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皇帝，大明朝誰最大？！
關於這個問題，一千個人不會有一千種回答，答案有且只能有一個——士大夫。在大明270多年曆史中，由科舉出身的孔孟弟子組成了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階層。
在朝，他們為宰輔、為尚書、為御史，執掌帝國權柄，把握國家的方向，很多時候，老朱家的皇帝不過是他們股掌之中的吉祥物而已；
在野，他們是輿論、是規則、是秩序，他們掌握著城鎮鄉間的風雲變幻，甚至府、道、州、縣各級官員離了他們都無法生存。
士大夫簡稱士，其中為官者，借古代官員笏板叉腰的詞——縉紳，構成士大夫集團的上層。
縉紳團體在大明朝，是頂層集團中的頂端，是深層國家裡的深海，是大明的筋骨甚至脊樑。
按道理說，這樣一夥人，擁有這個時代最廣闊、最紮實的合法傷害權，從來只有他們欺負別人，什麼時候聽說過，他們會遭遇來自底層的戕害？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急時刻，就是要告訴你意料之外的外，歷史認知中的盲點。
晚明的江南，無論你是一朝宰輔周延儒，還是老藝術家董其昌，或是抗清名將熊廷弼，又或是文壇領袖錢謙益，都被捲入到這場生死纏鬥之中。
當明帝國走向歷史未有之大變局時，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01
士大夫的興衰榮辱
朱元璋在總結王朝興替時搞明白了一點，武將及世家大族是謀朝篡位的高危人群。所以，他為子孫剪除荊棘，屠滅開國功臣集團，又以文官控制軍隊的後勤糧餉制衡武將。
結果，經過上百年大浪淘沙，明朝的勳貴集團蜷縮在京城吃喝玩樂，退化成沒有牙齒的老虎；而文官集團透過創造巡撫、總督、督師、經略等職位，成功地騎到了武將的頭上，造成大明朝一品武將不如七品御史的畸形局面。
在成功贏得了天下權柄後，文官集團又進行內部洗牌，官員選用從明朝初年薦舉、蔭庇、科舉三管齊下，逐步演變成科舉獨大，科舉之中又首推兩榜進士、次之鄉試舉人的格局。
至此，大明朱家皇帝終於可以安穩地坐在龍椅之上，因為他知道，書生造反十年不成，他還知道天下沒有百年不敗的縉紳世家。
與皇帝分享權力計程車大夫們，整體看起來似乎無比強大，但細看各個縉紳家族，卻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眼見他起高樓，也眼見他樓塌了。
明朝自明英宗朱祁鎮以降200年，都在這樣的權力模式下執行。金字塔頂端的皇帝，被巨大的文官集團包圍，文官乃至其背後計程車大夫集團，控制著從農到商各個領域，囊括了帝國所有資源。
明朝是個巨大的農業帝國，士與民孜孜以求地擁有土地，耕種土地，利用產出的糧、綿、麻、桑，構築起億兆生靈的生存法則。
士大夫階層又因擁有免稅免役的權利，在經濟上獲得巨大利益，那些企圖逃稅免役的百姓甚至小商人、小地主，都帶著土地投寄進入士大夫家裡，為奴為僕，這也是明朝土地兼併的一種方式。
這導致了明朝中後期，士大夫頂端縉紳家族擁有的資源急劇膨脹，像嘉靖宰輔徐階家族，坐擁幾十萬畝良田。
憑藉政經方面擁有的巨大優勢，縉紳集團在朝在野都高高在上、呼風喚雨，他們把持鄉議，武斷鄉曲，以地方精英的身份，維護著這個帝國的穩定，同時也維護著自己的利益。
但是，當隆慶開海之後，來自南洋的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大明，那個在士大夫眼中可以隻手遮天、平靜安逸的古典鄉土時代開始走向終結。
02
士大夫的危機時刻
王世貞《弇州史料》中“縉紳慘禍”一條，記錄了一系列縉紳的殺身之禍。
有前監察御史被童僕出賣，遭強盜殺害；有兵部主事因地方仇怨，被仇人入家劫殺，被開腸破肚；更有退休知府因貪圖他人田地，強買強賣，對方假意同意，然後尋機將知府主僕二人綁票，逃到海上後，以殘酷的手法將二人凌遲，割下來的肉用鹽醃漬，慘不忍睹。
在傳統以儒家士大夫把持的歷史書寫中，我們一般很少在和平時代看到如此暴虐的殺戮。或許是儒家士大夫刻意為我們描繪一幅文明祥和的民間圖景。
實際上，即使在文明程度最高的江南地域，仍然盜匪橫行，殺人越貨司空見慣，野蠻仍然是那個時代的底色。
殺人越貨如果說僅僅是“刑事犯罪”，那麼真正讓士大夫集團不寒而慄的，是不斷惡化的社會秩序。
明人李樂所著《見聞雜記》“江南五事變”一條，記錄了社會底層民眾對士大夫的衝擊。
前朝禮部尚書董份，科舉狀元範應期、內閣首輔徐階家的公子，這些縉紳群體中的頂層人物，都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這裡的人民，有秀才，有農民，還有豪門大戶的奴僕。
在江南，秀才被稱為“藍袍大王”，江南的秀才群體龐大，但晉身通道狹窄，南直隸一次鄉試六千多人，而鄉試名額只有一百三十五人，如果加上幾萬無法參與考試的生員，這選拔率跟中彩票機率沒什麼區別。
那些無法中舉的生員，不是誰家都有財有勢，但總要有個活路吧。秀才的就業面很窄，有的到私塾裡當教師，有的去經商打工，還有的看兩本醫書去混個大夫謀生。
這些職業所得都是蠅頭小利，想多撈錢就得幹一些不那麼體面的事，如當訟棍，加入打行（黑社會）。
秀才的“墮落”，是社會變化、秩序更迭的產物，無法簡單以好壞而論。整個晚明時代，所有人都在經歷著衝擊。
世家不斷積聚田地財富增強自己的實力；商人發達了要爭取自己的權益；小農受不了賦稅盤剝，要麼投寄到縉紳大家圖個蔭庇，要麼賣掉產業進城打工。
“藍袍大王”呢？自然要透過各種方式將自身的地位變現。
或許身處其間的湯賓尹，對此最有發言權：“以所觀宣事，能作惡者世貴也，能群為雄者秀才也。我起家貧賤，性不解惡，又離其雄，是以進退狼狽。”湯賓尹也是這場社會大動盪中，屢受衝擊的縉紳名人。
另一個危險群體是奴僕，大明朝的奴僕是一種很特殊的存在。奴是元代蒙古人遺留下來的社會階層，明朝的奴僕雖屬於賤籍，但也不能被簡單看作奴隸。
明初，朱元璋曾極力禁止蓄奴，但政策是政策，風俗歸風俗，很多達官顯貴仍在蓄奴，上行下效，民間同樣對此禁令視而不見，奴僕廣泛存在於明朝的市井街頭。
但官府畢竟有這麼一紙禁令，下面也要有所對策，為了避免官府的追究，很多奴僕會以養子、養女身份出現，被稱為義男、義女、過繼子、過繼女。
他們在進入主家或者依附主家時，都會簽訂契約，上寫：“本男聽從銀主撫養成人，與伊婚娶，終身使用。”這些人的賣身契連買賣二字都沒有，只是被引到某家，得酬勞銀（實際就是賣身銀），完美躲開了官府的禁令。
很多奴僕或是從小被賣入主人家，或是家族世代為主家奴僕。
到了明朝中後期，在南直隸、浙江、徽州等地，奴僕特別盛行，官宦人家蓄養一兩千個家奴也十分常見。
這些奴僕也有分工，在家中幫工的稱為家奴，租種田地的佃戶為佃僕，做手工業的為僱工人。奴僕承擔了主家大量工作，如家務事、農業生產、商業經營、手工業製作等。
做奴僕的，自然少不了被主家欺辱。雙方關係不好的，主家打罵下人、淫人妻女、侵吞家財等事情比比皆是。
因此，緊張的主僕關係往往容易引發奴僕的反戈一擊，輕則逃亡不應差事，重則燒燬搶奪主家家產，甚至聚眾暴動。至晚明時期，奴僕已經成為地方的不穩定因素。
萬曆年間的“董範之變”、“火燒董家樓”、“王氏復仇記”，都是由縉紳家奴僕引發的民亂……
除了秀才奴僕，江南還有一群苦命人，就是農民兄弟。這世界上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卻各有不同，江南的農民到了晚明越來越活不下去。
以八府一州為核心的江南，歷來是朝廷的稅賦重地，有“天下供給半取於江南”之說。
過去江南富庶，依靠豐厚的田畝產出，以及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產，如棉、絲紡織業，百姓日子倒還過得去。在明隆慶、萬曆朝之前，江南地區物阜民豐，仍是太平盛世。
但到了晚明，賦稅包羅永珍，內含金花銀、太倉舊餉、加派新餉、雜項新餉、光祿寺廚料，為了應付戰爭還有著名的“三餉”。
光給錢糧倒還罷了，還有徭役。江南徭役分五種，有布解（解運官布）、漕兌（水路運糧）、白糧（運送額外的漕糧）、櫃頭（管收稅戶投入木櫃中的錢糧）、經催（收繳錢糧後逐級向上解運），每一項差事，百姓都要遭受盤剝。
比如漕兌，就是糧戶將漕糧交於漕軍，在這個過程中，負責漕兌的百姓會被漕軍勒索八九倍不等。
明朝收稅，無法完全依靠胥吏，畢竟有編制的公務員沒幾個人。大明朝在早期設立了糧長、解戶，以及布解、漕兌、白糧、櫃頭、經催等差事，應差的普通百姓要承受巨大的承運壓力，承運的糧食萬一出現問題，比如水火災害造成損失，承運人就要負責，擔任糧長的人，折騰一兩回就由富戶變成了窮人。
明朝的糧長制度在晚明時已經崩潰，徵收糧稅一職逐漸由市井無賴及奴僕們充任。但徵稅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沒點好處誰幹啊。
於是，催徵的直接經手人就會透過“秤頭”“火耗”等手段獲利。所謂秤頭，就是在過秤時，利用大小鬥、空心秤砣等做手腳；
火耗就是碎銀熔化重鑄為銀錠時的折耗，張居正改革之後，糧稅折成現銀，從而產生了火耗這種新的貪墨手段。
無論是秤頭還是火耗，其中的錢糧損失最終都會轉嫁到納稅人身上，縉紳大戶自有勢力，無法欺壓，被壓榨的只有平民百姓。
更嚴重的問題在崇禎年爆發，因為要應付與滿清的遼東戰爭，以及剿滅李闖獻忠等的流寇之亂，大明朝對全國徵收了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
“三餉”絕對數收的並不多，但架不住各級盤剝造成的乘數效應，老百姓要承受比正額更多的代價。
另一邊為了提升徵收率，崇禎一再壓實徵收工作，一些沒完成任務的官員遭到降級：常熟縣知縣楊鼎熙連續受降職二級、降職一級，戴罪督催；署無錫縣印、同知蔡如葵降俸，停升考，戴罪督催；長洲縣署印推官王瑞稱降俸一級；武進縣前知縣程九萬受降職三級、降俸一級，又降俸一級；嘉定縣知縣來方煒降俸、降級。
崇禎的焦慮，把寒意傳遞給了帝國每一個人。社會最底層，催糧的與活不下去的百姓之間必然發生激烈的底層互害。
本書第五章的“挖宰相墳”，便是在“胥吏均衡”被打破下爆發的宜興民變。
雖然民變仍然是針對縉紳頂級世家的家奴，但實際上目標指向了朝廷的橫徵暴斂，以及下層官吏的貪婪盤剝。
晚明的江南，可以一言以蔽之——禮崩樂壞，士大夫把持、制定的鄉間秩序走向崩潰。
從萬曆皇帝到宰輔葉向高，再到督學江南的熊廷弼，許多人都意識到了古風不再，世風日下的事實，但對於根本原因，他們囿於歷史侷限，卻無從瞭解。
03
大明“改開”衝擊舊秩序
任何社會秩序的消解與重構，或因突發性大事，如災難、戰爭；或因經濟變化而導致。
晚明的社會變化主要原因來自於隆萬開海之後，海外白銀湧入，改變了江南，這個大明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生產關係。
當時，江南地方，以紡織業及其衍生貿易為龍頭，匯聚成集陶瓷、絲綢、布匹生產銷售為一體的外向型經濟。
外向型經濟換來巨量外匯，據統計，從隆慶五年到崇禎十七年，輸入的西班牙白銀達到5300萬比索，相當於4400萬兩白銀；從日本輸入白銀亦超過5000萬兩，兩者相加達到1億兩白銀。
大量白銀輸入，首先為江南帶來了豐厚的資本，資本推動了商業、手工業集約化升級。晚明時期，江南地方的織機數量從最初官營的幾百臺發展到1.5萬臺，遍佈城鄉。
這就導致以僱傭勞動，無產營生為主的商業城市如雨後春筍般產生，大量人口圍繞這些城市生活，他們有僱工、有奴僕、有訟棍、有閒人、甚至還有黑社會。
工農奴商蠅營狗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擺脫田畝的桎梏，謀生方式脫離田畝，必然導致社會變化。
白銀資本以無以倫比的威力，衝擊著以田地產出為命脈的銅錢農業社會。在隆慶、萬曆、天啟、崇禎朝短短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根基發生了不易察覺的動搖。
這種變化，同樣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歷過，回想一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當代中國社會的改變與進步，就不難體會晚明社會秩序轉變的狀況。
士大夫懷念的古風不再吹拂，“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何為古風？就是為富且仁，照顧孤弱，為貧也安，勤奮持家，大家維持著宗族禮法下的城鄉秩序。
在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眼中，明清易代的甲申之變是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更多從政治、文化上思考這場變革。
可是，他們都忽略了白銀資本的力量，隆萬之間的“改革開放”直接導致，官員與縉紳集團共治地方的秩序開始崩潰，屬於科舉大族、簪纓世家的豐饒時代也就此落幕。
《江南困局》選取了萬曆、崇禎兩朝六件禍事——“董範之變”、“熊荊分袒”、“火燒董其昌”、“鄭鄤凌遲”、“扒宰相墳”、“王氏復仇記”。
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江南——大明命脈之地，自隆萬以降風起雲湧的社會動盪。
無論你是才高八斗的狀元、探花，還是名滿天下的老藝術家，甚至你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那些曾經呼風喚雨的頂級縉紳家族，在官、紳、士、民、奴各階層的生死纏鬥中，一步步走向屬於他們的獻忠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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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個士大夫的故事，洞悉明帝國如何走入暮年，看晚明社會的眾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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