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筆記俠團隊訪談張國剛老師內容整理 責編 | 賈寧 排版 | 六月
第 8829 篇深度好文：6550 字 | 17 分鐘閱讀
筆記君說：
我們在與一些企業家和創業者交流的時候，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們的目標不清晰，往往是幾個月一大調，幾個星期一小調。”
“我們的戰略應該是正確的，但執行非常低效，工作推進很慢。”
“團隊文化變成了喊口號，團隊組織渙散，始終提不起士氣。”
不知道現在的你，是否也面對著這些問題呢？
不用著急，這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是比較普遍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除了請戰略顧問，閱讀經典管理著作等途徑，其實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從過往中尋找智慧。而歷史，就是“從過往中尋找智慧”，最有效的途徑。
有的人可能又會說：“歷史有什麼好看的，那不過都是一些陳舊過時的東西。”
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歷史，其實是企業家“最便宜的戰略顧問”，是企業家決策時的“隱形指南”，是洞察人性底色的“X光機”。
為了更好地讓企業家和創業者從歷史中學習企業管理和發展，筆記俠團隊近期專訪了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張國剛教授。
張教授的著作《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一書，迄今為止已重印15次，累計印刷約20萬冊，是當今史學界《資治通鑑》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制高點。
作為筆記俠PPE課程2025級的授課導師，張教授將會透過商鞅、劉邦、曹操等政治家及喬致庸、孟洛川等商業鉅子的決策案例，為我們講述領導力決策的“道法術”，給我們帶來方向性、思想性、實用性的課程。
點選此處瞭解筆記俠PPE課程2025級詳情。
今天，我們以“商鞅變法”為例，對它進行“道法術”的大拆解，進而得出這一歷史事件對我們當下企業家領導力決策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啟發。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幫助。
秦國透過商鞅變法，從一個偏遠蠻荒的西陲小國，一舉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統一了中國。
於是，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商鞅這個人，但是商鞅即便再有才華，也離不開秦孝公的無條件信任和大力支援。
那麼，秦孝公即位之初，面對著一個什麼局面呢？
三句話：
第一，國力弱小，險象環生。秦孝公的老爹秦獻公胸懷大志，但能力差那麼點意思，國土讓別人佔了不少，到死也沒收回來。
第二，形象極差，國際排擠。中原地區的其他諸侯國，組了個古代版的國際聯盟，商討天下大事。但大家一致認為秦國就是野蠻人，不帶他玩，還不時揍他。
第三，太年輕，經驗不足。當時秦孝公剛21歲，也就是現在大學二三年級學生的年齡，想有一番作為，但是無奈缺乏經驗。
拿著這一把“爛牌”，秦孝公沒有破罐破摔，而是積極想辦法。
於是，他釋出了求賢令，向天下求賢才，並承諾如果誰能讓秦國強盛，就可以給他分封國土。
這可以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合夥人制度來招聘職業經理人的案例，當衛鞅幫助秦國強大之後，秦孝公也兌現了承諾，把商於這個地方的十五座城分封給衛鞅，所以衛鞅才成了我們現在熟悉的商鞅。
正好這時候的商鞅在魏國和齊國都沒有得到重用，看到求賢令後，就來到秦國面見秦孝公，經過4次“面試”之後，兩個人在認知上形成了高度統一，秦孝公對商鞅高度信任，委任他全權負責變法的事情。
其實，秦孝公在見到商鞅之前，就有了變法圖強的想法，並且詳細瞭解過朝臣的意見和民間的呼聲，本身就有強烈的變革意願。只是他覺得朝臣中沒有能與自己商議變法大計的人，所以才釋出了求賢令。
其實在秦孝公之前，其他國家比如魏國和楚國，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變法，但是因為觸及到了傳統貴族的利益，導致變法治標不治本，都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人亡政息。
秦孝公決定不走魏國楚國的老路，要在秦國把變法進行到底，才能把秦國從一個落後的奴隸制邦國改造成新的強國。
於是，他決心任用商鞅開始變法之後，把朝廷的官員找來，讓他們主動談談要不要變法，怎麼來變法，然後安排商鞅跟他們辯論變法的利弊得失，最終得出了必須變法的結論。所以我們可以說，變法的主導者，其實是秦孝公。
張國剛老師認為：政治家和企業家的決策，最重要的是敏感和直覺，聽多數人的意見（瞭解大家的利益關切）；與少數人商量（解決自己專業知識的不足）；拿自己的主意。這是決策中的“道”。
《資治通鑑》中，也提到商鞅曾說：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意思是要做大事，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可以的，但不要跟大眾去謀劃商量，不然你一言我一語，就很難做成自己的事情。
當下我們的企業管理也有必要這樣做，比如公司的戰略發展方向和重點業務，可以以腦暴會的形式聽取整個團隊各個成員的想法和建議，但最終決策的時候，還是要和核心管理層以及業務骨幹詳細討論分析，最後由老闆做出決策。
一旦達成共識，就要朝著結果導向堅定前進，這樣才能讓團隊成為一支競技隊伍，而非一團和氣的“大家庭”。
1.作為管理者，哪些事可以不管，哪些事必須要親自抓？
張國剛教授認為：作為一把手來說，決策的日常事務，可以不為；重大的人事任命，要有所作為。這是決策中的第一個“法”。
在商鞅變法中，我們可以看到秦孝公充分信任商鞅，但是沒有一上來就任命他做最高的爵位“列侯”（第二十級），而是任命他做“左庶長”（第十級爵位），比大夫階級高，屬於“客卿”這個級別。
這樣做有兩個用意：一來這樣符合當時各諸侯國慣例，外來人才來投奔，一般都任用為客卿。二來雖然客卿看起來地位不是特別顯赫，但在為政方面十分重要，掌握資源也較豐富，客卿可以直接面見國君彙報工作。
在實際的管理中，企業一把手安排得力干將，會給他合適的位置，可能不是那麼顯赫，但是非常重要。
最好讓他直接向一把手彙報，中間不要隔著另外的人。如果隔著另外的人，中間那個人只是協管，管的越少越好，爭取能不管。
這樣安排不那麼引人注目，又能幹事情，又能跟上級暢通地交流。從管理的持續性、穩定性來看，這種安排是尊重人性的一種智慧。
商鞅變法中秦孝公與商鞅的合作模式，為當代企業家提供了極具現實意義的管理啟示。這場兩千年前的改革同盟，本質上是一堂關於戰略共識、制度創新與組織變革的生動課程。
2.機制先行，規則大於人情
商鞅變法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① 廢除貴族特權，取消繼承特權，設立軍功爵制
周代以分封制管理天下，爵位土地都用繼承的方式傳遞，在各個諸侯國內也是這樣，諸侯們將天子封的土地再分封給身邊的功臣，親友。可以說是一人立功，不僅全家享福，乃至子子輩輩都享受先祖所帶來的福利。
這樣的制度讓土地、官位、權利都被這種貴族所把持佔有，新人無功可立，甚至立功也沒法得到獎賞，貴族們坐享其成，平民們一直貧困。
商鞅正是看透了這一點，便廢除了貴族的權利，爵位土地不可繼承給下一代，貴族子孫們如果想富貴，便只能拿起刀槍，拿起自己的學識建功立業，自給自足。
這個制度讓新人和奴隸也有了翻身建功的機會，也讓他國人才有了一展抱負的平臺。秦國也因此有了自己的人才體制，也正是這一制度，讓後世湧現出司馬錯、白起、張儀、李斯等名臣名將，使秦國愈加強大。
② 廢除奴隸制和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
井田制是中國古代社會國家對於土地管理的一種方式，始於商朝，盛於周朝。國家將土地分給諸侯，諸侯再分封給各貴族地主。
貴族地主驅使奴隸耕種，每年交一定的糧食給予諸侯，國家。分封土地的地主不得買賣轉讓，因此地主們想要收穫更多的糧食只能壓迫手下的奴隸，而奴隸為地主打工，自然是不會全心全意，導致大面積土地荒蕪，隨意播種。導致奴隸飽受地主壓迫，不得翻身；土地荒蕪，人煙稀少。
商鞅廢除了奴隸制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化。這樣一來，地主們可以賣出不需要的土地，換取金錢和糧食。奴隸們也可以買得自己的土地，為自己勞作肯定更加盡心盡力，勞作好的，還可以減輕甚至免除賦稅。
這個制度，激發了農民的耕作意識，使得大面積荒地得以開墾，秦國國庫變得更加豐裕，農民對國家也更有歸屬感。
商鞅告訴大家，人一生就兩件事兒，一個是打仗，一個是種地。如果不打仗種地，而是去幹別的事兒，那就受窮受苦，官府會收你為奴。
商鞅兩手抓，兩手都很硬。一手抓軍事，能打勝仗，一手抓糧食生產，發展農業。“利出於地，名出於戰。”什麼意思呢？想要利益、財富，就從土地上去找；要想有名，有地位，就透過戰爭獲得。這個制度讓秦國把一切社會資源，都驅使到耕戰方面去。
③ 廢除分封制，改為郡縣制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商鞅廢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縣制。他將秦國劃分為若干個郡縣，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員管理。“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將秦國劃分為31個縣，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員管理）。
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得秦國的統治更加嚴密，政府可以集中一切有效的資源辦大事。
從此諸侯國之間的實力之爭，變成六國那種封建制色彩的城邑國家和秦國這種農戰合一的郡縣制國家之間的競爭，結果是有著極強動員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的秦國勝出。
其中郡縣制更是作為核心制度，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被髮揚光大，並經過漢朝的“郡國並行”和隋唐的進一步改良，一直沿用到清朝，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格局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將“大一統”和“家國情懷”深深地刻在我們每一代中國人心裡。
正是因為有了郡縣制，我們儘管在歷史上有很多次分分合合，但始終沒有變成歐洲那種四分五裂的封建小國和美國那種聯邦國家。
所以毛澤東主席曾說：“百代皆行秦政法。”
此外，秦孝公和商鞅推行變法的時候，始終把制度放在第一位，當有人觸犯制度的時候，毫不猶豫地依法制裁。
比如，秦國太子的老師鼓動太子犯法，商鞅說：“太子犯法，因為他是儲君，不可施之以刑，可是太子的老師要負責。”
於是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從名字可以看出也是秦國貴族）分別處以割去鼻子和臉上刺字的刑罰，這下震懾了整個上層。而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馬兌現獎賞。
透過賞罰分明使法律有尊嚴，所以商鞅的改革深入人心，即使商鞅後來身死，秦國卻沒有像吳起變法之後的楚國一樣人亡政息。
因此，我們管理企業不要人說了算，要讓制度說了算。制度讓所有人遵守遊戲規則，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該怎麼做，制度說得明明白白。
當然，制度的存在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約束人性，把人性惡的那一面圈起來，並且激發人性的善良的一面。所以，我們制定制度的時候，也要足夠用心。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
管理要人性化，制度要嚴格化。不管是誰，只要違背了公司的制度，就一定要依“法”處理，而不是“人治”。
3.講讓人理解的道理，他才能去做他不瞭解的事
在變法剛開始的時候，商鞅並沒有一下就頒佈法令，而是透過一件事讓制度的信用被大家看到和了解，取得了民眾對制度的認可和信任。
這件事，就是“徙木立信”。
他把一根三丈高的木頭放在都城南門，張榜告訴大家，誰能把這個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賞賜十金。十金相當於那個時代一箇中等人家的全部財產。這麼高的賞賜，這麼簡單的一份工作，所以老百姓議論紛紛，卻沒人相信。
商鞅於是把賞金增加到五十金，秦民奔走相告，激動萬分，大家都說，這簡直是天上要掉餡餅了。有個人真的就把這根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結果馬上被政府找去，當場兌現獎金。
全國一片譁然，這個訊息比什麼傳得都快，人們見面第一句話就講這件事，原來政府說話是算數的。
這時候商鞅告訴百姓，你們別覺得沒賺到這五十金很後悔，機會還有的是，現在朝廷獎勵耕戰，你們就按照法令上說的去做，日子自然會越來越好。
張國剛老師認為：決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講讓群眾理解的道理，去做他不瞭解的事。這樣你的政策就比較容易推行下去。這是決策中的第二個“法”。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管理者在立威之前要先立信。
你在用力量和威嚴的方式執行決策之前，一定先讓大家相信你是真的講信用的。如果沒做這件事，你的“威”就會讓大家感受到冷酷無情，而不會感受到你說話算數，未來一定會有很多困難。
商鞅變法不光有原則性，具體實施起來還有非常具體的可操作性。具體到什麼程度呢？具體到你都難以想象。
比方說，農業管理方面，從播種開始，法律就規定，種稻子每畝地用之二斗；麥，每畝一斗；黍，即小米，每畝三分之二斗；菽，也就是豆類，每畝半鬥。政府用法律來指導農民種田，使科學的農業技術得到推廣。
法律還規定，地方政府每年要以書面形式，定期詳細彙報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包括受雨多少田畝，抽穗多少田畝，已開墾還沒耕的多少田畝，受水旱之災、病蟲害影響的田畝受損情況，都要報告。
軍功授爵制度，也是非常具體的，爵位直接跟戰爭業績掛鉤，十分具體細緻。
比如說，士兵斬了敵人一個首級的，就可獲得爵位，獲得田宅，還有僕人。斬兩個首級的，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如果妻子是奴，馬上就可以解除奴婢身份。
在部隊裡吃飯的伙食標準也看這個。三級爵位計程車兵，每天有粳米一斗，醬半升，菜羹一盤。二級爵位計程車兵能吃到粗米，沒爵位的能吃飽肚子就很好了。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標準都不一樣。上等爵位計程車兵，當然標準更高了。
這種待遇上的差別，就是激勵士兵拼命去殺敵。所以在秦國士兵的眼裡，首級不是人頭，首級就是房子，就是醬菜，就是下次吃飯會有更高的標準。
總之，商鞅變法這些措施，內容細緻周密，具有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商鞅身亡之後，仍然能推行下去，說明它符合秦國的社會實際，具有可持續性。
張國剛老師認為：選擇正確的決策，付諸實施，能夠執行，這三者缺一不可。不能付諸實施的，就是紙上談兵。這是決策中的“術”。
因此，我們在企業管理過程中，更要注意決策的可執行性和流程的完整性，如果流程不夠科學不夠嚴密，要及時進行調整。
管理的核心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建立一整套的管理的組織體系、制度和流程，這才是經營的關鍵所在。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是經常押韻。所有企業或組織都會經歷"熵增-變革-新生"的週期律，我們讀歷史並不是單純用來增加談資，而是要用歷史的智慧破解當下的問題，尋找屬於自己的思想出路與實踐出路。
張國剛老師指出：決策既要有程式化的部分，也要有靈動化的部分，具體問題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
在實際的企業經營管理中，我們能看到在很多企業的管理模式中能夠看到商鞅變法的影子:
比如華為的“鐵三角組織” 透過協同作戰，圍繞一個“城牆口”衝鋒，就是秦軍作戰單元的一個現代縮影；
海爾透過“人單合一模式” 將員工薪酬與為使用者創造的價值直接掛鉤,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可以說是“獎勵耕戰”制度的現代翻版；
而阿里巴巴集團在管理上使用的“連帶責任制”（如果一個員工違紀，將追責到他的直屬領導和上一級領導），更是很像秦國的“連坐法”。
所以，歷史不是故紙堆裡的標本，而是流動在血脈中的智慧基因。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古為今用，學以致用。
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發現：我們當下面對的組織裂變、戰略抉擇、危機管理等等問題，都能在《資治通鑑》中找到原型。
今天的企業家和創業者，不僅要面對全球化和數智化的機遇與挑戰，也要面對決策、見識和智慧的挑戰。
為此，作為第一個面向企業家的PPE（政經哲）課程，筆記俠“第五代企業家PPE班”高揚“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幟,致力於為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提升和放大見識。
什麼是PPE？
PPE，即（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Economics經濟），通譯政經哲。最早由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於20世紀20年代初設立，被譽為人文社科類最頂尖的專業之一。
PPE可以幫助企業家更好地理解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企業的運營和發展，從而指導企業戰略和決策。
筆記俠PPE課程2025級，特別邀請了本文提到的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張國剛老師擔任2025級2期歷史學模組導師。（課程報名截止日期：2025年2月28日）
張國剛老師說：“知識和能力變成智慧必須要通識，而通識主要是人文教育，尤其是文史哲。”
他將以研究中國歷史和《資治通鑑》四十餘年的學術功力，縱橫古今，高屋建瓴，帶領我們挖掘《資治通鑑》中的文韜武略，讓我們獲得傳統經典中現代意義的同時，開啟中國式管理思維與人生智慧。
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希望更多的優秀企業家和創業者，在筆記俠PPE（政經哲）班的思想結構與社群組織中，去構築在大時代下的大見解和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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