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2025年5月1日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整理，原文標題為“Fight Like Our Democracy Depends on It”。標題為小編所加。
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的頭100天，對美國民主造成的破壞，其程度已超過自“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結束以來的任何時期。
特朗普正試圖建立一種，不受國會或法院制約的總統職權，在這種架構下，他及其任命的官員，可以在必要時無視甚至踐踏現行法律。這恰恰是美國國父們，當年在起草憲法時極力想要防止的專制統治。
在其剩餘任期內，特朗普造成的損害很可能進一步加劇。
如果他一意孤行，而國會與法院又無法進行有效制衡，美國政府的根本性質恐將改變。
未來的總統，無論是要延續還是推翻他的政策，都可能受到誘惑，仿效這種不受約束的做法，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打壓異己、獎賞盟友。
寫下這些話時，我們深感痛心。
無論我們與其他現代美國總統在政策上有多大分歧，他們每一位都從根本上篤信民主。
他們將自由、憲法制衡以及對政治對手的尊重，視為“我們共和國的基石”——正如羅納德·里根在其首次就職演說的開篇所言，當時他還同時讚揚了前任總統吉米·卡特。
面對今日的威脅，愛國者理應挺身反對特朗普。
但這種反對必須是冷靜且有策略的，而非出於本能反應或流於表面作秀。
這需要團結那些在許多其他議題上，持有不同意見的美國人。
包括保守派與進步派、國際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宗教信徒與世俗人士、親商界與親勞工、支援移民與限制移民、主張自由放任與支援政府幹預、反對墮胎與支援選擇權的人們。
但他們共同堅信，這些議題的最終決定權，必須掌握在民主辯論與憲法程式手中，而非某一個人的獨斷專行。
構建這個聯盟的第一步，應當是承認特朗普先生是合法當選的總統，他的許多行動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其中一些甚至可能被證明是有效的。
他去年憑藉微弱的普選票優勢和相對明顯的選舉人團優勢，公正地贏得了總統職位。
在若干關鍵議題上，他的觀點甚至比民主黨人更貼近部分民意。
自上任以來，他已基本封鎖了南部邊境，其諸多移民政策既有法律依據，也獲得了不少民眾支援。
他重新調整了聯邦計劃，淡化種族因素的考量，這同樣得到了許多選民的認同。
他還成功促使西歐國家不再將防務開支轉嫁給美國納稅人。
當然，在他的諸多政策中，有許多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例如赦免1月6日的騷亂者、向俄羅斯的普京示好以及削弱對烏克蘭的支援。但這些確實屬於總統職權範圍內可以實施的行為。
選舉本身就意味著後果。
即便如此，特朗普在這些問題上的做法，仍應受到批評，國會議員和基層活動家，也應尋求合法途徑來對其進行約束。
他們甚至可以借鑑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個成功案例：那場阻止他廢除奧巴馬醫改的運動，正是依靠動員公眾輿論，並向其他民選官員施壓而取得成功的。
然而，區分特朗普先生僅僅是不明智的舉措還是反民主的行徑，至關重要。
這種區分不僅凸顯了在政治與法律層面，最需優先反對的領域，也指明瞭哪些領域，需要一個跨越政治光譜的廣泛聯盟來共同應對。
如果特朗普真的成為了他所渴望的那種獨裁總統，那麼，那些更區域性的政策之爭，無論如何都將歸於失敗。
民主的支柱
在過去的100天裡，特朗普先生至少衝擊了美國民主的五大支柱。
1.權力分立
關於總統權力的邊界何在，以及立法與司法部門在何種情況下擁有最終決定權，向來存在爭議。
特朗普近期的幾位前任，包括拜登和奧巴馬，都曾試探過這些邊界，有時甚至逾越了界限。
但特朗普的做法在性質上截然不同。
他、副總統J.D.萬斯及政府其他成員，對司法部門表現出尤為明顯的蔑視。
他們抵制法官索取資訊的要求，在至少兩起案件中，公然違抗了法院的明確命令。
他們甚至暗示法官無權審查總統的決定——然而在許多領域，這恰恰是法官的核心職責。
特朗普辱罵法官是“瘋子”和“激進分子”，並呼籲彈劾那些與他意見相左的法官。
他和他的盟友對法官進行嚴厲且帶有個人色彩的抨擊，以至於許多法官開始擔憂自身的人身安全。
許多學者認為，特朗普對國會權力的侵蝕涉及更復雜的法律問題。
他在多起事件中踐踏了法律，例如拒絕執行國會兩黨透過、且最高法院一致認可的TikTok強制出售令。
不過，他試圖將行政部門內原本相對獨立的部分收歸己有的其他舉措，似乎更具可辯護性。
畢竟，行政部門理應向總統負責，且近幾十年來，其部分機構確實缺乏足夠的問責機制。
但無論界限劃在何處，國會共和黨人的怯懦都難辭其咎。他們不僅拒絕反對特朗普的權力攫取，也未能捍衛自身的權威——儘管他們身處被許多國父視為三權之首的立法部門。
他們正在為不受制約的總統權力鋪平道路。
2.正當程式
司法公正依賴於公平的法律程式來衡量證據、做出判決和確定後果。
然而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特朗普都繞開了這些程式，擅自做出單方面決定。
他解僱聯邦僱員時，並未遵守法律規定的30天通知期。
他試圖以反猶太主義為藉口削減大學經費，卻沒有遵循處理此類民權案件的既定流程。
他甚至釋出行政命令，以捏造的不當行為來懲罰律師事務所。
對正當程式最嚴重的踐踏，莫過於將238名移民驅逐到薩爾瓦多一座聲名狼藉的監獄。
政府官員們在3月的一個週末倉促行事，援引了自二戰以來便未曾動用過的《外國敵人法》。他們草率地指控這些人全是幫派成員，並拒絕給予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
相比之下，上世紀40年代，當美國政府試圖驅逐被指控為納粹分子的人時，還給了他們30天時間進行辯護。
特朗普政府後來承認錯誤驅逐了其中一人——基爾馬爾·阿曼多·阿布雷戈·加西亞，但卻拒絕將其接回，聲稱他已處於外國司法管轄之下。
備受尊敬的保守派法官J·哈維·威爾金森三世，在一份批評政府的判決中，解釋了這種行為的可怕之處。
威爾金森法官寫道：
特朗普政府聲稱“有權將這個國家的居民秘密關押在外國監獄，而無需給予一絲一毫的正當程式——但正當程式恰恰是我們憲法秩序的基石”。
他進一步指出，政府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驅逐美國公民，正如特朗普後來所威脅的那樣。
當正當程式崩塌之時，基本人權亦將隨之傾覆。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水門事件後，歷任兩黨總統均與司法部保持距離，以防止執法政治化。
特朗普卻反其道而行之。
他正在將聯邦檢察官和特工變成其政治運作的工具。上週，他命令司法部調查ActBlue——一個為民主黨民選官員和自由派團體提供支援的籌款平臺，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ActBlue存在不當行為。
這項調查是赤裸裸的政治權力濫用，意在阻礙反對黨贏得選舉。
而調查ActBlue只是其慣用伎倆的一部分。特朗普借鑑了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等威權傾向領導人的“劇本”，將政府權力當作打壓政治對手的大棒。
他對律師事務所的懲罰，旨在讓批評他的人更難獲得法律代理。
他撤銷一些前任官員的安全許可，目的是壓制對自身及其政府的批評。
另一方面，他赦免1月6日的騷亂者，並撤銷對紐約市長埃裡克·亞當斯的指控，則似乎在暗示：特朗普的盟友可以違法而不受懲罰。
我們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民主黨人透過起訴他開啟了這種惡性迴圈，並且對某些針對特朗普的案件提出質疑不無道理。
但拜登及其政治幕僚並未下令發起這些訴訟。其中兩起案件涉及的行為確實極其惡劣，包括特朗普試圖推翻合法的選舉結果，以及他在暴力衝擊國會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特朗普動用調查權力則毫無這般顧忌。在他的政府裡，正義不再是盲目的；它僅僅服務於他的個人利益。
4. 言論與新聞自由
特朗普喜歡宣稱他“讓美國重新擁有了言論自由”。但事實上，相比他所譴責的“覺醒左派”，他對言論的限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海軍學院從圖書館下架了數百本圖書，主要涉及種族、奴隸制或性別議題，其中包括傑拉爾丁·布魯克斯的小說、瑪雅·安傑洛的回憶錄，以及哈佛學者蘭德爾·肯尼迪和伊瑪尼·佩裡的歷史著作。
特朗普還因不合心意的報道起訴了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得梅因紀事報》。
他利用行政命令懲罰那些發表他不認同言論的人，包括他第一任期內的網路安全主管克里斯·克雷布斯，後者承認2020年大選是合法的。
公開批評以色列政策的移民成為了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國務院吊銷了其中數人的簽證。在一起案件中，蒙面特工逮捕了塔夫茨大學的土耳其籍研究生魯梅薩·奧茲圖爾克，她曾在學生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支援巴勒斯坦的評論文章。
在每一個類似案例中，特朗普都將合法的言論歪曲為虛假或“反美”資訊，並動用政府權力懲罰發聲者。
這向所有人傳遞了一個明確訊號：謹言慎行。
5. 服務於公眾的政府
在過去100天的種種事件中，特朗普為自己及盟友牟取私利的行徑有時被忽視了，但其影響不容小覷。
特朗普不僅繼續利用政府資源為其家族企業謀利（例如，據報道他曾遊說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將英國公開賽放在特朗普名下的度假村舉辦），他還建立起一種機制，讓美國乃至外國人士能向他輸送資金。
就在他就職前夕，特朗普家族宣佈推出兩種新的加密貨幣——$Trump和$Melania，這實際上為投資者匿名向特朗普及其家人輸送金錢提供了渠道。
儘管加密貨幣行業充斥著欺詐歷史，他仍將此舉與放鬆加密貨幣監管聯絡起來。
他在其他方面也對腐敗行為大開綠燈。上任第一天，他就撤銷了拜登政府禁止行政部門僱員收受遊說者貴重禮物的規定，並清除了政府內部負責揭露瀆職行為的監察官員。
最終結果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可以更輕易地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中飽私囊。
有原則且有效的反對
我們的擔憂在一兩年後或許顯得有些危言聳聽，這仍存有可能性。
也許特朗普混亂的執政風格會最終摧毀他自己的野心。
也許聯邦法院將繼續對他形成有效約束，而他最終會接受法院的判決。
但也存在另一種完全可能的情景：他對美國民主支柱的攻擊變得更加激進、更加有效。
如果你留意特朗普本人的言論，他正信誓旦旦地要這樣做。
他的宏大戰略似乎昭然若揭：恐嚇潛在的批評者，操縱政治體系，讓他的盟友更容易贏得選舉。
這一戰略遵循了現代威權主義者破壞民主的“藍圖”。
俄羅斯的普京、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以及印度的莫迪、委內瑞拉的馬杜羅，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過這套方法。
他們都沒有發動傳統意義上的政變，而是先透過選舉上臺，然後利用手中的權力不斷擴張權力。
他們壓制異見、扼殺言論、恐嚇政敵、操控媒體報道和選舉規則以利於己。
與他們相似，特朗普也已明確表示，他想要將權力高度集中於自己手中。
當下美國人面臨的任務，就是阻止第二種情景成為現實。並且，我們有理由保持希望。
誠然，要保護美國民主免受特朗普的侵蝕，並無捷徑可走。
國父們之所以試圖設立如此之多的制衡機制，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深知，一個渴望成為“國王”的總統很有可能得逞。
國會和法院都沒有軍隊或情報機構來強制執行其決定，唯有總統掌握這些力量。
因此，美國的憲法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總統的誠信。
如果總統缺乏誠信，那麼就需要一場複雜且多方參與的運動來對其進行約束。
政府的其他部門，連同公民社會和美國商界，都必須審慎、嚴謹地思考應對之策。
當最強大的制衡力量，國會，陷入癱瘓時，這一點尤為關鍵。
阻止特朗普最有效的途徑，在於讓他為追逐獨裁夢想付出政治代價。
他越不得人心，那些被他視為目標的人就越容易站出來反抗他，國會的共和黨人也就越難以繼續保持沉默，而不必擔心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特朗普的政治聲望確實已經有所削弱。民調顯示，他的支援率已降至40%左右，多數美國人認為他的政策走得太遠。
這一點與匈牙利、印度等國領導人鞏固權力的近期歷史形成了關鍵對比。
《紐約時報》首席政治分析師內特·科恩指出，在那些國家，領導人在擴張權力的同時，通常能維持較高的民眾支援率。正是這種支援率幫助他們侵蝕了民主。
而特朗普的相對不受歡迎，將使他更難複製這一路徑。
鑑於特朗普構成的威脅，我們理解那種想要對他的一言一行都進行最強烈抨擊的衝動。
在黑暗時期，這樣做或許能在情感上獲得滿足，也似乎是理所應當之舉。
但風險如此之高，我們不能將情緒置於效果之上。
支援美國民主的最佳方式，是建立一個儘可能廣泛的聯盟來捍衛它。
這意味著要清晰地指出特朗普所有違反憲法的行為，同時也要努力避免誇大其詞，避免將並非違憲的行為也定義為違憲。
那些將保守政策與違憲政策混為一談的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在冒險將保守派推回特朗普的陣營。
需要明確的是，特朗普的一些合法或看似合法的政策，同樣值得自由派、溫和派乃至保守派的反對。
他已經損害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特別是透過他混亂的關稅政策。
他讓俄羅斯更容易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
他對美元的地位和美聯儲的獨立性投下了陰影。
他還阻礙了關鍵的醫療研究進展。
在所有這些領域，他的行為都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哈佛大學的領導層提供了一個有原則地進行反對，並最大化成功機率的範例。
當特朗普今年春天威脅要取消該大學的聯邦資助時，許多哈佛教授和學生敦促校方直接發表措辭強硬的譴責。
但哈佛校長艾倫·加伯採取了更為明智的方式。他承認特朗普的部分批評確有道理。
圖｜哈佛大學現任校長艾倫·加伯
哈佛，如同許多精英高等教育機構一樣，在對待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確實有時過於掉以輕心，且往往將進步派意識形態置於對真理的獨立探索之上。
透過承認這些，加伯反而鞏固了哈佛的政治立場，因為他說出了許多美國人的心聲。
然而，當特朗普政府提出一系列荒謬無理的要求時，哈佛則予以猛烈回擊。
在保守派訴訟律師的幫助下，哈佛提起了訴訟，成為了反對特朗普濫用權力的全國性象徵。
加伯成功地讓哈佛顯得合情合理，而讓特朗普顯得蠻橫無理。
許多聯邦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大多數大法官，也做出了合理的回應。
他們沒有主動挑起爭端，也沒有過度反應。他們釋出了範圍明確但立場堅定的裁決，指示特朗普政府遵守法律。
只有在特朗普無視這些裁決之後，他們才採取了更進一步的措施。
兩週前，最高法院七位大法官（除塞繆爾·阿利托和克拉倫斯·托馬斯外）在深夜釋出的一項緊急命令尤為重要。
該命令阻止了特朗普政府依據《外僑敵人法》驅逐一批被拘留者。
這項命令下達的速度之快、參與大法官範圍之廣表明，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及其多數同僚似乎已經認識到，特朗普缺乏誠信所帶來的威脅。
這一命令讓特朗普陷入了兩難境地，使他幾乎無法在遵守命令字面意思的同時違背其精神實質。
如果他現在選擇公然對抗司法機構，就必須以一種極為露骨的方式進行，而這很可能會進一步損害他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地位。
每一次捍衛美國民主的努力，都應當經過這般深思熟慮。
過去的100天已經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創傷，且無法保證我們能夠完全復原。
但任何人都絕不應放棄。
美國民主也曾在歷史上經歷過低谷——重建後的南方、吉姆·克勞法時代、紅色恐慌、水門事件以及其他時期。
民主之所以能從那些時期恢復過來，並非因為其存續是必然的，而是因為一代代美國人——包括許多在其他問題上觀點迥異的人們——為了這個國家的理想，勇敢而明智地進行了奮鬥。
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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