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寫詩作文一直有詠史傳統。後來有了電影，中國電影人也愛用電影講存亡之理，論興替之因，用所處時代的眼光重新解讀歷史。如果幾十年後有人做這樣的電影梳理，《長安的荔枝》都應該是繞不過去的一部。
乍一看，《長安的荔枝》是講荔枝是怎麼運來的，實際上，它所講述的是盛唐如何衰敗，借一個小人物的生死奔波，揭開“安史之亂”前大唐表面錦繡下的千瘡百孔，是“顯微鏡下的大唐”。
那麼電影中，大唐是怎麼由盛轉衰的呢？
01.
誰是“罪魁禍首”？
主角李善德出場就帶出了許多資訊。他是弘農郡舉薦到太學的才俊，是聰穎上進的青年中的一員，24歲以明算科及第。不過，他雖然兢兢業業，但38歲依然九品，因為朝廷重文輕算，明算科出身者毫無升遷希望。
“重文輕算”是馬伯庸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治理的重大問題，國家管理缺乏精確資料，缺乏實證精神，在《顯微鏡下的大明》《兩京十五日》《風起隴西》等書中，馬伯庸都或正面或側面地呈現了這種文化偏向如何導致治理效率低下、資源浪費以及專業人才被埋沒，最終，整個社會，尤其是底層，來承擔治理失敗的沉重結果。
《長安的荔枝》中，馬伯庸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尤其直接、深入，也極具批判力度。隨著荔枝的差事派下來，大唐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
荔枝使承擔的職責是，要在貴妃生辰前，從嶺南運來新鮮荔枝。嶺南距離長安路途遙遠，而荔枝“一日色變，兩日香變，三日味變”。
首先，“荔枝使”這個體系外職責的設立本身就是問題。原著中說：“這幾年以來，聖人最喜歡的就是跳開外朝衙署，派發各種臨時差遣。……這些使職都是臨時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為是直接給聖人辦事，下面無不凜然遵從。其中油水之豐厚，不言而喻。”
上行下效，皇帝跳開官僚體系和律法規則，大太監也跳開，權相也跳開，可想而知，各地節度使在轄地也跳開，於是，基層官吏和底層民眾要承擔來自五花八門的上級的各色要求，更可怕的是，這些需求常常相互衝突。
接了荔枝使的李善德，並沒有一路綠燈，相反，是步步艱辛。一方面，固然因為各級官員尸位素餐，另一方面，這也是各級官員對各色“大使”的消極抵抗。
原著中，一位官員這樣表達不滿：“聖人近年來喜歡設定各種差遣之職，因事而設，隨口指定，全然不顧朝廷官序。這些使臣的一應開銷，皆要從國庫支錢，卻只跟皇帝彙報，可以說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監之中。結果是什麼？度支無從計劃，藏署無從扼流，比部無從稽查，風憲無從督劾。我等只能眼睜睜看著各路使臣揣著國庫的錢，消失在灞橋之外。”
荔枝使的艱辛，折射出君王統治的鬆動，曾經締造盛世的天子，對帝國的掌控早就不是如臂使指。叛亂的前奏，就是這樣一處又一處不起眼的，從消極執行，到違抗聖命的試探。等到封疆大吏確認，王座上的老虎已經睡熟，盛唐很快就將陷入藩鎮割據。
李善德原本以為，沒有轉運之法，是死路一條，卻沒料到，有了轉運之法，面臨的局面更加危險。因為從魚內侍到右相、到戶部、禮部、太僕寺，做事的邏輯都是：事無希望就推諉，若有希望就爭功，爭功不成就破壞。
因為推諉，請假看房的九品小吏被這個必死的差事砸中。皇上的要求荒唐，就找只替罪羊，殺了，反正不能打皇上的臉面，不能犧牲自己的榮寵。
因為爭功，測出轉運之法卻不懂好處均沾的荔枝使，像皮球一樣被各個衙署踢來踢去，甚至鋃鐺入獄。爭功不成的破壞，就更可怕，嶺南五府經略使帶兵“請客”，魚內侍於商州道設伏截殺，截殺不成，還要在生日宴上，攔住貴妃伸向荔枝的手。
李善德兩次往返長安與嶺南的見聞，展現了大唐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社會圖景。赤地龜裂，流民不絕，山賊橫行，流寇攔路，驛夫赤貧，村落凋敝，附戶苦不堪言，內監、權相相爭，百官淪為家奴，國法、流程只能為難老實人，在強者面前，突破流程才是臉面，做官要懂和光同塵、好處均沾、花花轎子眾人抬。
運送無解之時，李善德曾真的希望把事做成，但真的做成了，李善德反而更加痛苦，因為這成功的代價太大，大到幾乎擊碎了這個立志“為民做官”的中年小吏的良心。李善德見到了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權力，知道了流程是“強者不用遵循的規矩”。他辜負了真心相托的友人，把荔枝園砍得滿目瘡痍，8個驛站驛夫逃亡，周圍村落消失……
電影有個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對比非常精彩。轉運測試時，1500貫錢的民間經費，幾匹馬，幾個騎手的規模。得到右相令牌後，10斤荔枝的需求被層層加碼，砍了200棵樹，長到首尾不能相見的馬隊，經過時地動山搖，聲勢浩大得彷彿在發動一場戰爭。
而這場以無數村落凋敝、騎手橫死、馬匹倒斃、耗資數萬貫的極限接力的結果，只是一小碟生日宴上不起眼的水果，淹沒在眾多蒔花鮮果中。貴妃伸了伸手，還沒拿起來，就被安祿山之子的舞蹈吸引走了注意力，右相混合著尷尬、失望與怒氣，抽動了一下嘴角。
作為商業電影，《長安的荔枝》提供了兩種爽感。一種是智力的爽感，用地理、保鮮技術和運籌學的精妙結合，解決五千裡運荔枝的不可能難題。另一種是小人物爆發的爽感。李善德怒斥右相，把這一路的見聞，二十載不得志的憋悶，都在對右相的怒斥中爆發了出來。
他擊破了右相“不勞一文，而轉運饒足”的洋洋得意，直言“天下銀錢皆有定數，取之於民用之於上”的荒謬，最後問出，荔枝與國家，孰輕孰重。
當然，仔細想來，僅讓右相一人承擔斥責並不公平。若論罪魁禍首，當屬從未正面現身的玄宗。權監魚內侍、稱霸南國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實事推諉花花轎子搶著抬的各部各級官員，沒有誰是無辜的。
至於取之於民，用之於上，轉運一場荔枝還能幫聖人賺錢的右相，這無非聖人斂財的家奴罷了。
02.
不是貴妃，而是帝王的慾望
電影《長安的荔枝》完全擺脫“紅顏禍水”的敘事。電影結尾和原著不同，這是一處重要的改動：原書中，右相說貴妃很喜歡荔枝，以後進貢成為常例；電影中，貴妃根本不在乎荔枝，在乎荔枝的，是自戀的皇帝、媚上的右相和爭寵的太監。
動員整個帝國的能量送一盤鮮果，是皇帝滿足全能自戀的方式。荔枝不是貴妃的慾望，把荔枝跨越5千里送給貴妃，是帝王的慾望。
當然，更體現電影女性觀的，是阿僮和李善德的夫人鄭玉婷兩個角色，她們是樸素智慧的化身，她們勇敢、堅韌，比男性更清醒、也更忠於內心。
阿僮曾問：這荔枝非要吃嗎？運到長安還能好吃嗎？荔枝，在聖人眼裡、內侍眼裡、相國眼裡都不僅僅是荔枝，它是無所不能的證明，是為聖人籌謀的功績，是邀寵的籌碼，但在阿僮眼裡，荔枝就是荔枝，一種水果，不好吃，就失去荔枝的意義。這是看山仍是山的佛性，阿僮永遠直接、清澈、明心見性。
阿僮用兩個字，完成了頭腦清晰的正常人對“權令智昏”的瘋子的反諷，也是女性對自戀男性的嘲弄——“有病！”她不被宏大敘事所蠱惑，她熱愛父母手種的每一棵樹，熱愛身邊的族人和朋友，過真實而具體的生活。永遠和佛像一起出現在畫面中的右相，其實毫無佛性，而侗女阿僮，真有佛性。
阿僮曾勸李善德，別回長安，把妻女接到嶺南，不信皇帝還能找到這裡來。李善德不以為然，沒想到，阿僮一語成讖。
阿僮出現的場景，常有一隻狸花貓。倔強，獨立，自由，誰都不能豢養，權力也不能讓她屈服。這樣的阿僮自然是有脾氣的，整整一年，阿僮都沒有原諒李善德砍樹，但善待了隨他流放的妻女。
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是鄭玉婷，一位能打男人絕不內耗的盛唐悍婦。她絕不是耗子扛槍窩裡橫的那種女人，她不僅打夜不歸宿自家男人，也敢在宮門外打誣告丈夫的劉署令，還要打說老李是大傻子的蘇源。
她的暴力非常有趣，是那種有火當場發，打過就揭過，絕不再翻舊賬，晚上還能愉快嘮嗑的“即時懲罰”，怪不得這巴掌讓李善德安心。
鄭玉婷小事急脾氣，但每臨大事有靜氣。她早看出李善德去嶺南的差事不是易事，送行時毫無表露，只要了嶺南的木棉花，讓李善德帶回來。她知道，李善德承諾的就一定能做到，讓他做這個承諾，他就會守諾回來。
貴妃生日當天，作為人質的鄭玉婷，在兵士的森森刀光中，冷靜從容。春明門通往興慶宮的大道上，火紅的木棉花瓣從李善德劃破的包袱裡散落，一路飄飛，這是全片最浪漫的鏡頭。當然，這還遠不是鄭玉婷的高光。
鄭玉婷的高光在嶺南。兩位美好的女性相逢，阿僮問從長安流放到嶺南，怨不怨李善德，鄭玉婷說，他在找右相攤牌前，徵求過我的意見。所以，面斥右相的名場面裡，也有鄭玉婷的血性和膽魄。她用懂得，成全了丈夫的良心，也坦然接受後果，“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長安。”
比起劇裡所有的男性，這兩位女性顯然更懂生活的本質。永恆的女性，引導人類上升。
03.
唏噓和嘆息也是對喜劇的敬意
對於友誼，電影比小說更溫柔也更理想化。電影把蘇諒從一個老謀深算的商人，改成了有錢人家的二兒子。一方面為了讓角色適合白客。一方面也是讓角色更合理——這樣不計回報、成全朋友的少年氣，要出現在年輕人身上。
小說裡，李善德和蘇諒徹底決裂。而電影裡，蘇諒關鍵時刻駕船救急，將李善德送到商州道，飄然遠去。
電影還給蘇諒設定了一個叫蘇源的哥哥。“蘇源”與“蘇諒”形成直白的諧音梗，讓李善德最終獲得“原諒”。更有趣的是，電影給了蘇諒一個結局：去波斯發了家，做了比哥哥更大的生意。被哥哥壓制的蘇諒最終衝破心結，在波斯成為比兄長更成功的商人。
這一結局不僅完成角色成長，更暗諷大唐營商環境之弊。可見，商人成敗，終究取決於土壤。
影片也不是全無問題。如果細究，趙掌書帶兵來抓李善德，那一段“加勒比海盜”風格的追逃，雖然畫面精彩，但結局詭異。
按理說，嶺南五府經略使如果真想抓人，絕不可能讓這3個人輕易逃了，官兵也不至於被幾個爆竹、幾盤顏料擋住。但這一段的落點對整個電影非常重要：李善德在花盆攻擊中獲得靈感，想到整枝砍斷延長保鮮時間的方法，所以影片快速進入最後一次實驗，觀眾也就忘了這一處的不合理。
大鵬拍的仍是喜劇，雖然“畫餅”“摸魚”等現代職場梗放在唐代是否高階，是見仁見智的事。本片喜劇性的核心在於“盛大荒誕”的架構：一群人以近乎史詩的規模，執行一項微不足道的荒唐任務。這群人越認真，付出的代價越大，這件事越荒唐、越無關緊要，喜劇的張力越大。
大鵬對這個巨大的荒誕，有充分的自覺，他借自己飾演的李善德之口，兩次直接點出這種荒誕。一次是黃草驛，驛夫問他“一路奔波是在做什麼”，他說“可能在作死”。一次，是他算出轉運之法，卻被誣下獄，獄友問，為啥進來的？他說“因為一些，水果”。
在殘酷的喜劇面前，觀眾是不需要笑出來的，尤其當我們代入那些作為大業的“代價”而犧牲的小人物的時候。有時候，唏噓和嘆息也是對喜劇的敬意。
參考資料：
《長安的荔枝》馬伯庸 | 湖南文藝出版社
撰文：劉睿
編輯：汁兒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配圖：《長安的荔枝》電影版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