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6！不去電影院看這部獨角戲太虧了！

由英國國家劇院攝製的戲劇現場《初步舉證》在國內上映了。對廣大影迷而言，這可能是一次尤為特別的體驗——當你走進電影院，觀看的是一部戲劇的現場，沒有蒙太奇，沒有轉換豐富的場景，舞臺（銀幕）上始終只有一個人。聚焦帶來的觀感通向震撼。

《初步舉證》改編自澳大利亞作家蘇茜·米勒的同名著作。2019年首先在澳大利亞公演，2022年在英國倫敦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出演這部獨角戲的女演員朱迪·科默，她最為人熟知的角色是美劇《殺死伊芙》中與吳珊卓進行“貓鼠遊戲”的女殺手（人稱“小變態”），其俏皮、可愛卻無比犀利的表演風格為劇集增色，也為她帶來了國際知名度與諸多讚譽。

不過在《初步舉證》中，朱迪·科默的表演與《殺死伊芙》中大相徑庭。她飾演一位來自利物浦工薪家庭的女孩，透過個人努力和單身母親的託舉，考入劍橋大學法學院，併成為一名出色的律師。然而當她為自己充滿光環的精英身份沾沾自喜（甚至略帶傲慢）時，自己卻陷入了一樁性侵案。侵犯者是她的同事，受害者是她本人。她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律師身份、如何看待公平正義，以及性侵判定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有關制度的激辯、女性身心受到的創傷，將戲劇引向高潮。

朱迪·科默無疑是這部戲的重心。正因她一氣呵成、充滿爆發力的表演，將觀眾牢牢鎖定在100分鐘的座位上，看著她把情感的調色盤打翻。

人物，有且只有一個，朱迪飾演的律師泰莎；空間，有且只有一個，由檔案、圖書、桌椅構成的舞臺。燈光、服飾和僅有的手提包成了朱迪可以呼叫的工具——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她讓大家看到了物體在戲劇中多變的象徵意義，並將故事引向不同方向。

一件不可忽視的道具是玫粉色絲質襯衣。它最初出現時，代表了泰莎對母親和自己所在工人家庭的輕蔑。這位好不容易考上頂尖學府並獲得精英身份的女孩，在私立學校出身的同學和遍佈聰明人的職業環境裡，小心翼翼打量著自己的行為舉止。一方面她為自己的努力所得感到驕傲，另一方面，她也略帶神經質般的憂慮，唯恐自己的外在暴露了她的“壞品位”——玫粉色襯衣，正是突如其來的“破壞者”。

朱迪·科默在舞臺上同時扮演了她家庭中所有人。嘮叨的母親、廢柴的兄弟，操持濃重的利物浦口音，將她驕傲的精英面貌打回原形。玫粉色襯衣既包含母親的希冀，又與她高階品質的黑白灰世界格格不入——泰莎將廉價襯衣小心隱藏，回到倫敦，繼續保持她高歌猛進的勢頭。

當我們驚訝於朱迪·科默在舞臺上一邊換著衣服，一邊說著自然流利的內心獨白時，衣裝，也隱隱地扮演了切換身份和空間的角色。

女主角戴假髮、穿著律師袍，喻示這是在法庭。女主角脫掉律師袍，穿著西裝，喻示這是在律所。女主角麻利地在舞臺上褪去白襯衫和西褲，套上綠色低領連衣裙，我們很快又進入到新的空間……喧鬧的酒吧，泰莎在這裡有職業之外的另一面。

儘管只有一個舞臺，但舞臺上變換的燈光和衣裝將觀眾帶入不同情境。而朱迪·科默在庭審、大學、利物浦家中、律所、酒吧等不同環境下呈現出了變化豐富的神態和語言表達：那都是在牽引觀眾，角色有豐富的成長線，我們在各個社會關係觸達面上進入泰莎的內心，從她的視角，窺探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當玫粉色襯衣再度出現時，這枚曾經廉價的道具被賦予新的意義。泰莎經歷了性侵（並神奇地在舞臺上表演了全過程），她從弱肉強食的法律世界中落荒而逃，成為雨中零落的受害者、法庭上被交叉審問的當事人。

曾經無比篤信律政系統的泰莎，當自己面對堅不可摧的高牆時，她感到了女性個體的脆弱和落敗。儘管事實是確鑿的，傷痛是深刻的，記憶也清晰可辨，但她無法在警局、法庭上為自己執行強有力的辯護，甚至要不斷付出更高的情感代價用來自證清白。在這一刻，泰莎看到她曾維護的世界崩塌。

母親贈予的那件玫粉色襯衣再次出現在舞臺上時，它已經褪去了與面料屬性相關的階層意義，代之以家庭無條件的支援、母親同為女性的理解，成為泰莎堅不可摧的鎧甲。泰莎把它穿在灰西裝裡面，不可忽視的一抹亮色。此時它對人物更是燈塔般的象徵——當週遭已經沒有可以確信的事物，我們還可以相信什麼？這件沒有變的襯衣。

泰莎與母親的情感線，從對立到互助，始終都隱隱藏於襯衣之後。我們看到的女孩雷厲風行，但她來自單身母親的苦心栽培；我們看到的女孩經歷脆弱，但她也終於體會同為女性的母親所遭受的霸凌和不公。是這條線給了戲劇強大的留白力量，觀眾並不在意巧言善辯的女律師如何獲得了成功，更在意的是她的內心如何發生變化——是誰撐起了她的變化。

在講述性侵案的萬千故事中，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拍攝的紀錄片《黑箱日記》，與《初步舉證》有異曲同工之妙。儘管二者為不同體裁，但伊藤詩織以記者的身份重新審視自己所遭受的性侵事件，與泰莎以律師的身份將自己置換在受害者席上，都是視角的切換，帶來更為敏銳的批判。

女性在受到性侵後，還會遭遇什麼？伊藤詩織用自己攜帶的鏡頭和錄音筆告訴大眾，還有社會不同面的不作為、壓制，帶來二次傷害甚至更多。泰莎坐在證人席上告訴大眾，即使她是一個優秀的律師也無法為自己證明清白，明明她是受害者，卻要得到比施害者更多的質疑和拷問。

兩位主角共同面對的，還有報案後警員的冷漠。取證過程是公開的精神凌遲，在《黑箱日記》裡，伊藤詩織質疑日本警界使用“娃娃重現”的方式對受害者施加二次傷害——而在《初步舉證》上，泰莎發現，當受害者坐在庭審席上，她反覆回憶性侵過程、不得不重複的證詞，也是女性遭受的公開處刑。

這些隱形傷害，只有當擁有一定社會資本或權力的女性站在被害者席上時，才會揭示遭遇的真相。但更多女性，沒有表達的勇氣、更沒有表達權力的受害女性呢？她們只是默默隱藏個體的傷痛，將之埋藏為一生的痛楚。

泰莎，這位彪悍的律師，在庭審中意識到了母親也許曾經經歷過的侵害。但母親從來沒有用言語表達，不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只是用她的行動帶來理解和無言的支援。這比法律條款、堅不可摧的程序正義更為沉重，泰莎看到了大多數女性的處境——在她身後，一個個冷漠的白色資料夾代表的，是長達一生的個體傷痛。但她們都被隱沒了。

當作為背景的一個個檔案檔案亮起，泰莎的獨角戲，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代替廣大沉默的名字，向制度發起的控訴。

對我們這些獨自在影院中觀看一場精彩表演的觀眾而言，《初步舉證》意味著什麼呢？

“看向你的左邊，看向你的右邊。”

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曾經遭受性侵的女性。不管你性別為何、是否幸運，像泰莎一樣發聲吧！吶喊或者默默的支援，都會如那件玫粉色襯衣，為身處傷痛的人帶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