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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中國，腐敗一直是難以解決的痼疾，歷朝歷代，為了反腐絞盡腦汁，但效果皆不盡如人意。
朱元璋是反腐最厲害的皇帝，他規定貪汙60兩以上就要處以死刑，規定老百姓一旦發現貪官，可以自行將其扭送到京城，地方無權阻攔，為了震懾官員，他還將貪官汙吏的皮剝下來，以儆效尤。
據統計，朱元璋任內殺死了1-1.5萬官員，而當時大明朝全國的官員編制不過2萬人，官員的死亡率達到了驚人的50%。
即使朱元璋如此狠辣，貪官汙吏還是絡繹不絕，官員們彷彿像敢死隊一樣，奔向朱元璋的屠刀。最後連朱元璋自己都絕望了，感嘆：“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治癒重而犯眾多！”
朱元璋死後，大明朝的吏治迅速垮塌，明朝也因此成為最腐敗的朝代之一。朱元璋的悲劇似乎彰顯了腐敗在秦制下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
那麼，為什麼腐敗無法根治，還愈演愈烈的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1、權力與財富高度不匹配。
2、皇帝並不真正喜歡清官。
首先，官員的權力是很大的，這個權力不是指對上的權力，而是對下的權力。
中國古代的政治演變邏輯，整體是加強皇權，削弱臣子對皇帝的制衡，從春秋的貴族，到魏晉的門閥，再到宋朝後計程車大夫，再到朱元璋廢除丞相，雍正設立軍機處，臣子的權力一代比一代弱。
皇帝還發明瞭一套分權制衡之術，西方有三權分立，我們的分立更多，只是這個分立是在皇權之下，為的是讓臣子互相制衡，進而穩固皇權，與西方分權的初衷相反。
到了明清，官僚集團完全成了皇帝的奴才，統治架構徹底變成一群受寵的奴才統治一群不受寵的奴才，上到一品大員下到平頭百姓，皇帝都可以平等治罪。
但是對皇帝弱小不代表對老百姓無權，在對下方面，官員的權力一直是很大的，古代叫父母官，縣官對於一縣的百姓可是有生殺大權，當地的富戶一般也是待宰羔羊。
那些不怕縣官的大戶，一般也是家裡有人在朝中做官，那種家中無功名的富戶，只能透過行賄來買得平安。
相對於官員擁有的權力，他的薪水卻是很低的。
比如明朝，朱元璋制定的俸祿水平是極低的，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到中後期，更是拿外國進貢的胡椒蘇木來充當俸祿，惹得官員們叫苦不迭。
明代的清官窮到什麼程度？比如洪武朝弘文館的學士羅復仁，朱元璋去他家微服私訪時看到他站在折了一條腿的木梯上填補粉壁，弄得灰頭土臉，搞得朱元璋十分同情，賞了他一套大宅子。再比如官至正三品的通政史離職時，竟然“貧不能歸”，只能變賣四歲的女兒。
到清代，官員的法定俸祿仍然很低，不能滿足日常開銷，比如張宏傑就曾計算，曾國藩在翰林院做檢討時，年收入為129兩左右，年支出卻達到了608兩，沒有額外收入根本活不下去。
那麼為什麼官員總是入不敷出呢，根本在於歷朝歷代只考慮了官員的基本生存需要，沒有考慮其它花費。
比如官員們在官場要打通關係進行應酬，這就要花錢。
官員們還要負擔一部分下屬的工資，比如師爺、賬房和家僕。在明清時期，朝廷不負責小吏的俸祿，很多小吏的工資都是從地方稅收中截留還有官員自掏腰包，這就決定了朝廷那點工資根本不夠。
而且這裡還有人性的因素，漫長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權錢註定不分家，有權的人一定會追求有錢（除了極少數），至少要過上相對富裕的生活。一個掌握別人生死的人比一個普通小商販還貧窮，這是有權之人絕對無法忍受的。
古代官員掌握的巨大權力就決定了他們的財富胃口不會小，要想讓所有官員的工資都和其擁有的權力匹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就是高度富裕，財政收入龐大的宋朝也只能對中高階官員高薪養廉，但廣大低階官吏仍然是薄俸制。
要想讓官員的權力和財富匹配，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削弱官員的權力，讓議會掌握大權，並加強外部監督，正如英國，另一個如新加坡，進行高薪養廉，但新加坡是小政府，人均GDP又極高，生產力不是古代中國能比。
實際上在秦制國家，有一個根本矛盾，那就是官僚隊伍的擴大總是超過財政擴張的速度，朝廷永遠無法完全支付維持官僚系統的經濟成本。
相對於中世紀的歐洲，帝制中國的統治成本要高得多。要想擴大皇權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控制越嚴密，需要的官吏越多，成本自然水漲船高，而秦制國家的造血能力又總是不足的，過度的汲取往往會損害民間經濟的活力，加上官僚隊伍天生的部門主義傾向，最終總會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既然朝廷無法覆蓋隱性的成本，官員們自然會自己解決，這直接導致了貪腐問題的無解。
除了權力財富不匹配的問題，還有一點經常被人忽視，那就是皇帝並不真正喜歡清官。
乾隆明知道和珅是鉅貪，還要用和珅，《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對海瑞說黃河要用，長江也要用，濁流也有作用。皇權的特性決定了貪官的生態位比清官要大的多。
什麼是清官，其實就是堅信儒家價值觀的一群人，他們“從道不從君”，真的相信君主要為天下百姓負責，還認為自己有義務勸說君主奉行正道。
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古代一直是外儒內法，皇帝並不是為百姓服務，他考慮百姓更多是站在“社會穩定”的角度，他的更多行為是出自私心。很多時候，清官和皇帝的想法並不一致，甚至經常對著幹。
比如嘉靖皇帝要把控朝政，斂財修道，清流們就反對，只能用嚴嵩。萬曆皇帝要搜刮民財來修建宮殿，清流們也反對，只能讓太監去幹。宋高宗想和金人議和，岳飛就反對，只能用秦檜。
除了不聽話，清官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皇帝沒有他們的把柄。
韓非子說君主要控制臣子，必須胡蘿蔔加大棒，臣子懼怕君主的刑罰貪圖君主的賞賜，也會完全執行君主的命令。但是那些講道德到極致的清官恰恰不在乎這兩點。
比如海瑞，你要殺他，他不但不生氣，還覺得自己是文死諫，能青史留名，你要賞他，他也不在乎，寧肯清貧，穿打補丁的衣服。
再比如岳飛，趙構怎麼威逼利誘都不聽，就是要收回故土，迎回二聖，還深受士兵愛戴。
對於君主來說，這些清流某種程度成了“無敵之人”，君主已經沒有手段可以控制他們。海瑞沒有兵權威脅還不大，岳飛有了兵權，皇帝出於安全只能除掉他。
（岳飛海瑞，兩個無敵之人）
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古代很多官員甚至會“主動貪汙”，以向君主表示自己貪圖富貴，沒有野心，以此求得自保。
比如秦楚決戰時，王翦在出徵前故意向嬴政要田產，數量是獅子大開口，嬴政不僅沒生氣，反而十分放心。後來他的部將不解，詢問王翦，王就說其實自己並不是真的在乎錢財，而是一個貪圖利益，把柄在大王手裡的人，大王才會放心。
再比如劉邦奪取天下時，蕭何最初為官清廉，老百姓交口稱讚，最後這段話傳到了劉邦耳朵裡，蕭何知道後萬分驚恐，立即開始貪汙，老百姓紛紛告狀，劉邦聽了卻十分高興，說有這樣的人為我治理後方我就放心了。
只要蕭何貪圖享樂，自毀名譽，劉邦就有他的把柄，自然無需擔憂他形成威脅。劉邦奪取天下後，開始清洗功臣，貪汙的蕭何位極人臣卻能平安落地，與這股智慧息息相關。
這樣憋屈的互動不止發生在古代中國，在其它實行類秦制的國家，如東羅馬帝國，也經常發生。
當時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開啟了收復失地運動，名將貝利撒留只用1萬多人就接連收復北非和義大利，貝利撒留得到士兵的擁護，回到首都君士坦丁堡更是萬人空巷，儼然是全國的明星。
對於貝利撒留的功績，查士丁尼不僅不感冒，反而疑心重重，多次在戰役的關鍵時刻召貝利撒留回首都，然後就軟禁起來，最後貝利撒留甚至被懷疑謀反直接下獄，最後在妻子的活動下才勉強脫身。
在專制主義下，功高蓋主，沒有把柄的臣子處境是最危險的，遠比貪汙要危險的多。試想如果所有臣子都像海瑞岳飛那樣，皇帝還能為所欲為嗎？皇權還能保障嗎？那不真正成了天下人的君主。
殘酷的政治邏輯決定了皇權專制無法根除腐敗，要想真正遏制腐敗，必須用現代的思路和辦法，光從故紙堆中找答案，一定是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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