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正衝擊全球預期。全球產業鏈發展正在進入一個巨大的波動和不確定時代，這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碎片化
文｜《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王延春
3月，外國企業家密集來華。
蘋果公司CEO（執行長）蒂姆·庫克現身北京。他和中國娛樂經紀人楊天真在景山公園交談、漫步，用蘋果手機自拍，到三里屯餐廳吃飯被接連偶遇。韓國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罕見地到訪中國，先是和高通公司總裁安蒙一道拜訪了雷軍的小米汽車工廠，接著又參觀了比亞迪公司的深圳總部。
庫克和李在鎔都是為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DF）而來。春節期間，Deespseek橫空出世，電影《哪吒》票房高歌猛進，中國資產再次迎來重估時刻。3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全球企業界、資本界、學術界多位人士出席。他們希望獲取中國政策的最新動向。尤其是，中國刺激國內消費的決心有多大？中國將如何應對關稅戰？
CDF召開之時，美國尚未公佈4月2日“對等關稅”的細節政策——在今年加徵20%關稅的基礎上，對中國再加徵34%的關稅；此外對進口自英國、澳大利亞、巴西、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的商品均徵收10%的關稅，對歐盟商品徵收20%的關稅，對日本商品徵收24%的關稅，對韓國商品徵收25%的關稅，對越南商品徵收46%的關稅，對柬埔寨商品徵收49%的關稅……美東時間4月2日，美方公佈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稅”。
是否繼續加註中國？美國加高關稅以推動製造業迴流，中國能否透過談判取得緩和空間？人工智慧產業有哪些投資機遇、又面臨哪些失控風險？不斷攀升的關稅壁壘成為籠罩全球經濟的陰霾，但城堡投資創始人、執行長格里芬在CDF說，“毫無疑問，比去年更加樂觀，我感到更多的信心、感到激勵。很多人都看到未來更有前途了。跟去年相比，人們都更有信心。”
美國兩大消費品企業——雅詩蘭黛和手握COACH品牌的泰佩思琦，首次由全球總裁級代表參會。前者宣佈2026年在海南開設一個配送中心，後者明確表示接下來3至5年將在中國加碼門店佈局。奈傑爾·克拉克上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後第一次來到中國。他說，“今年是蛇年，象徵著煥發新生、脫胎換骨。考慮到環境正在迅速變化，這一象徵恰如其分。”
關稅壁壘加高，全球產業鏈版圖將如何改寫？
關稅正衝擊全球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指出，全球的產業鏈發展正在進入一個巨大的波動和不確定的時代，自2000年以來，全球產業鏈已經歷了三次重大重置。第一次重置發生在2011年，由日本地震和泰國洪災引發，促使全球企業重新評估產業鏈的韌性和安全。
第二次重置出現在美國拜登政府時期，其“小院高牆”政策和科技政策的調整，特別是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宣佈美國要執行產業政策、不再遵循《華盛頓共識》以後，導致全球產業鏈進一步碎片化。第三次重置即“特朗普2.0”時期。朱民表示，高關稅在根本上改變了產業鏈的地理位置和配置問題。“特朗普2.0”更大的衝擊在於不確定性。
朱民認為，這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碎片化。特別是自從沙利文宣佈美國要推行產業政策後，全球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從2023年年初不到100項上升到了2000項，各國都紛紛採取產業政策。
美方宣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稅”，高關稅可能根本上改變產業鏈的地理位置和配置。而所謂的“對等”不只是關稅對等，還包括國內稅收、國內市場、資本市場開放、資金流動約束對等。
在CDF，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曉侖說，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在海外僱用了5萬多名海外的員工，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有350多個機構，國際業務佔到集團業務的40%。涉及能源、冶金、汽車，也包括農業機械、紡織機械，以及工廠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等。
然而，不確定性是長期資本和業務規劃的巨大障礙。“現在我們不得不在成本、效率和安全、韌性方面進行平衡，包括一些標準、地緣政治、關稅的考量。”張曉侖說，現在確確實實產業鏈供應鏈的不穩定已經嚴重影響了全球化的發展，也嚴重影響了公司業務的持續和穩定。
“我們需要長期的確定性才能夠更好地部署未來的投資。”托克集團董事會執行主席衛傑明說，托克集團在150多個國家都有業務佈局，去年全球的業務收入大概在2400億美元。
波士頓諮詢公司全球主席李瑞麟判斷，全球貿易的結構性變化將從根本上重塑未來數十年的供應鏈的版圖。像半導體、消費電子產品還有汽車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美國公司的利潤也會受到影響。同時，中國和“全球南方”的貿易據預測將會在2035年增加1.5萬億，可能就不再那麼依賴於西方市場了。重新工業化是一個全世界各地可能都會出現的趨勢，也包括在歐洲。
“全球產業鏈的核心是成本最低化、效率最高化。進入2025年後，全球產業鏈企業的重構和併購滯緩，大型企業的長期投資滯緩。原因很簡單，不確定性是如此巨大，長期投資者都需要觀望。”朱民說，今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為2.7%，遠遠低於2008年以前全球3.5%的增速。但亞洲的新興國家將繼續保持4.7%-4.8%增長，還是強增長，產業鏈的成長和擴張也是重要力量。
許多外企依然看好中國市場。英特宜家集團執行長陽森瑞說，宜家有87年曆史，在中國經營超過60年，宜家不擔心下一個季度或者明年的表現，都是以幾十年為考慮，是一個有長期思維的企業。今天宜家在全球銷售的25%的產品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宜家有自己的工廠，也和中國超過300多家的供應商保持了緊密的合作關係。“我們想的是未來的60年。”
“產業和產業之間、政府和產業之間、政府和政府之間其實都需要合作，以消除這些巨大的不確定性，來幫助企業在商業的層面上能做出新的產業鏈的重置成本的決定。”朱民說。
美國AI投資是中國4倍，擴大生產不再擴大就業
貝恩公司全球董事會主席、總裁、執行長克里斯托夫·德·福瑟在CDF預計，全球AI市場到2027年將高達萬億美元。
北京智源研究院創始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張宏江表示，DeepSeek的核心優勢在於高效能、高效（成本低）、開源。用OpenAI定義的五個層次的智慧，今天我們已經站穩了第二層次，再往第三個層次走，就是智慧體。大模型開始思考了，不僅是有預訓練模型的快思考，而且有了思考鏈這種慢思考。“不光是授人以魚，而且讓人們知道魚好吃，而且造成了他的飢餓感。”
張宏江表示，中國的另一款產品Manus，是通用的智慧體，把各方面的垂直智慧體結合到一起，它知道什麼時候用哪個智慧體。“我們今天確實走到了未來的前夜，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自主智慧的世界，意味著機器開始能夠自我思考、自我規劃，開始能夠自己指揮自己的行動。”
採埃孚集團董事會主席、執行長柯皓哲在CDF介紹，採埃孚集團的AI應用已經涵蓋三方面。一是重塑出行，比如自動駕駛、動力控制，以AI為基礎的軟體，能夠不斷學習轉向、剎車等等。二是製造和供應鏈管理，AI甚至開始預測一些需求的變化。三是AI改變技術開發的方式，採埃孚集團應用AI能將軟體開發的效率提升15%～30%，節省下許多寫程式碼的時間。
畢馬威全球主席、執行長比爾·托馬斯表示，AI究竟會如何改變世界，坦白講，尚無定論，現在很難預測。但AI變革有可能致使部分國家或地區掉隊，進而因基礎設施與人才的短缺加劇數字鴻溝。高速網路、可再生能源、資料中心以及知識樞紐等等，這些投資應當被視作未來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工程，就如同過去人們對電網、鐵路或者是高速公路所進行的投資一樣重要。
必和必拓執行長韓慕睿在CDF表示，全球範圍內正掀起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的建設熱潮，它們將為人工智慧發展提供強大的算力支援，需要大量的銅。預計到2050年，僅資料中心對銅的需求就將增加6倍，從現在的每年約50萬噸攀升至每年近300萬噸。預計未來十年全球銅供應缺口將達到1000萬噸。到2034年的十年間，銅礦開採需要1.8萬億元人民幣的增長資本支出。
AI被寄予振興經濟的厚望。啟明創投創始主管合夥人鄺子平表示，今後十年，AI也是投資風口。但中國的AI投資規模跟美國相比還差很多。根據CBInsights的統計，美國創業投資機構2023在AI方面的投資是400億美元，2024年是760億美元，按照清科研究中心的統計，中國人工智慧領域在2023年的融資規模大約是105億美元，2024年是140億美元，中美相差約4倍。
鄺子平介紹，美國大企業已有不少宣佈了2025年在人工智慧方面的投入：亞馬遜1000億美元，微軟800億美元，谷歌750億美元，Meta 650億美元，OpenAI 聯合軟銀、甲骨文的“星際之門”準備未來幾年投入5000億美元；而中國的網際網路巨頭已經宣佈或市場推測的投入分別是：阿里巴巴未來3年為3800億元人民幣，約合520億美元，市場猜測字節跳動約為200億美元一年，市場估計騰訊為150億美元一年——這些數字遠遠小於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投入規模。
“現在西方也有很多很好的AI投資機會，所以也許資本會放棄中國。但市場變化很快，這就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很多的全球投資者很快就會想在中國的AI市場進行投資。”鄺子平說。
AI的發展亦有隱憂。城堡投資創始人、執行長肯·格里芬表示，當人們開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翻譯中文、英文、西班牙語，譯者就會失業。隨著人工智慧的高歌猛進，很多人可能會失去工作。因此必須教育年輕人能夠成為終身的學習者，讓他們能夠應對這些巨大的變化。
劍橋大學特聘研究員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同時提醒，AI是一個智慧體，具有主體性，並不是人類手中的工具。不只是自動化，它還必須有能力去自己學習、自己改變、自己做出決定，還要自己發明新的想法。以後AI如果能夠發明新的軍事戰略、金融戰略、新的武器、新的貨幣甚至新的意識形態或者新的宗教呢？人類之間相互信任很不容易，但是似乎卻很容易輕信AI。
赫拉利說，在開發超級智慧的AI前，人類之間需要建立更多的信任。“所以現在很多國家都認為，如果要變強，就是誰也別相信，而且跟別人都不要有關係，這個其實不可能的。”比如中國在幾千年來為世界貢獻了儒家思想、茶、圍棋、火藥、印刷術。同樣也從外部接受了很多東西，如果一個民族只接受本國自己的東西的話，我們的生活將非常貧乏，甚至難以維持。
“如果（中美）這兩個國家都自己做自己的，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互的不信任和誤解，這對技術的發展不好，對AI的安全發展也不好。”鄺子平說。
“我們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面臨著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可能失去十年發展成果的風險。”在首日舉行的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論壇上，世界銀行運營常務副行長安娜·比耶德先是發出了警告。
安娜·比耶德說，全球貿易政策轉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債務高企，自然災害日益頻繁和嚴重。隨之而來的，人們信心減弱、投資和消費放緩。今天的108箇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少數國家有望在一代人或者兩三代人的時間內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加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
“經濟增長每損失1個百分點，貧困人口數就會增加1億人。”對此，安娜·比耶德提出的建議包括，重振生產率增長；促進私人投資；應對人口老齡化，尤其東亞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此外，管理顛覆性技術的影響，這將影響到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低技能工人。
另一場論壇上，柏林全球對話創始人兼主席、歐洲管理技術學院教授拉爾斯·亨德里克·羅勒重申了捍衛既有國際組織的重要價值。他說，確保多邊機構不受到破壞，這非常重要。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要讓他們有更多資金、在不同問題上都能夠發聲。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秩序現在正在經歷一場“地震”，國際法或是國際經貿規則會遭到破壞，但挑戰和機遇也是並存的。中國可以超越短期利潤的最大化，制定一個可持續需求刺激的規劃。但所謂的“總需求”，不光是要將目光投向消費能力，還應該包括促進環境、經濟和社會等若干方面在內的可持續增長的政策。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議中國，以福祉為中心進行公共投資。在地球自然資源的極限之內，不僅是增加物質財富，更多要向環境、健康和教育進行投資。此外，提高工資和家庭收入在GDP（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佔比；加大對創新的投資，包括對大學的投資。“現在美國科學經費對基礎研究的投資是在減少的，美國大學也是如此。這反而對於中國來講是一個好的時期和機遇。”斯蒂格利茨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CDF表示，目前對穩增長來說，消費比投資更重要，需要用過去抓投資的力度和投入抓消費。比如拿出5000億元刺激資金用於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將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由200多元增加到400多元。這對短期擴大消費的政策效果更好。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說，目前中國出臺這一攬子提振消費的政策，絕不能是簡單的應急之策，而是固本之基。消費增速放緩、消費率過低，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調整。促消費或是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需要實施的戰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激勵體系的構建。這涉及消費稅的下沉改革，也涉及如何在地方政府考評體系和規劃體系中加大消費類指標、民生類指標的比重。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在CDF談及，阿根廷、越南、美國……不只是中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改革。國家間的競爭實質上是改革的競爭。中國已經進入技術引領經濟發展的階段，建議在上海、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甚至西安等有條件的地方，組建科創特區，對技術落地適度監管，對地方官員考核適度鬆綁。要為真正的“專精特新”小企業提供更多資金支援。
當下，全球經濟與貿易環境仍處於劇烈震動中。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列出資料認為，全球化並沒有停滯，而是一種新的方式在展開。“全球南方”成為推動全球化重要力量，2002年—2022年的20年實踐中，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GDP份額由接近20%提高到40.4%，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出口佔比也由29.7%提升到45.1%。中國經濟依然是推動全球化重要的力量。
“中國正在從中低端的加工製造基地，轉向高階製造和科技創新的重要參與方。”王一鳴建議，中國繼續推進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一步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以服務業為重點推進制度型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堅定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貢獻更多中國方案和智慧。
責編 | 秦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