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作為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進行了著名的“商鞅變法”。正是在此次變革之後,秦國才一掃之前積貧積弱的頹勢,得以轉弱為強,收復失地,並積蓄國力,進而東出函谷,逐鹿中原,一統天下。
但這場對秦國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各王朝都影響深遠的變法運動,其具體的改革內容卻記載寥寥,語焉不詳。史書上只是大略的介紹了一些諸如:“什伍連坐”“軍功授爵”“禁私鬥”和“鼓勵農耕”的名稱,具體執行時的條文細節,則無從得知。至於變法的效果,《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因此,我們只能從流傳下來的法家代表作之一的《商君書》中的文字來間接的瞭解其變法的思想和內容。
之所以說“間接”,是因為它雖然冠以“商君”之名,但據考證,其中的很多篇章並不一定是商鞅所作。因此,如果裡面有些內容令人感到恐懼,厭惡,憤恨,不近人情,我們也可以自欺一回。或許這些並不都是當初商鞅所為。
《商君書》的核心,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弱民”。其中所有篇章所涉及的關於政治,經濟,軍事的一切,都是完成這兩個目標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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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的第一個思想:壹民。
所謂“壹民”,即國家只需一種“人民”—耕戰之民,平時種田,戰時攻敵。
自然的,國民也就只做一件事:農戰。其餘諸如“商人”“士人”“技藝之民”則是蛀蟲,是害群之馬,要壓迫之,殲滅之。
正如《商君書》中的《算地》篇所說:“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注意,這裡的“樸”可不是“純樸”,而是要讓人民變得愚樸順從。具體到方法,《商君書》可比諸子百家其它學派所用的文化教育要“高明”的多,它天才般的使用了經濟的手段,直達根本,意圖從經濟一元達成政教一元。
《說民》曰:“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縱然人民的慾望千差萬別,但只要用專制的強權限制除了“農戰”以外的一切謀生手段,那麼不管是為了獲得財富還是僅僅只是為了活著,人民就不得不服從於專制君主國家所預設好的道路。

畢竟,在《商君書》的作者看來:“國之所以興者。”唯有“農戰。”
這種無視國民意願,用國家機器把全社會所有資源統一到政府目標上的做法,在伐交頻頻的戰國時代可能有它現實的合理性,有效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理論,它只適合非常時期,若是依此實行,傳之萬世,那必定會遺禍後世。
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無視個人意志,個體差異的專制理論。在這種社會里,對個人夢想和幸福的追求是一種原罪。一定要被徹底剷除,人民只不過是零件,是耗材,是統治者手裡廉價的“工具人”。

除此之外,“壹民”還有個更為嚴重的後果:即消滅私人空間,使每一個個體都處於國家和他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商鞅的戶籍制度,什伍連坐之法,就是要讓人與人之間相互糾察,監視。告發奸行者,重賞;隱匿不報者,重罰。什伍之內,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朋友,全部株連。
按《商君書》中所說:“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不能相為隱。”
就連親人之間都要相互告發,真是“大義滅親的典範啊!
若能如此,君主則可以“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才能“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
《商君書》的作者在寫這段文字時應該是無比自豪,自信,自得。可在我看來,這樣的君王是不是更像一隻處於蛛網中心的大型蜘蛛,隨時捕捉著每一根蛛絲的輕微震動,伺機獵食著不慎落入其圈套的無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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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的第二個思想:弱民。
其思想自然還是要讓人民軟弱,順從。我們都說國富民強,民強國富,但《商君書》中卻是民弱國強,民強國弱。似乎人民和國家是相互對立的存在,雙方你死我活,不死不休。
對此,我們也許會覺得不可理喻,但在專制論者看來則是合情合理,只有人民愚昧,柔弱,順從,才能便於控制,利用和剝削。只有人民一盤散沙,自己的統治才堅若磐石。
攘外必先安內,《畫策》篇中就說過:“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

不僅如此,《商君書》還貼心的為君主從政治,經濟,教育三個方面謀劃了具體的弱民手段。
政治:實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弱民消滅強民,以奸民控制良民。
為什麼要用弱民消滅強民呢?因為如果用強民消滅強民,那最後剩下的還是強民。但若用弱民消滅強民,那就只剩下弱民,而弱民,很好控制。
為什麼用奸民駕馭良民呢?因為地痞流氓獨霸一方,魚肉鄉里,如果民眾能長期忍受奸民,那自然也就學會了服從。同時,由於民眾面對流氓惡霸沒有指望,他們自然就只能依賴專制政府,而專制政府又可以藉此懲治流氓小人,樹立威信。然後再次創造新的流氓小人,如此迴圈往復,維持一種畸形的共生關係。這就是《商君書》中所謂的:“以奸民治,則民親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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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剝奪個人資產。
不得不說,《商君書》中的某些觀點,在正常人看來真是有些匪夷所思。
比如《去強》篇所說:“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
要讓貧窮的人富起來,這還能夠理解,但又要讓已經富起來的人變得貧窮,接著還要讓富起來的人再變窮,讓變窮的人再富起來,如此返復折騰,真是奇哉怪哉。
孟子曾說過:“無恆產者無恆心。”可能,《商君書》的作者就是希望人民變得沒有“恆心”,變得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只能祈求於專制國家,專制君主的施捨和保護吧。

除此之外,還要進一步剝奪人民自立的手段,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完全失去獨立的可能。
比如,說客善於言談,隱士精於思想,勇士依仗氣力,匠人擁有手藝,商人依靠才智。他們都有一技之長,並以此自立,自恃,因此要奪走他們這些賴以獨立的本錢,讓他們不能依靠自己,只能依靠國家,只能依靠君主,這樣,他們才能變成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僕人和奴隸。
總之一句話,人民就像鳥雀,要控制他們,就先要剪斷他們賴以生存的雙翅。
故專制之要務,最重要的就是讓人民失去獨立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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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壹教
何謂“壹教”。“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破),銳者挫……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列出這麼多品質,又全部加以否定,總之,否定除了“農戰”以外的全部品行道德。你堅強,就破敗你,你鋒利,就折斷你。
因此,在《商君書》的教化體系裡,沒有詩歌,也沒有音樂,至於雜耍表演,就更是令行禁止,只有努力耕作,上稅,打仗。至於其它,則被認為是無用的,邪惡的,只會讓人民荒於耕戰的奇技淫巧。
從某種角度來看,《商君書》並沒有什麼教育理論的建設,它只是不斷的禁止這個,禁止那個,以創造一個單一的,僵化的社會。

我們很難說商鞅變法的內容與《商君書》中所體現的理論有多少是一樣的。事實上,對商鞅變法的評價一直以來也是譭譽參半,前後矛盾。
一邊是“秦民大悅。”一邊是“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也許,真正的歷史情況我們永遠也無法探明,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那就是《商君書》這本法家著作本身所透露的思想應該要被批判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君書》和其它法家學派所倡導的法制理念。其中的“法”與現在的法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的“法”的上面還有一位君主,所有一切的法令都是以維護君主的個人權利和統治為第一要務,而民眾的權利,國家的存亡是排在後面的。這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飾的一家一性之法。而《商君書》正好為封建帝王提供了邏輯嚴密,言簡意賅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是他們的百寶囊和殺人刀。
而且,最重要的,《商君書》從成書之日起,它的的思想就一直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一直沒有斷過。
參考資料:《商君書》 作者 商鞅及其後學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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