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疊加產業轉移,中國企業出海新趨勢

中國企業的全球化之旅是一個跨越多個經濟週期的長期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會遇到各種複雜多變的機遇與挑戰
文|尤眾元
近年來,中國企業出海設立辦事處和銷售網路等主要機構成為一種熱潮。背後反映了中國企業出海的主要動機。雖然製造業企業是出海的主力軍,但他們在海外的佈局更多是用於進出口代理、批發零售、市場開發和售後服務等業務的平臺,而非生產工廠。這種現象顯示出一種傾向,即中國企業更傾向於佈局在靠近需求的地方。
展望未來,企業出海的增長潛力主要在於降低成本後的規模擴張。鑑於國內市場規模龐大,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力成本差異並不顯著,企業在出海初期的國外市場拓展意願或許並不強烈。然而,未來的出海競爭將聚焦於成本優勢,這通常意味著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生產基地。隨著越來越多企業追求成本降低,以及海外建廠的比例持續上升,開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將成為未來的主要增長點。
2020年起,疫情衝擊、俄烏衝突、能源危機、貨幣緊縮等從政治到經濟的多重衝擊先後發生。如今,儘管全球主要經濟體基本完成了常態化迴歸,但是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格局與疫情前已經大不相同,全球政治、經濟甚至意識形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局。
在全球保護主義風潮的影響下,國際市場遭遇顯著萎縮,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遭遇嚴重障礙。與此同時,技術進步的速度放緩,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抑制作用。各國政府為提振經濟而採取的貨幣政策舉措,反而加劇了政治經濟週期的不穩定性。中國經濟正處於結構性調整的關鍵節點,面臨從增量擴張向存量最佳化的轉變,以適應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的戰略也在發生變化,它們不再僅僅是為了獲取資源而“走出去”,而是透過整條產業鏈的國際化,利用規模優勢在全球尋找新的增長機遇。這一戰略轉變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新的市場和投資機會,以維持可持續發展。
我們認為階段性逆全球化現象已經不可避免,考慮到當前的經濟局勢,部分製造業可能會加速回流至發達經濟體,同時,一些產業也可能逐步地從中國遷出。在外部環境演變與內部戰略轉型的共同推動下,中國企業正步入全球化發展的新紀元,走向海外市場已從中國企業的“可選項”演變為“必選項”。歷經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積累了雄厚的製造實力,並建立了完整、系統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這是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競爭優勢。借鑑部分製造業強國的歷史經驗,採取“出海”策略以延伸國內產業鏈,可作為應對逆全球化和產業鏈轉移的一種有效手段。此策略透過資源整合、技術壁壘的突破以及對海外進出口限制政策的規避,有望為國內經濟創造新的增長動力。
全球經濟不可避免地將進入階段性的逆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中,根據稟賦優勢,經常將各個國家分為三大陣營: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其中,資源國具備資源優勢,為其他國家提供生產原料;生產國具備生產要素優勢,提供勞動力、土地、技術等生產資料,生產國從資源國購買資源,製造出產成品;消費國則具備廣闊的市場,為全球提供技術革新和制度輸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當出現資源品需求下降、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貿易戰等衝擊時,不穩定因素積累,階段性的逆全球化現象發生。
消費國與生產國的矛盾不可避免。生產國是全球化程序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外資、學習先進國家的制度、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過去的日本、德國,如今的中國,都深度受益於全球化。與之相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由於過度依賴製造國的廉價工業品,加劇本國產業空心化。同時生產國的崛起挑戰了美國第一大國的地位。因此,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天然存在矛盾。
1990年前,日本崛起,美國GDP在全球佔比下行到階段低位,引發美國對於日本的擔憂。2010年後,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美國相對影響力再次下降,美國對於中國的忌憚也在升溫。疫情的爆發加劇了消費國和生產國的矛盾,疫情期間,部分生產國停止生產打擊了全球供應鏈,以發達國家為主的消費國在疫情期間面臨國家安全問題。受此影響,部分消費國政府頒佈促進製造業迴流的政策激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貿易格局和全球價值鏈面臨重構壓力。
圖1 美國GDP佔比
資料來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資源國之間地緣政治動盪加劇。資源國的經濟增長依賴商品價格的穩定。但是後疫情時代,美國高通脹環境限制了美聯儲降息步伐,高息環境下,消費國的需求始終難以回升。覆盤歷史,當大宗商品價格階段性回落時,世界地緣政治進入相對動盪期,多場衝突、戰爭發生於相應時間段。考慮到美聯儲降息步伐躊躇,新能源發展降低資源品的需求,資源國的前景存在不確定性,國際局勢動盪的現象短期內難以褪去。地緣政治局勢的動盪勢必影響全球化程序,階段性的逆全球化難以避免。
圖2 資源品價格與地緣政治動盪
資料來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逆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疊加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部分低附加值產業從中國流出。歷史上,1950年-1960年,部分低技術密度的製造業開始從美國向日本、聯邦德國等國家轉移。1970年-1980年,日本的勞動力成本也上升到較高水平,製造業向後來的“亞洲四小龍”轉移。1990年後,製造業又開始向中國、東南亞和拉美轉移,在該輪產業轉移過程中,中國成為最大受益者,大量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在中國紮根,幫助中國成為 “世界工廠”。如今,中國經濟也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紅利消失,城鎮化走向成熟,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增長需求。正常的經濟規律也支援部分產業轉出中國,分散至全球更廣闊的領域,東南亞、拉丁美洲成為較為理想的產業轉移目的地,同時,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迴流也將形成一定規模。
受益於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中美貿易摩擦,東南亞和墨西哥成為產業鏈轉移的受益者。以越南、泰國、印尼為代表的東盟國家受益於低廉的勞動力要素價格,成為本輪產業轉移的重要受益者。世界銀行公佈的中國調整後的國民淨人均收入資料顯示,按照不變價計算,中國該指標達到8000美元,與之相比越南和印尼該指標僅為3000美元,不及中國資料的一半,最高的泰國距離中國也是相差甚遠。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相近,該國能成為產業鏈轉移受益者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優勢。
圖3國民人均淨收入(不變價美元)

資料來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產業轉移現象客觀存在,中國亦可成為受益者。賽迪研究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關兵認為越南和墨西哥分別受益於美國的“友岸供應鏈”和“近岸供應鏈”,成為本輪產業轉移的受益者。與他們相比,中國的中西部也有承接轉移的效果。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中西部18省出口額共計為4130億美元,是墨西哥出口額的0.9倍,越南的1.7倍、印度的1.3倍。2022年該資料為7354.6億美元,增加至墨西哥的1.3倍,越南的1.6倍和印度的1.6倍。因此,儘管有產業外遷,但是我國中西部承接轉移成果顯著。
在逆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衝擊下,中國企業通過出海改變困境。
在中國企業全球化戰略的推進過程中,對外直接投資構成了資金出海的主導形式,且其規模持續擴大。這種直接投資模式涵蓋了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實施企業併購以及成立合資與獨資實體等多種形式,已成為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主要途徑。這種投資模式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更深入地滲透到當地市場,獲取必要的資源和先進技術,拓寬市場銷售渠道,還有助於提升企業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澎湃研究所的資料分析顯示,2023年中國在非金融領域的海外直接投資顯著增長,涉及的境外企業數量增至7913家,相較於前一年,增加了1483家,這一增長幅度創下了歷史新高。同時,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也達到了1301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了11.4%,這一數字僅次於2016年的峰值。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前四個月,該投資額以美元計算,累計同比增長了10%,保持了持續增長的勢頭。
圖4中國對外投資
資料來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全球經濟新格局下企業面臨新的挑戰,一些政策也為國企基建能源出海、民企新興製造業有序出海提供服務。東海證券的研究發現,在2000年之前,中國的對外投資政策主要集中在嚴格控制和限制上。然而,隨著2000年"走出去"戰略的提出,政策開始鼓勵和支援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以促進企業的國際化發展。2013年,中國進一步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這一戰略的提出,使中國對外投資政策更加具有區域和行業導向性,重點支援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發等領域的投資。到了2023年,"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國對外投資政策更加註重質量和效益,特別是在新興產業和高階製造業領域。政策傾向於支援企業在海外投資研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以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總的來說,中國對外投資政策經歷了從嚴格控制到積極鼓勵,再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這一轉變反映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也體現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的決心。
辦事處和銷售網路是中國企業出海設立的主要機構,背後反映需求端是中國企業出海的主要動機。雖然製造業企業是出海的主力軍,但他們在海外的佈局更多是用於進出口代理、批發零售、市場開發和售後服務等業務的平臺,而非生產工廠。這種現象顯示出一種傾向,即中國企業更傾向於佈局在靠近需求的地方。與直覺相反,中國企業出海的主流沒有選擇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生產基地以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是選擇在美國、歐洲、非洲等更接近需求市場的地區進行生產。這些企業在選擇出海建廠的目的地時,主要是受需求驅動,更多考慮的是規避貿易壁壘和節省運輸成本,而非尋求廉價勞動力。
中國企業出海模式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實力,開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將是未來增量。從以上的趨勢可以推斷,這些已經出海建廠的企業可能是在技術、資源或商業模式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而不僅僅是依賴低人力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一帶一路”倡議的高質量推進階段,我們預期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佔比將繼續上升,顯示出國有企業出海的長期積極趨勢。那些在國內實現出口高階化,以及在海外擁有成本優勢資源的企業將是短期內出海最受益的企業。
展望未來,企業出海的增長潛力主要在於降低成本後的規模擴張。未來的出海競爭將聚焦於成本優勢,這通常意味著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生產基地。隨著越來越多企業追求成本降低,以及海外建廠的比例持續上升,開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將成為未來的主要增長點。
習總書記曾經強調:“經濟全球化是時代潮流。大江奔騰向海,總會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了大江東去。動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強大。儘管出現了很多逆流、險灘,但經濟全球化方向從未改變也不會改變。”全球化是一個涉及眾多國家的廣泛程序,中美之間的“脫鉤”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逆全球化。階段性的逆全球化和產業鏈轉移難以阻擋時代的潮流,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
實際上,最新的全球經濟格局可能會成為中國企業加速全球化的催化劑。全球人民都渴望更好的生活,而這種生活的實現離不開商品和服務的全球自由流通,以及透過全球資源配置達到的高效生產。面對當前的企業出海新趨勢,我們必須深入思考如何在開拓市場的同時,也能贏得投資國的尊重和認可。從原先單一的製造並銷往全球的模式,轉變為更加註重與當地社群攜手合作,共同推進專案開發,以此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展望未來,中國企業的全球化之旅是一個跨越多個經濟週期的長期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會遇到各種複雜多變的機遇與挑戰。只有那些能夠敏銳捕捉時代機遇,勇於面對並積極應對挑戰的企業,才能實現持續穩健的發展,為全球經濟的繁榮和增長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作者為九方金融研究所資深宏觀研究員,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編輯:王延春
責編|肖振宇
題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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