒所感召出的善緣與善力。這也是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吹奏的“集結號”。甚至，影片此番得以在英國正式發行，也仰賴於“情懷”。拿下影片英國發行版權的華人陳曉雯和我說：“在今天的電影環境下，發行這樣一部紀錄片，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恐怕都要賠錢。”為了說服更多的英國影院排片，她甚至完全放棄了一些影院的分成，“只要他們能排就行。”所幸，陳曉雯不靠發行電影謀生，本職工作是大學老師。從本科到博士，她的專業都是電影。她愛“好電影”，對何謂“好電影”也有自己的判斷標準，正是基於此，她才特別想要促成《里斯本丸沉沒》的英國上映——英國，也是影片第一個實現海外公映的國家。而方勵為減輕她的虧空，則主動掏出一部分由公司團隊拉來的贊助費，用以共同承擔部分英國宣發成本。
為什麼我格外會被這樣“一群人的情懷”而打動呢？因為這20年來，我會覺得社會風氣整體性地轉向了實用與功利，理想與情懷愈發“稀罕”，看到居然有這麼多人並不以金錢為導向，齊心合力地在做一件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兒，我會感受到一種溫熱，猶如冬日裡的暖陽。
如今，這部由華人拍攝的盟軍二戰紀錄片，到底在西方世界掀起了陣陣“漣漪”。儘管，它的海外公映與宣發之路卻也著實不能算順暢。影片的軍事顧問、聯合制片人之一Brian Finch（現已退役的費恩祺少校），對影片、乃至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尚未在英國主流社會獲得廣泛關注而感到有些遺憾，“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在首映禮上，他還特別反駁了個別美國媒體為影片貼上的“政治”標籤，“說這是中國的宣傳工具非常荒謬。影片呈現的都是真實的家庭故事，視角與情感都是普世的。”在《里斯本丸沉沒》片中，有一定篇幅講述了200多名中國東極島漁民，當年如何穿過日軍的槍林彈雨，英勇施救落水的盟軍戰俘，併為他們提供蔽體的衣物與果腹的食物。在電影製作完成後，方勵也曾將它報送西方二十多個影展，但沒有被一家影展接受。對此，他有些無奈但沒打算放棄，還想繼續嘗試：“這是一部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電影，完全由我個人獨立發起拍攝，無意挑動戰爭仇恨，也無關國別與政治，只是想展現戰爭中最微觀、也曾經被遮蔽的一角，在這個微觀的小角落裡，有1000多個士兵及其家庭曾經經歷了怎樣的創傷與死別，講這裡面的人性、情感和命運。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見。”作為導演，方勵希望觀眾們——不論來自什麼國家、什麼文化背景，都能放下某些意識枷鎖，去直擊那些最本真最質樸的東西。“就像當年東極島的施救漁民，他們去救人時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救的是誰，他們只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回應，有人落水了，他們得去救。”這是超越種族、國別的“善”，是人類共通的一種美德。接下來，由方勵擔任第一製片人、監製，編劇，由李玉導演執導的女性反性侵題材影片《下一個颱風》已於3月25日做了超前點映，演員陣容包括張子楓、張偉麗、姚晨、李心潔等。方勵和李玉已搭檔多年，也不止一次共同編劇，這是他們聯創的第三個劇本。但電影原定4月4日上檔，現已通告延期上映。
至於方勵自己當導演想要拍攝的電影專案，僅紀錄片就有不下兩個，包括已經啟動的“馬航370調查”。他調侃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要抓緊完成最想做的專案。儘管有著分秒必爭的時間緊迫感，但方勵的“時間感”相比於普通人卻又更“長”。怎麼說呢，比如一個電視人、一個大眾媒體人，通常會以天和周為時間單位，覺得做電影是一個週期太長的行當，至少一兩年起步。但在方勵這裡，電影卻是一個“週期很短”的專案，因為通常情況下都不會超過3年——當然，《里斯本丸沉沒》實屬例外。而他拿來對標的，自然也不是日產、周產、月產的行業，而是他乾的科技工業，“在科技產業裡，5年起步是最最基本的，我們一般都按10年來做計劃。”這番解釋，讓我第一次體會到“時間感”的相對性。人怎麼看待時間，會決定他怎麼使用時間。有相對長時間感的人，更容易完成一些“大事情”。何況，方勵還是那種永遠充滿激情要“搞事”的人——用稻盛和夫的詞來形容，就是“自燃型人格”。在稻盛和夫看來，要把事情做好，需要很大的能量，這種巨大的能量，需要自我燃燒才能產生。那些能做成事的人，不僅自我燃燒，還能向身邊的人輻射能量。而人要怎樣才能自我燃燒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喜歡自己的工作。喜歡，就是最大的動力。這段話用來形容方勵實在貼切。稻盛和夫與方勵，也都可謂在“工作”中修行的人。工作就是他們的生活，也是他們最熱愛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這樣的人總有辦法把熱愛的事情變成“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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