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自劍橋大學法學院的英國律政界新星，居然被自己律所的男同事強姦了。

那個名叫朱利安（Julian）的男同事，也是律界之星，而且出身於英國赫赫有名的律政之家，他的父親是獲得“皇室法律顧問”（Queen's Council，簡稱QC）頭銜的資深大律。

而這位被強姦的女律師泰莎•恩斯勒（Tessa Ensler），則來自利物浦的一個普通工人階級家庭。她的母親是一名普通的清潔工，叔叔是位計程車司機，她還有個“問題哥哥”。她完全是憑藉個人的“超級”天賦與努力完成了階層跨越，成功躋身於英國的精英階層。一路開掛的她，在遭遇性侵之前，可謂是“春風得意”。一家排名頂級的律所，也向她伸出了橄欖枝。

泰莎自己非常精通英國現行的“法律遊戲”，十分擅長運用既定的法律規則，以及她獨特的刑辯技巧，幫自己的“客戶們”打贏官司。而最諷刺的地方在哪裡呢？遭遇了性侵犯的她，正是一名性侵案辯護律師——專門幫那些被指控性侵的男性被告“開罪”的。她每打贏一場官司，就意味著有一名女性的正義可能未得到伸張。而她特別擅長的是什麼呢？以低姿態讓原告放鬆警惕、多說話，因為她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如此她就可以輕鬆抓住證詞裡那些不連貫、不清晰、不一致的“漏洞”，摧毀其證詞的可信度，從而讓原告所講述的“故事”不被法官採信。於是，她和她的客戶就可以在這場“遊戲”中勝出。

就是這麼一名深諳現有司法遊戲規則、有著過人“法律直覺”、幾乎時刻都能保持機敏冷靜淡定、只追求性侵案中“法律真相”而非“事實真相”的女律師，自己卻遭遇了熟人性侵——那麼，她遭遇性別暴力後的創傷反應是怎樣的？這一切會因為她的精英女律師身份而有所不同嗎？而當她自己作為性侵案受害者成為原告時，她能成功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武器和技巧，去打贏這場官司嗎？

以上的人物身份與情節設定，看似來自一則很容易引起轟動的社會新聞，實則來自一部全球範圍內口碑極好、也獲得了奧利弗獎和託尼獎雙料大獎的英國戲劇——《初步舉證》（Prima Facie）。它雖不是直接照搬某一樁具體性侵案件，卻“提煉”自無數樁真實案件，以女性獨角戲的形式向英國的司法體系發出了靈魂拷問。而它的編劇蘇西•米勒（Suzie Miller），也的確曾是一名在澳大利亞經手過諸多性侵類案件的執業律師。

在該劇中獨挑大樑的英國女演員朱迪•科默（Jodie Comer），和她所扮演的女律師泰莎一樣，也出生於利物浦，在3月11日剛剛度過她的32歲生日。6年前，她以《殺死伊芙》（Killing Eve）中的變態女殺手一角為觀眾所熟悉，並被中國粉絲親切地稱為“小變態”。此番在《初步舉證》中，她以一己之力，獨撐109分鐘的戲份，表演極具張力。其令人驚歎的演技不止極大加持了該劇的口碑，也為她自己贏得兩座最具分量的表演獎——奧利弗獎和託尼獎的最佳女演員大獎。

目前，《初步舉證》的劇場錄播版正在中國大銀幕上映，雖然這種名曰“新現場（Filmed live theatre）”的影片形式相對小眾，排片率和上座率都並不高，但依舊憑藉其超高的口碑（超過13萬人在豆瓣評出了9.5分）、劇本所承載的性別議題、司法議題等因素，在上映20天后收穫了超過3200萬RMB的票房。

這出戲，不止在中國收穫了高度一致的好評，更在英國本土對司法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還引發了諸多關於性侵案審理的關鍵討論，真正示範了“戲劇改變現實”的強大力量。

編劇蘇西•米勒幾十年前在法學院學習時就發現：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之下，性侵案勝訴的可能性極低。一方面，她贊同“疑罪從無”的無罪推論制度，但另一方面，具體到性侵法這裡，“疑罪從無”則無疑加重了那些女性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就像劇中臺詞所寫：施暴者有權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或者只需要“宣告”自己並不知道對方不願意；而受害者們卻不得不向法庭上的各方，努力證明自己並非騙子、並非誣告。她們不得不在庭審的交叉質詢中，一遍遍撕開傷口，被要求以“毫無漏洞”的方式，講述在過程中自己的確反抗過、明確地說過“不”。傷痕、被撕破的衣衫、尖叫式的反抗，是更容易被法官和陪審團採信的“證據”，而她們的證詞也必須“完美”到——足夠清晰明確、前後一致、富有邏輯。

也所以，在性侵案的審理中，法庭本應審判施害者，實際卻將受害者置於被告席。

編劇米勒認為，現行這套由白人精英男性所制定的司法體系，帶著太過鮮明的性別屬性，而性侵法一直以來更是主要從男性視角出發，著重於避免男性被誣告的風險，而不是為每一個受侵害的女性伸張正義——它沒有充分考慮到女性的真實創傷經歷。

在劇中，身為性侵案辯護律師的泰莎，也是直到自己遭遇了強姦，才發現原來性侵對女性的傷害是如何深重：“它是一種腐蝕性的創傷，開始是身體深處的恐懼和痛苦，接下來會蔓延到思想和靈魂。”即便是她，雖然在性侵過程中明確地表達了“不”，也一度出現過僵直反應（freeze）。

在性侵犯對女性造成的巨大創傷、驚恐、壓力之下，她也不可能再保持平日裡的理性、邏輯、冷靜，對每個細節都記憶清晰。何況她當時還因為酒後嘔吐正感到眩暈不適。那一刻，她不再是專業的“律師”，只是一個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受害人。創傷反應之下，她沒有在第一時間裡想到保留證據、更沒想到報警，而是急於“清洗”，從身體到心理。

她走出家門，失魂落泊地淋在瓢潑大雨之中，坐上出租想要逃回母親的身邊，直到幾個小時之後，理智歸位的她才決定去警局報警。儘管，作為律師，她早已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註定無法打贏這場官司。因為在現有的“審判遊戲”之下，她的遭遇並不符合法律意義上“完美強姦案”的要件，她自己也並非那種容易獲得陪審團“憐憫”的所謂“完美受害人”。有太多不利於她的因素。

為什麼女性需要以“完美受害者”的姿態才能獲得憐憫，而施暴者只需要說“她沒說不”就能夠全身而退？這，真的合理嗎？受害者證詞的模糊性、部分缺失、甚至一些細節的前後矛盾，就能證明受害者在撒謊嗎？而在“性同意”的問題上，是否從過去的“否定同意（negative consent）”模式轉向“肯定同意（affermative consent）”模式，更有利於實現司法公平？

顯然，米勒成功地透過她的劇本實現了這些訴求。在該劇於倫敦首演之後，英國中央刑事法院的一位法官一早就給米勒打了電話，說自己整夜未眠，忙於修改性侵案件中給陪審團的指引條款，“僅僅因為某人在回憶中無法做到清晰、一致，並不意味著她在撒謊，這可能是創傷的表現。”這位法官將其稱為“初步舉證條款”。

如今，觀看該劇的影像版已經成為北愛爾蘭法官培訓的一部分，英國成千上萬的警察也被要求觀看了影片。

在關於“性同意”的問題上，該劇與現實社會中“only yes means yes”的“肯定同意”運動形成完美呼應：“同意意味著對所發生的事情說 ‘是’。醉酒、未被詢問、什麼也沒說或過去曾說過 ‘是’，都不是同意。與某人有戀愛關係或已婚也不是同意。同意可以隨時撤回。”

更有數百名女律師組成了“TESSA(泰莎)”（嚴重性侵審查專案）小組，她們重新起草了性侵相關的法律條文，積極推動修訂法案。比如在性侵類案件中，實行舉證責任轉移。從要求原告（受害者）承擔舉證責任，到要求被告（施害者）承擔相關責任——在關鍵節點詢問對方意願，獲得肯定同意。這種“被告責任導向”的框架，更能扭轉司法敘事，迫使法庭重點審視施害者行為，而非苛責受害者。

米勒認為，法律改革固然無法單獨解決系統性的性別暴力，但至少應該力求避免成為性別壓迫的工具。無論是“肯定同意”模式還是“被告責任”模式，其核心都在於重構司法敘事的提問方式：不再質問“她為何不反抗”，而是追問“他為何不確認”。

米勒回憶自己在當執業律師時，她所記錄過的受害者們幾乎都在遭遇性侵時陷入過僵直狀態，無法相信正在發生的事，不知如何反抗——而女性若在此時反抗，往往面臨更大危險。但人們仍然會問：“你為何不反擊或逃跑？”後來，有專業研究者提出了四種創傷與壓力應激反應模式——戰鬥、逃跑、僵住或討好，這才讓女性得以說：“看，我只是在求生。”

然而，由於長期缺乏這樣的認知，遭遇性暴力的女性仍在自我拷問：“我為何當時不尖叫？不反擊？我是不是活該？所以這算強姦嗎？”米勒指出，女性的這種自我否定，正是源於女性的真實經歷從未被法庭正視。而這，也不僅是法律體系的缺陷，更是整個社會的認知問題。

比如女主演朱迪•科默在研讀相關資料時就發現，許多受害者會對自身經歷懷有愧疚與羞恥，進而將這種情緒投射到他人身上。“當受害者沉默時，未處理的創傷會轉化為對他人的評判。”

為了進一步在現實層面影響社會認知、推動社會變革，《初步舉證》還特別參與了“性同意計劃進校園”，向中學生們科普“性同意”的知識。說到這一點，我也是在朱迪•科默的講述中才發現，即便是在社會觀念相對開放多元的英國，對於中學生的性教育其實也相對缺失。朱迪出生於1993年，在她的中學時代，她和同學們也沒在學校接受過什麼正規的性教育，大家只是被安排進一個房間，放了一盤教育性質的錄影帶，同學們一起觀看了一個小時。僅此而已。

《初步舉證》在英國現實社會所掀起的變革性力量，是超出了劇組主創的預想的。後來，編劇米勒又將劇本改寫成了一本小說發表。在泰莎的獨白裡，有一句臺詞非常打動我：我只知道，在某處，在某時，以某種方式，改變必須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