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數萬官員，百萬軍兵，億萬黎民，他們各司其職，各安天命。有種地的，有做工的，有行商的，有當官的，有為吏的，也有當兵打仗的，他們維持著這個帝國執行的方方面面。
萬曆以降，大明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遲鈍的，卻又始終拖著沉重腳步，禹禹前行兩百餘年的老舊帝國。
想要這個帝國始終平安執行，必須讓所有人都有飯吃，老百姓吃飽了飯就不會鬧事造反；軍兵們有充足的糧餉，才能保障國防穩定；官吏也要拿俸祿，方能保證政令上通下達，國家機器順暢運轉。
但是，這一切都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芸芸眾生都是由兩京一十三省十億畝田地中一顆一顆種出來的米麥餵養著。
農民種田繳稅，國家用這些糧稅養活皇家、朝廷、官吏、軍兵。
這些糧稅必須達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全國上下徵收的糧稅既要滿足國家的開支，又要填飽貪官汙吏的欲壑，最關鍵的一點是，還要讓芸芸眾生有飯吃。
這個平衡點非常重要，不足，則國家陷入財政危機；過了，老百姓沒有活路是會造反的。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機時刻
，為我們講述了在這個平衡點被打破後，官吏、奴、民之間的生死纏鬥。
01
大明朝的“胥吏均衡“
大明徵收的基礎糧稅並不多，但是老百姓要承擔的卻遠遠高於朝廷拿到手的。這是因為在正稅之外還有無窮無盡的額外負擔。
大明賦稅分為稅和役，役是徭役，就是出人出力，為國家做牛做馬，此處按下不說。
單說這個稅，也就是夏秋兩季以糧稅為主的稅收。按規定，洪武年間每畝產出只收3.16%，萬曆年間只收1.97%。
人們會說，這點錢糧也不多啊。沒錯，這是正額，但架不住還有苛捐雜稅。
就拿萬曆年間蘇州、松江二府為例，還有均徭稅、開河稅、練兵稅、織造稅、貼役稅、加耗稅、二京雜費、庫子役、公務役等。
其中的加耗稅，就是借正稅米糧運輸損耗之名加徵，公務役則是催辦錢糧輸納之事。總的來說，納稅時前前後後所有支出，都要從老百姓身上扒一層皮。
如果只有朝廷收的稅還好說，但是，包含在徵稅中的，還有官吏的欲壑。凡是能過手的利益，官吏如何能袖手旁觀？但他們不能從給朝廷那裡偷，只能在百姓鍋裡搶。
正稅、雜稅之下，官吏的盤剝是比賦稅不知道沉重多少的負擔。
官吏收稅，漕軍兌糧，各行恣行刁掯。勒索耗米，有淋尖、踢斛、搧篩、樣米各項陋規，每石耗折米一二斗不等；
勒索羨銀，則兌費之外又有小兌費、穿籮錢、倒斛錢，甚至糧船頭舵、水手和倉場行概斛手並索常例，每石費銀二三錢不等。
這些現象無論是糧長制還是圖甲制都無法禁絕。
比如“淋尖踢斛”，就相當刁鑽刻薄。明朝用一種叫做“斛”的容器來裝糧食，百姓將糧食放進斛裡稱重，計算糧食份額。
稱重時谷堆要堆出尖來，會有一部分超出斛口，這被稱為“淋尖”。
收糧的胥吏用銅尺在斛口上一刮，高出斛口的部分就被刮到斛外，這部分掉落谷麥照例是不退給納稅人的。
但即使如此事情還沒完，胥吏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斛壁猛踹一腳，堆滿了斛的穀粒，就在這猛撞之間，簌簌而下，是為“踢斛”。
刮出、踢出的部分就是糧食運輸中的所謂損耗，成為官吏的非法收入。如此一來，前來納糧的老百姓，只能再繳納額外的糧食補齊。
明制以鬥、斛、石為計量單位，五斗為一斛，二斛為一石。
就這麼一刮一踹，本能盛五斗米的官斛，就可以多收至少一斗糧。一斛多收一斗，一石就是兩鬥，這無形中等於給百姓增加了20%的賦稅，而這些隱形增量，最後都被各級官府貪官汙吏揣進了自己的腰包。
如果僅僅是這一項增加20%，老百姓或許姑且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單與徵收賦稅有關且有據可查的貪腐方式，還有索取看樣米、起斛米、順風米、養斛米、鼠耗米，扒斛錢、篩箱錢、斛腳錢、通關席面等。
所有手段加起來，通常會達到納一徵三的程度，最極端的還出現過納一徵八。所有這些都得底層百姓承擔。
千百年來，“淋尖踢斛”不能做得過分，歷來只能踢一腳，胥吏們這一腳，總要恰到好處地落在一個平衡點上，這個平衡點既要讓官吏貪得足夠的利潤，又要讓百姓不至於被過分盤剝，鬧事造反。
這個平衡點，就是大明朝，乃至唐、宋、元、清各朝，千百年來賴以延續的“胥吏均衡”。
一直以來，歷史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維持著這個均衡，在天平的兩邊，哪怕壓上一根稻草也可能打破平衡。
但到了晚明，萬曆、天啟、崇禎三朝，這個“胥吏均衡”一步一步被“三餉”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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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胥吏均衡“之後就是”崇禎死彎“
黃仁宇認為，大明朝是一個財政極其缺乏彈性的政權，收稅遵循朱洪武定下的祖訓，一個蘿蔔一個坑，缺乏應付天災和重大戰爭所需的額外收入。
萬曆以前，大明整體上還算風平浪靜，沒有經年累月的天災和戰爭，因此這種僵化的財政體系還能應付。
但到了晚明，邊疆蠻族的入侵，以及內地天災頻發，缺乏彈性的財政開始亮起了紅燈。
怎麼辦？加稅！
遼餉，自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起加派，用於支付遼東軍需。天下田畝每畝平均加徵紋銀九釐，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崇禎四年（1631年）每畝田加徵提高到一分二釐，共銀六百六十萬兩。
剿餉，自崇禎十年（1637年）起加派，用於剿滅此起彼伏的起義。朝廷增兵十二萬，為此加征剿餉，總數兩百八十萬兩，直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停止。
練餉，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加派，用於操練兵馬。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入內地打草谷及屠城，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以練兵禦敵。
以上最多加到一千六百餘萬兩（石）錢糧，朝廷加一釐，下面加耗一分，貪官汙吏又不知道要刮多少尖，踢多少斛谷。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朝廷對江南的催收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
《江南困局》第五章的宜興民變，講的就是在這個困境中，收稅者與抗稅者的鬥爭，地方豪奴 “周文爙”們屢次三番下鄉催徵，村民“陳軾”們為了抵擋催徵設定禁欄，產生了相當於地方自治、自保的組織。
官府為了讓豪奴協助催徵，甚至下放執法權，將拘票交給周文爙等人，豪奴們更加有恃無恐，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類似宜興民變的事件，甚至更嚴重的起義，早已在晚明星火燎原。崇禎皇帝碰到了屬於自己的“死彎”。
但帝國的邏輯非常簡單，要和女真人打仗，要鎮壓流寇，就必須有精兵良將，要養兵就必須有錢。
最早的時候，遼餉只說借一年，但戰爭越來越不利，家當丟了一副又一副，久而久之遼餉就成為慣例。
額外的負擔持續延長，被負擔逼得造反的百姓也越來越多，鎮壓的軍隊隨之增加，餉銀需求還是越來越多，如此迴圈往復，大明朝掉進了死亡迴圈。
有史家形容這就像一個U姓山谷，崇禎率領著大明朝的國家機器，從山谷一頭壓下來，壓榨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叛亂，但是越到谷底越吃力，最後所有的努力換來的是擠壓到底的反作用力。
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活路，既然縮頭一刀，伸頭也是一刀，那不如反了吧。
在“崇禎死彎”的歷史困局中，從朝廷到地方官府，再到胥吏，乃至協助官府催徵的豪奴，就是不斷向下推動的壓力，而“陳軾“們就是在谷底反抗的硬石，只不過，這次抵抗因為官府應對得當，才得以迅速消弭而已。
但，帝國並非每次都能如願平息亂局，在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雙重壓迫下，大明這架千瘡百孔的駑馬爛車，在“胥吏均衡”被打破後，終於駛入了宿命的墳墓。
宜興民變發生在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就在三年前，離宜興數千裡外的陝北，另一塊“谷底的硬石”李自成，已早一步在“胥吏均衡”被破壞後，走上了扯旗造反的不歸路。
-END-
從六個士大夫的故事，洞悉明帝國如何走入暮年，看晚明社會的眾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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