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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讀歷史，總有一個問題想不明白，那就是為什麼入侵中國的胡人總會被漢人同化，為什麼胡人君主總會背叛自己的民族，主動靠攏“漢制”，而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卻在蠻族入侵的浪潮中徹底覆滅。
人類歷史上，似乎只有中國在反覆上演“征服者被同化，並藉由被征服國家借殼上市”的戲碼。一代又一代的胡人君主，都在征服漢地後拋棄了部落的文化和習慣法，選擇用漢地的“秦制”取而代之。
從南北朝的“孝文帝漢化”、“六鎮之亂”，再到後面的遼金，元朝、滿清的建立，都是同一個劇本的回放。這些劇本中，元朝的漢化最讓人耐人尋味。
與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不同，蒙古帝國的疆域遠遠超出了中國，它還征服了中東、俄羅斯和中亞，它的疆域內至少包含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漢文明三大文明，相對於過往和未來的胡人，蒙古人有充分的素材可供借鑑。
正因為見識過文明的多元性，初期的蒙古人對漢制並不感冒，蒙古人在征服華北後，沒有沿用金國的流官制度，反而採用了蒙古式的分封，蒙古人大量冊封漢人軍閥為世侯，讓他們代理蒙古人進行統治，這些軍閥在領地內享有大部分自治權，並可以將身份傳給後代。
漢人世侯中，勢力最強的包括真定史氏、東平嚴氏、益都李氏、順天張氏等，在忽必烈討伐阿里不哥、南下伐宋的戰役中，他們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成吉思汗起初讓木華黎統治金國故地，之後到了窩闊臺手裡，之後是忽必烈。
就現存的史料看，忽必烈本人對漢文化的興趣相當有限。忽必烈似乎不能說流利的漢語，更不用說詩詞歌賦和四書五經，忽必烈在位時也沒有恢復科舉，而是採用世襲、察舉等方式選拔人才。
雖然不通漢話，但忽必烈對漢地的統治秩序爆發了濃厚的興趣，這直接導致了他和堅持舊制的阿里不哥的矛盾。忽必烈在晚年，越來越傾向採用漢人的政治制度，他開始採用士大夫的建議，一手打擊蒙古本位主義，一手打擊原先分封的漢人世侯。
這裡要解釋下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蒙古人的傳統和漢人迥異。
在家族繼承法上，漢人士大夫推崇嫡長子繼承製，而蒙古則是“幼子守灶”，最小的兒子繼承父母的家產。
雖然家產是幼子繼承，但蒙古帝國的大汗之位，並不是按照家產繼承的原則，大汗不是世襲，而是要由蒙古各部組成的忽裡勒臺大會選舉產生（必須在喀拉和林舉辦）。前任大汗的兒子不一定能取得汗位。
相對於中原皇帝，大汗的權力也比較有限，他沒有一支強大的官僚隊伍，蒙古歷史上也從未存在流官制度。蒙古人統治，仍然依靠分封和代理統治，蒙古人通常並不深刻干預當地民族的生活秩序，只要他們不武力反抗蒙古人，並按時交稅。
在中東、東歐和華北，蒙古人都普遍承認當地貴族、軍閥的自治權，他們和蒙古統治者只是委託-代理或效忠關係。這種鬆散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大汗對全國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忽必烈在漢地接觸到漢法、漢制後，很快發現蒙古制度不利於自身利益。按照蒙古繼承法，身為託雷幼子的阿里不哥比自己這個託雷現存長嗣更有繼承權。（忽必烈是託雷四子，但哥哥們都已去世）而漢人的長幼有序更符合自己的心意。
忽必烈還發現，從權力鬥爭的角度，漢地和金蓮川幕府才是自己的基本盤。由於蒙古幼子守灶的傳統，哥哥蒙哥很早就讓阿里不哥成為攝政，讓他親自統領首都喀拉和林，蒙哥和託雷系的蒙古軍隊，也大都落在了阿里不哥手中。
與弟弟相比，忽必烈在蒙古勢單力孤，他的基本盤在漢地。忽必烈一直經營漠南，控制燕京，最大的支持者是統治契丹、金國故地的東道諸王，這些地區普遍漢化較深。
這種權力格局註定了，忽必烈要想獲得權力，必須依賴漢地，而且要很大程度跳脫出蒙古傳統，畢竟按照蒙古傳統，忽必烈絕無獲勝的可能。
為了對抗阿里不哥，忽必烈採用了漢人士大夫的建議，在漠南召開了一個“偽”忽裡勒臺大會，並在支持者的擁立下成為大汗，忽必烈用的理由就是“以賢以長，當有天下”。這是漢人士大夫教給他的。
忽必烈在漢人狀元王鶚的幫助下還頒佈了一份詔書，公然挑戰蒙古舊制，稱“祖述變通，正在今日”，他認為蒙古的制度是“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他謀求建立一種“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的蒙漢二元秩序。體現了效法漢法的決心。
忽必烈隨後還建立了正式的漢式年號“中統”，即中原正統，並在詔書中稱自己是“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忽必烈已將自己列為歷代漢人皇帝的繼承者。這代表忽必烈正式以中原皇帝的身份挑戰阿里不哥。
隨後，阿里不哥經由合法的程式也在喀拉和林成為了大汗。蒙古世界一時間出現了兩個大汗。
雖然阿里不哥的蒙古支持者更多，但阿對他們的控制力較弱，無法迅速調動兵力，而且蒙古缺乏資源，難以支援消耗戰，加上阿里不哥本身缺乏經驗，最終輸給了擁有中原物力、人力支援、汲取資源更有效，同樣擁有蒙古騎兵的忽必烈。
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直接導致蒙古傳統的崩潰，由各部族選舉大汗的忽裡勒臺大會逐漸衰落，蒙古帝國四分五裂，各部逐步和被征服者的文化融合。
也就在這時，忽必烈決定仿照中原歷代王朝，將大蒙古國國號改為元朝，並稱成吉思汗為太祖聖武皇帝。忽必烈還取消了喀拉和林的首都地位，將燕京定為中都，後為大都，這正式標誌忽必烈將統治中心帶到了中原，決心靠攏漢法。
元朝的建立，讓兩個勢力走向了終結，一個是蒙古人最開始分封的漢人世侯，以前蒙古人採用蒙古制度時，他們在領地上自治合情合理，但現在蒙古人決定採用漢法，重用漢人士大夫，那必然要剝奪他們的權力。
秦以後，漢地一直實行郡縣制，分封在士大夫看來是歷史逆流，嚴重威脅了皇權，而且與士大夫流官在地方上形成了互斥，有這些軍閥存在，士大夫就沒法掌握地方行政權。而且自宋朝後，漢地一直重文輕武，士大夫普遍認為自己比“丘八”更有地位，更有資格治理天下，因此他們與漢人世侯視同水火。
最後，忽必烈站在了士大夫一邊，開始對世侯削藩，恢復中原統治秩序的常態，隨著李璮之亂的平定、王文統之死、史天澤主動交出兵權，忽必烈成功削藩，來了一個蒙古版的杯酒釋兵權。
漢人世侯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末日到來恰恰是因為忽必烈開始實行漢制，反而在蒙古人的制度上，他們能夠維持權力。
除了漢人世侯，南宋也在陰差陽錯間走向了終點。南宋的滅亡，從不取決於自己，而取決於蒙古人的態度。
在忽必烈漢化前，南宋還有活路，因為在蒙古帝國看來，並沒有滅掉南宋的必要理由，南宋對蒙古帝國只有經濟價值沒有政治價值。當年蒙古佔領華北後，並沒有立即南下，反而是集中大部分兵力西征，這充分表明蒙古制度下，蒙古人對南宋的興趣有限。
甚至在蒙古制度下，南宋也不是沒有生存的可能，南宋大可以效仿莫斯科公國向蒙古稱臣納貢，蒙古人大機率還會像對待漢人世侯那樣，保證南宋君主的自治權力，反正南宋曾經稱金國為父親，再稱蒙古人為爸爸又能怎麼樣呢？
但是忽必烈奉行漢制，改稱大元后，就必須要滅掉南宋，因為在中原價值觀中，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世上只能有一個天子一個天朝。蒙古人要想樹立自己的中原合法性，就必須要滅掉自詡為天朝的南宋。
就算忽必烈自己沒興趣，漢人士大夫也會力勸他滅宋，因為懷有天朝觀念計程車大夫決不能容忍兩個王朝並存，如果新王朝不能被正名，他們就無法擺脫漢奸和叛臣的稱呼。滅宋自此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南宋君臣就這樣走向了末日。
忽必烈就此完成了蒙古大汗向中原皇帝的華麗轉身，他的後代會繼續沿著這條路前進。但歷史最終證明，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學的還不夠，跟後面的滿清相比，他們對漢制的理解還是太淺，朱元璋說元朝“失之以寬”，直接點明瞭要害。
忽必烈的故事，為我們彰顯了一個胡人君主蛻變的過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胡人君主選擇漢化不是因為漢字、詩詞歌賦、四書五經這些漢文化，而是因為主張皇權專制、編戶齊民、流官制度的漢制。在很多表述中，漢制也叫秦制，即秦朝開創的制度。
對胡人君主來說，在政治上採取漢制可以幫他們集中權力，掃清不服從管理的貴族，並賦予他的後代穩定的繼承權。胡人君主或許看不起漢人，對漢文化也毫無興趣，但他們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都必須要採取漢制。
從南北朝到清朝，這樣的戲碼無數次上演，部落中握有軍權的君主或野心家，選擇“背叛”民族的傳統，他們和被征服的漢人士大夫聯手，降服了不服從的“同胞”，並在漢人士大夫的擁護下成為新的中原皇帝。
到了清代，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清朝皇帝一邊剃髮易服，羞辱漢文化，一邊卻清承明制，幾乎完整繼承了漢制。
不要看乾隆天天說“保持滿洲舊俗”，但他聚焦的不過是騎射、祭祀禮儀這些表面功夫，至多是一種宣傳，對於後金時期的八王議政、八旗民主，他是絕不會倒回去，他反而沿著明朝的道路，進一步加強皇權專制，乾隆擁有的權力，即使是明朝皇帝，也感到汗顏。
讀懂了這段歷史，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漢地能一次又一次的同化征服者，因為沒人能拒絕權力的誘惑，尤其是那些驍勇善戰的軍閥，在皇袍面前，任何認同都顯得那樣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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