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方勵與盟軍親歷者後代在前往沉船海域的船上交流。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作者｜尹海月
編輯｜楊傑
71歲的方勵第一次聽說里斯本丸的故事是2014年。當時，他和導演韓寒正在舟山東極島海域為電影《後會無期》勘景，無意中從漁民口中得知這艘船的故事——1942年9月底，載有1800多名盟軍戰俘的“里斯本丸”號客貨船在日本軍隊押運下，從香港前往日本。其間，貨船途經東極島被美軍擊沉，828名戰俘隨船沉入海底，還有384人被東極島的漁民救起。
取材於這個故事，韓寒在電影同名曲《後會無期》裡寫下了那句歌詞——“當一艘船沉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
在海洋調查技術領域從業多年的方勵一直喜愛歷史與物理探測，但里斯本丸的故事他從沒聽過。“可見有多鮮為人知。”他對里斯本丸產生了巨大的好奇——這艘船在哪裡？遇難的800多名戰俘經歷了什麼？
2016年，方勵利用行業資源，在東極島搜尋到沉船。之後，他和團隊多次趕赴英國採訪親歷者後代，試圖還原那段沉沒的歷史。沒想到一做就是8年。
9月6日，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在國內上映，豆瓣影評分數升至9.3分，幾個主創團隊成員都很興奮。
“里斯本丸”號。
“我做的東西觸動了觀眾，我就很喜悅。”路演中，很多人問方勵，為什麼一定要做這部片子。方勵總說，是人的故事、情感打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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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途有好幾次，主創都覺得故事快講不下去了。
光是搜尋沉船就花了兩年時間。此前，香港一支水下考古隊曾去搜索殘骸未果。方勵解釋，因為當時航海定位技術不夠先進，日軍記錄的里斯本丸沉船座標有誤。
搜尋沉船還要用昂貴的儀器裝置。方勵2016年第一次去東極島時，在船上裝了一個幾十萬元的聲吶，在青浜島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內搜尋到一艘大型沉船，但無法確定就是里斯本丸。
2017年，方勵帶著更多海陸空的技術裝備前往東極島。透過一艘裝有磁探儀的無人直升機，他的技術團隊探測出沉船所在位置有一個巨大的導磁體，約為幾千噸鋼鐵。這與里斯本丸7000噸的噸位大體吻合。
之後，他們又用無人測繪艇搭載幾百萬元的聲吶，對沉船做精細的掃描成像，通過幾何尺寸對比歷史圖紙，確定了它就是里斯本丸。
搜到船後，方勵聽說當年參與救人的漁民只剩一位老人，倖存的遇難者老兵也只有一位，準備馬上開啟“搶救性採訪”。
這時，一位叫阿曼達·克里斯汀（Amanda Christian）的女士在媒體上看到方勵搜尋到沉船的訊息，從英國發來一封郵件。
方勵在一個深夜撥通了她的電話。兩人聊了一個多小時。電話中，阿曼達語氣激動，說自己的爸爸從小學一年級就失去父親，爺爺的墓沒有骸骨。
“這是個催化劑。”第二天，方勵就叫來公司的員工、影視界的朋友，說要了解當年船上的年輕人“經歷了什麼樣的故事”，準備開機。
攝影師袁則回憶，當時會上有20多個人，聽完都應和了幾句，但沒人鼓掌。“紀錄片就是個苦活累活。”袁則說，那時正是電影行業火熱的時候，方勵卻要做紀錄片，“必賠”。
2018年4月，方勵第一次去英國採訪遇難者的後人，接連探訪了幾個墓地，裡面都是空的。還有的戰俘連單獨的墓碑也沒有，只有一行小小的字交代了他可能的結局。“這個列兵也許被淹死了。”
“所有後代子女都想知道自己的爸爸在哪裡。這種期盼非常觸動你。”那幾天，方勵每天採訪完都會記錄自己的感受。他決心講述這些“充滿張力和人文情感”的故事。
但那時，他們只聯絡到十幾個親歷者後代，講大銀幕故事的素材不夠。思前想後，方勵決定在英國報紙上打廣告，尋找戰俘後人。但一個多月的廣告費高達200多萬元，團隊成員都勸他算了，“萬一沒結果，200多萬元直接打水漂了”。
他不願放棄。結果廣告發布後，團隊陸續收到380多位親歷者後代發來的郵件，還有一封來自加拿大，對方說，自己的父親威廉·班尼菲爾德（William Beningfield）是當年沉船的倖存者，他還活著。
“當時我們還在車上，聽到這個訊息每個人都嗨了。”袁則回憶，他們立即馬不停蹄趕往加拿大，威廉整個大家族的人也都專程趕來，坐在沙發上聽他講過去的故事。
採訪時，方勵沒有直接跟他聊里斯本丸，而是從老人年輕時當重機槍手的經歷聊起，問他槍管沒水了怎麼辦。老人家一下子樂了，說“我們撒尿”！從這句話開始，老人說“自己的回憶回來了”，向方勵講述了在里斯本丸上經歷的屠殺和救援。
“你不能光冷冰冰提問，要關心他，進入他的語境和生活裡。”為了拉近與後代親人的距離，方勵每次採訪前，都會帶著用無人測繪艇掃描出的里斯本丸聲吶圖，給他們講自己如何因電影知道里斯本丸，又如何搜尋到沉船位置，最終決定拍攝里斯本丸的歷史。“他們本能地就開始給你講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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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到2019年，攝製組前往美國、日本，找到了執行魚雷發射命令的機械師加菲爾德（Garfield）、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的後人，想知道他們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加菲爾德的兒女們說，父親得知船上押解的都是盟軍戰俘後，患上了戰後創傷應激障礙。很多年後，他專門去參加倖存戰俘的聚會，痛哭著向他們致歉，“我當時真的不知道你們在那艘船裡，我能看到的就只是一艘前面裝有炮的日本貨船……”
經田茂的兒女則絲毫不瞭解父親的故事，他們說父親服刑回國後，兩年沒有工作，整日唉聲嘆氣，一天抽5包煙，常含著煙睡著，最後因肺癌去世。
方勵後來找到這位船長在香港軍事法庭上的審判記錄。面對法官的審問，船長說，作為一個平民，他只能服從命令。他說如果軍官命令他絞死戰俘，他會從道德的角度反對，讓其他人來完成。他還想過將自己綁在船上，與船同沉。
“這是個悲劇人物。所有人都是戰爭的犧牲品。”
相比戰爭的殘酷，方勵更希望在片中傳遞人性的溫暖和光輝。
卡斯伯森（Cuthbertson）上尉在片中令人印象深刻：在2號艙計程車兵爭相爬出艙外、有人掉下艙底時，他站出來，讓大家有序逃生。看到有的戰友因受傷爬不出艙外，他又返回艙內，給戰友們最後一口酒、最後一支菸，減少他們死亡前的恐懼。
他幸運地逃下了船。但兩週後，他因照顧一位戰俘，染上白喉去世。
還有中國漁民救援盟軍戰俘的故事。方勵特意查閱過資料，當年島上不到100戶人家，沒有良田，靠魚蝦維生。在這樣的環境下，漁民們冒死將384個盟軍官兵安頓到一個廟裡，拿來小鹹魚，煮飯給他們吃。
“看看人間的情感有多動人，這是我最想分享給觀眾的。不光是珍惜和平，也要珍惜家人，珍惜自己的所愛。”
2019年，方勵完成了對120多位親歷者後代的採訪。採訪到最後一個家庭時，團隊都說素材夠了，不用再加。但一個美國年輕人兩次發來郵件，說奶奶當年離開香港時只有14歲，很希望方勵能去採訪她。為了滿足老人的心願，方勵帶著攝製組又飛了一趟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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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眼看不斷有老人離去，後期製作人員都感覺到緊迫感。但龐大的素材量讓他們犯了難：該如何講述這個故事？從什麼角度切入？
討論後，大家都覺得應該以方勵的主觀視角進入，但方勵很抗拒。“他覺得這麼大的歷史事件自己太無足輕重了。”攝影師陸一帆卻覺得，微觀視角恰恰動人。“他對這個事情感興趣，有條件、有責任感去做這個事，反而能讓觀眾感覺到態度。”
幾個主創團隊成員說，實際上，這個片子能做出來，並呈現出現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方勵本人的決斷和堅持。
比如耗時、耗資金最多的動畫製作部分。動畫師鍾德宏說，為了還原歷史場景，他們起初找真人實拍，進行三維建模，但做出來後，方勵覺得人物太過寫實，影響歷史感。
他們又選了9位軍人的照片，請雕塑家雕成三維的立體雕，然後用光學掃描，再數字建模，以呈現出一種“油畫般的質感”，並試做了兩分鐘的動畫，但大家一看，發現注意力都被動畫吸走了。
“讓人不動，鏡頭動。”討論過後，方勵果斷捨棄兩分鐘的動畫素材，10多萬元的製作費打了水漂。
剪輯時，方勵想呈現倖存戰俘最後一次看到戰友在水中的樣子，“最後一眼是最觸動我的”。但聯合導演和剪輯師都覺得太碎片化，不同意。多次爭吵後，方勵最終還是贏了，但代價是又增加幾十萬元的動畫製作費用。
“他很軸。可以為自己要做的事不顧一切。”陸一帆說，他接觸的很多製片人都會考慮一場戲投入的成本，但方勵不會，“他可以非理性地在這個事上花非常大的力氣、錢和時間”。
方勵自己也說，“我是個很感情用事的人”。2016年，他在直播宣傳導演吳天明遺作《百鳥朝鳳》時突然下跪，引發網路熱議。後來，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下跪是情緒所致，“話趕話”到了那個爆發點，“只要你們願意週末增加排片，讓我鑽桌子也行”。後來，《百鳥朝鳳》的票房從不到400萬元飆升至8000多萬元。方勵把票房收入都捐給了吳天明基金會。
也是出於感情用事，2019年秋天，方勵自費60多萬元，邀請遇難戰俘的直系後代前往東極島，參加“同父親告別”的悼念儀式。
2019年10月，盟軍親歷者後代在沉船座標海域祭奠親人。
現場來了14位老人。看老人們行動不便，方勵特意為他們訂了頭等艙，並專門向影片的歷史顧問諮詢了英國退伍軍人的悼念儀式流程，在活動現場擺上遇難軍官的照片。
當時唯一健在、參與過救援戰俘的漁民林阿根老人也被請到了現場。悼念儀式結束後，老人們又被請上船，前往裡斯本丸沉沒的海域，見父親“最後一面”。
袁則記得，當螢幕裡一點點顯示沉船的聲吶影像時，船艙裡安靜肅穆，緊接著是一段段抽泣聲。往海里撒下玫瑰花瓣時，老人們更是互相擁抱、哭泣，大聲同水下30米的父親告別。“70多年都不知道爸爸在哪，現在知道了。距離這麼近。”
採訪過程中，方勵最動情的一幕是聽到二等兵理查德（Richard Penny）的故事：理查德被俘後，給弟弟寫了一封信，內容只有三行，“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除了這個；永遠關愛、照顧我們的母親；她是這個世界上你所擁有的唯一的、最好的人。”
收件人當時還不到5歲，哥哥為了讓弟弟看懂，信裡全都用了大寫字母。後來，理查德的侄子說父親將這封信放在錢包裡很多年。
“我也有弟弟。所以我懂。那幾乎是理查德的遺言。”方勵說。
還有一位叫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的老人：他5歲時與在香港的父親分離，和哥哥、媽媽被疏散到澳大利亞墨爾本。1942年，母親從一位軍官那裡獲知丈夫登上里斯本丸的訊息，哭倒在門檻。1945年，母親收到丈夫死亡的正式通知書，之後積勞成疾，不到4年就離開了人世，當時羅恩才14歲。
“他的童年少年經歷了3次痛徹心扉的打擊。”採訪時，已是白髮老人的羅恩讀著父親寄給媽媽的信泣不成聲，攝製組的人也都落淚了。“我看到他就想起我父親。”方勵說。
方勵的父親也是5歲時就失去了自己的母親。那是一段沉痛的家族往事：1927年，方勵唱揚劇的奶奶因不被爺爺西安的家族接受，在揚州一帶絕望投江。方勵的父親曾多次前往揚州尋找母親的墳墓，都沒有找到。
此後多年，方勵見父親多次躲在角落裡掉眼淚，“心裡缺了一塊”。
2020年年初，眼見98歲的父親身體每況愈下，方勵借鑑在英國登報尋找親歷者後代的經驗，在揚州一家媒體登了整版廣告，替父尋母。
“家父平生最大心願就是找到奶奶家族後人，獲知奶奶安葬地點，親自前往祭拜，並望百年後合葬。”他在廣告裡說，如直接協助找到奶奶家族後人和墓地，他願以重金酬謝。
最後，他根據一條線索，找到了疑似奶奶的墳墓，只是限於技術原因，還不能確定墓主身份。但為了讓父親安心，方勵謊稱找到了奶奶，並設計了一個落有自己、父親、奶奶名字的墓地圖，打印出來一張大照片給父親看。當時，方勵的父親已經不能講話，但眼睛還能看到。
照顧老人的阿姨說，老人家去世3天前，曾嘟囔道，“媽媽回來了”。方勵感到欣慰。“他認為我替他找到了，能夠安息了。”
方勵說，正是因為父親，他“格外懂那些親歷者後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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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紀錄片在英國倫敦試映。當時，影片的動畫部分還沒製作完成，團隊先用黑白畫面填充了動畫缺失的部分。“為了讓老人們儘快看到。”
那天，近400位盟軍戰俘的後代從中國、美國、加拿大趕來觀影。年少時經歷3次打擊的羅恩·布魯克斯也帶來了兒女、孫輩，一家8口。“我的臉快被親腫了。”回憶那天的場景，方勵至今仍覺得感動。
很多人回去後給他寫感謝信。羅恩·布魯克斯的感謝信最晚發來。這位老人說，看完電影后他久久不能平靜，沉浸在對父親的想象、懷念中。今年1月，他離開了人世。
得知這一訊息，方勵徹夜未眠，悲傷的同時又感到欣慰，“老人家生前回顧了爸爸當年在運輸船底艙的遇難真相”。
2024年8月，《里斯本丸沉沒》在舟山東極島露天首映。
除了情感，驅動方勵做完這部片子的更大動力是“歷史”。“個人的情感很重要。但是它轉瞬即逝，只有歷史是長久的、永恆的，永遠不會流逝。”
他認為歷史對人的世界觀建構至關重要。19歲那年，他正趕上歷史動盪，對世界感到幻滅，活不下去的時候，歷史救了他。芬蘭史、瑞典史、丹麥史、荷蘭史，《艾森豪威爾傳》《肯尼迪傳》《戴高樂傳》，他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讀了這些書，他在字裡行間拼湊出“這個世界的真相”。
歷史讓他獲得穿越古今的自由。在西安碑林，他摸那些具有上千年曆史的碑石，想象每一塊碑石背後的歷史故事。看到一個山頭，他想的是“造山運動、岩漿噴發，多少億年前這山頭怎麼形成的”。
這也是他喜歡做編劇、從2000年起參與制作了十幾部電影的原因，“編劇就是天南地北穿越，遨遊世界”。
在他的世界裡，同人、歷史一樣重要的還有自然。1981年，他在東華地質學院應用地球物理專業讀大學，一次去浙江衢州實習，他坐在山頭上，看到旁邊石頭搖搖欲墜，“幾萬年都沒掉下去”，人間卻換了一代又一代。卡車在山腳像螞蟻一樣，他覺得“人太渺小”。再回頭一看，幾百萬年沒有風化的礦山，被“一個石頭能砸成肉醬的人”炸成碎塊，他又感到人的偉大。
36歲時，他順著墨西哥荒原自駕，一路走一路吹著暖風，看著遠處壯麗的晚霞、旁邊雄偉的科羅拉多高原，他感覺就像“被地球母親擁抱”。2003年，他去夏威夷，岩漿流到馬路上，同行人害怕，他心懷感恩，想到生命的起源，“（一種假說認為）海底的高溫熱液是第一個單細胞轉換的地方”。
“你用時空的宏大和你的生命體相比較，這個座標建立以後，你就覺得人間沒什麼大事。你活那麼短，有什麼好糾結呢？”
感受到歷史與自然的魅力，方勵一直痴迷於探測物理空間的未解之謎。2002年，他利用自己在行業的人脈和資源，找廠家建造了一臺聲吶信標定位儀，又找到全球有名的深海打撈和定位專家，幫助搜尋到大連“5·7”空難的黑匣子。
20世紀90年代，方勵還想過去探測秦始皇陵，並專門為此找過陝西省文物局。他還想搜尋20世紀80年代消失在羅布泊沙漠的科學家彭加木的遺骨，尋找在巴基斯坦泥石流中被掩埋計程車兵的遺體。
方勵說，製作紀錄片的過程中，他最興奮的時刻是找到第二個倖存老人威廉·班尼菲爾德，因為他是被中國漁民救起來的。“這就跟中國的歷史掛鉤起來了，這個故事的說服力也更強了。”
威廉曾說過，被救上船後，漁民們切蘿蔔給他吃。前年去東極島時，方勵無意從漁民口中得知，東極島土壤薄、岩石大，從未長過蘿蔔，威廉吃的應該是白番薯。方勵一遍遍公開講述這個細節，為驗證一個白蘿蔔的歷史開心不已。
他還為兩塊瓷磚跑去法國，尋找背後的故事。那是當年被救到島上的一個戰俘留下的，其中一塊儲存在今天東極島的博物館裡，還有一塊放在漁民家裡。方勵研究了瓷磚背後的法文，得知這是一個法國小鎮的名字，便帶著團隊去了法國。
他找當地歷史學家，見當地磚瓦廠的前員工，又去被英軍改造的醫院看磚塊的材質，都沒找到有關這塊磚的下落。
後來又過了一年多，方勵發現，有人在網上拍賣4塊一模一樣的磚，他特地找到拍賣者，得知這4塊瓷磚來自一個法國老奶奶的地窖。但線索也就止於此。
在敦刻爾克的沙灘上，方勵舉著這塊瓷磚的照片，想象這塊磚如何跨過英吉利海峽，遠渡重洋到了香港，又上了里斯本丸，經過沉船、落水，最終到了東極島漁民的手裡。
還有一枚戒指的故事。這枚戒指是當年留在島上的3個戰俘送給漁民的紀念禮物，經過3代人的傳承，還完好儲存在漁民家裡。方勵透過尋訪倫敦珠寶鑑定商，採訪戰俘的朋友，最終確定戒指的主人是一位叫吉姆·法倫斯（Jim Fallence）計程車兵。
他“一戰”時在皇家海軍陸戰隊當號兵，戰爭結束後跑到上海、天津的租界當警察，20世紀30年代又到香港當警察，會說上海話、粵語，這也是他沒被日軍帶走的原因。
從里斯本丸上倖存、回到祖國後，他又去參軍了，還當過很多年酒保，獨身到104歲離世。
方勵說，紀錄片只呈現了20%的素材，還有很多故事沒有被講述。
其中一個故事一直令他念念不忘。它發生在遇難士兵最多的3號艙。3號艙位於船尾，船被擊沉後，這裡最先進水，艙內舷梯斷裂，200多個士兵被困死在這裡。
士兵羅伯特·比林厄姆（Robert Billingham）幸運地逃了出去，但他的好朋友哈里·梅斯（Harry Mace）因為肥胖卡在艙口。危急時刻，羅伯特顧不上日本人的瘋狂射殺，一次次深呼吸，扎入水中，想把好朋友拉出來。但水卻越升越高，直到淹沒哈里的脖子。羅伯特不得不放棄，並在最後時刻握了握朋友的手。
限於影片篇幅，團隊還有200多個親歷者後代家庭沒有采訪，方勵希望，未來能採訪完這些家庭，建立一個數字紀念館，永久儲存他們的故事。
2018年，方勵去英國海軍陸戰隊俱樂部採訪，一個老人聽說他們要拍紀錄片，追出來，給了他們10英鎊。“那是我們收到的唯一一筆捐款。”如今，這張紙幣被裱起來，掛到了公司牆上。
為了製作這部紀錄片，方勵聲稱賣掉了房產，幾家參股的影視公司也因資金不夠停止運營。“我現在租房住。”
觀影人群裡，方勵最好奇00後的反應。“他們被短影片轟炸這麼厲害，我好奇我們的影像還能不能抓住他們。”在武漢兩個大學路演時，聽到很多00後發言說“淚奔”，他“特別開心”。
他在路演時公開自己的微訊號，透過好友申請時“手都摁酸了”，挨個給人發握手的表情。“人家來看你的電影，你要尊重別人，感謝別人的認同和共鳴。”
方勵喜歡和年輕人交流。10年前，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對年輕人說，要當自己人生的船長，不管是風平浪靜還是驚濤駭浪，“我說了算”。很多年輕人被他打動，還有人聽完他的演講第二天就辭職了。
2022年，他又去那裡演講一次。一個女孩說，辭職後，撞了南牆，多年過去，南牆還在，但我們有了故事。“多好的話。不是我一定要爬到那兒才算成功，我們有了故事就有了生命的內容。”
他對年輕人還是那個態度。“不要等，不要猶豫，人生很短，心願是最珍貴的，錢是最簡單的事，要拿錢換情感，換快樂，換幸福。”
他說下一件事是尋找馬航的遺骸。“我有個員工的父親在馬航上，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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