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郊的這座草堂，也承載著兩代人的記憶。父母的草堂，是成都大學裡的年輕人來這裡讀書散步，書寫一座古城的“少城春秋”；我的草堂，是冬天的臘梅與鐵腳海棠，春天的紅梅和白梅，是父親教我《三吏三別》，是碑亭裡果親王親筆“少陵草堂”，譜出一曲《梅花三弄》；弟弟的草堂，是放學後跟同學從茶社從密道潛入園子，在石桌和庭廊間做作業，滿園子撒歡，記載一段“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快樂童年。

沿中軸線，詩史堂在第三進，是草堂的主體建築。大廳的正中擺放著雕塑家劉開渠先生以寫實手法刻畫的杜甫塑像。兩邊有民國時期的杜甫泥塑，廊柱上掛滿詩詞楹聯。1962年，中國曾發行紀念杜甫誕生1250週年的郵票，收了這裡的兩幅楹聯。第一枚是草堂碑亭，配以朱德題的對聯：“草堂留後世，詩聖著千秋”。第二枚是杜甫白描畫像，配以郭沫若所題“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算起來，1962年也正是父母在成都上大學的時候。問起母親是否用過這套郵票，她說這種紀念郵票很難得，他們當時用的就是8分的普票。因為沒有餘錢，就把週日伙食費退了，醬油泡飯，這樣可以存下錢來買郵票寄信。省吃儉用也要湊郵資寄信，那是一個物質缺乏但精神富有的年代。

左：杜甫草堂工部祠，攝於2020年

右：杜甫草堂工部祠前的大學生（前排為作者父母），攝於1967年

工部祠東面就是草堂碑亭了，茅草作頂，內建石碑，鐫刻“少陵草堂”四個大字。筆力渾厚，筆姿挺拔，是清果親王允禮所書。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在此停留，用手指比劃這幾個大字的運筆和氣勢。每次再見，都覺得親切，彷彿又看到父親筆走游龍的樣子。當年，父母就讀的成都大學（後改名西南財經大學）離草堂僅一箭之遙，大學生們經常來此相聚和讀書。前一陣子清理父親遺留下的照片，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臉，不禁感慨，那個逝去的黑白照片時代，同樣有著一代人的異彩。

左：作者在草堂碑亭，攝於2020年

右：作者父母在草堂碑亭，攝於1966年

在碑亭流連，正凝神間，忽然一陣熟悉的香氣襲來，臘梅已經開了嗎？

 “走，去梅園看看！”弟弟已經在通往梅園的甬道上向我招手。

左：60年代成都大學的大學生在草堂梅園留影，攝於1965年

        對我來說，去草堂看花木最好的季節是深秋到初春，12月到2月期間。最喜愛那些翠竹、銀杏、枯荷、臘梅、紅梅、白梅和蘭草，即便是一池枯荷，也是可以隨著“留得枯荷聽雨聲”的詩意入畫的。曾經與同學羅虹相約梅園，冬季的成都多霧，到中午都不散去，濃霧中找不到梅樹，香氣卻擋不住，聞香識梅，從不會錯過。與父親也曾在草堂探梅，那是要去尋找綠梅的。紅梅和白梅常見，綠梅卻很稀罕，一旦尋見，會仔細端詳，琢磨那種由白轉淡綠的色彩，是否可以用石青和藤黃調出。為花痴醉，詩聖當年尋花，也曾問：“可愛深紅愛淺紅？”【5】

        初冬的梅園，還有些蕭瑟，還需一個月後方才春色滿園。走出梅園月門，沿著熟悉的園中小路往花涇走去。花涇，是一條紅牆夾道的蜿蜒小道，紀念杜甫當年茅屋前一條兩旁栽滿花木的小徑。詩人曾在詩中寫到“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6】。走到花徑盡頭就是“草堂影壁”了，上有用青花碎瓷鑲嵌的“草堂”兩個大字，清末所建，數度毀損又幾經修復，每行至此，我們總會留影。

從花涇出來，就到了草堂寺。寬敞的大雅堂是歷來舉辦各種文化活動的場所。草堂有專門培植蘭草的蘭園，春天的草堂蘭展頗為有名，一盆盆蘭草伴隨著川派盆景一起展出，擺滿了大雅堂和前面的庭院。草堂蘭草多為春蘭，開著素淨的清瘦小花，而不是那種熱鬧大朵的熱帶蘭，所以說它是“草”更為貼切。幼時隨父親賞蘭，是要想著畫的。我看每一盆都差不多，父親卻饒有興趣的一盆盆細看，還不忘提醒我觀察花瓣的形狀和結花秩序，學會蘭花的五筆變化和葉片的重疊走勢，言國畫雖寫意，但也得師法自然。

對於草堂蘭園，弟弟更有自己的童年趣事。小弟當年就讀旁邊草堂小學，同學鄧可可的父親是草堂的蘭花專家，曾邀請他們到蘭園去幫忙。沒被邀請的時候，這幫孩子也照去無誤。孩子們偷偷溜進草堂，有時候會被看門的發現，頑皮孩子們拔腿就往園子裡跑，看門老頭在後面追，上演一齣出“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7】的情景劇。

和弟弟離開草堂，在大片修葺良好的樹木園林中行走，與當年草堂周圍的大片田野和田間小道相比，這裡已經是天壤之別。草堂周遭和浣花溪兩岸，這些年已經被修建成為成都最大的開放式城市森林公園，一步一景，演繹著歷代的詩情畫意。詩歌，是活的文化，在一代代人心中流傳，維護好一代詩聖生活過的地方，也是為世人和後人儲存一處精神家園。而對於我們，草堂不僅是家門口的一處名勝古蹟。它更是我們的精神維繫，寫滿了一個家庭的回憶。

說話間，不知不覺又回到錦官橋，天空開始變陰。“只怕要下雨，”弟弟說。習慣了在溼漉漉的成都清晨醒來，這雨，多半會是晚上下了，又一個“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8】的清晨，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