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分鐘,一個女人的獨角戲,沒有華麗的佈景和繁複的舞美,完全靠表演來支撐作品,臺詞密度驚人,地點切換快速,倒敘和插敘不斷交替,這場完成難度極高的舞臺呈現,朱迪·科默交出了張力滿分的表演。
在國際上屢次獲獎、深度探討女性議題的高分戲劇《初步舉證》正在熱映,電影為觀眾帶來了一場震撼的性侵案件訴訟現場。
從2017年的Metoo(反性騷擾運動)浪潮後,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開始探討性侵話題。我們會發現,許多文藝作品和現實案件都在給人傳遞一個訊息:性侵受害者打官司很難贏。但我們卻很少能具體瞭解究竟有多難,為什麼難?
《初步舉證》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一場
「勝算為0的戰役」
《初步舉證》的主人公泰莎是一名辯護律師,尤其擅長為被控性侵的男子辯護。直到有一天,她自己成為了性侵的受害者,從辯護席走到原告席,她用辯護技巧一遍遍質問自己,才發現這是一場「勝算為0的戰役」。
因為她和曾經那些原告一樣,給不出一份無懈可擊的證言。

為什麼會如此?
《初步舉證》的編劇蘇茜·米勒曾是一名刑辯律師,也長期為兒童與婦女提供法律援助,這個劇本正是錘鍊自她職業生涯的所見所聞。她每週都接到性侵受害者的陳述,這些女孩的性侵經過不盡相同,但陳述卻驚人相似——
她們當時都呆住了,沒有馬上激烈拒絕。
這在心理學上是正常現象,當受害者遭遇性侵暴力時,很可能進入「解離」的心理防禦機制,彷彿靈魂出竅,身體無法動彈。
但這種可以被心理學理解的行為,卻成了她們在法庭上被攻擊的弱點。

這讓蘇茜·米勒開始重新審視法律本身,最終決定轉行做編劇,讓這些受害者的經歷在舞臺上更大聲地被吶喊出來,向更多人指出性侵案件審判的癥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的調查資料,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過性暴力。但性侵犯的定罪率卻極低,以英國為例,只有約1.3%。這正如泰莎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語:
「看看你的右邊,看看你的左邊,每三個女性中就有一個是受害者。」
#一場用藝術
改變生活的實踐
2022年,由賈斯汀·馬丁執導,蘇茜·米勒編劇,朱迪·科默主演的獨角戲話劇《初步舉證》在英國倫敦演出。
在劇中,朱迪·科默演出了一個女性在遭受性侵犯時的困惑、震驚、恐懼和解離,也演出了她決意反擊的憤怒、鬥志和堅忍,這些強烈的情感能量如星體爆炸般照亮劇場每個角落,衝擊著所有人的心靈。

觀眾能夠在朱迪的表演中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泰莎,在泰莎身上看到了無數活生生的性侵受害者。臺詞提到:
「作為辯護律師,我知道性侵案的證言要求簡潔而富有邏輯,但親身經歷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性侵給一個女性留下的是腐蝕性創傷,我們記不清細節,我們的證言達不到法庭要求的精確。因此作為受害者,我們得不到公正。」
《初步舉證》的演出有了實際性的反響。一位英國的法官在觀看完話劇後,甚至重新起草了給性侵犯陪審團宣讀的指示辭,提醒陪審團「某人沒有完美記住某件事,並不代表其在說謊」。
正如劇中有句臺詞:「一旦你看見了,就無法回到沒看見。」這部作品實實在在地影響了現實議題,它不僅以National Theatre Live的電影形式在各種律師專場和學校放映,還改編成多國語言版本的話劇在不同地區上演,有些專場更是配合講授性同意知識,並與慈善機構合作「性同意計劃進校園」。
《初步舉證》在進行一場用藝術改變生活的實踐。我們也能夠看到,在如今的各個領域,一位位女性正不懈努力地奮起站上展示與權利的舞臺。

《初步舉證》編劇 蘇茜·米勒
#
「性同意」:
怎麼才算「同意」?
《初步舉證》中,侵犯泰莎的並非陌生人,而是她正在約會的物件,他們不是第一次發生關係,這觸及到親密關係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性同意。
全球不少地區都已將「性同意」相關內容納入到性教育課程或法律條文中,比如澳大利亞部分州法律就明確規定:只有在一個人自願和自主同意性行為發生時,才算「同意」。並且「同意」需要在每一項性行為期間存在,同意一項行為不代表同意其他行為,「同意」可以隨時終止。
但在演出後,蘇茜·米勒收到一群14歲學生的反饋,他們說自己甚至不知道泰莎遭遇的那叫「性侵」,因為他們以為泰莎同意了第一次,後面的就都算同意。這說明,不管是在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當中,性教育和性同意知識都普遍缺失。
於是,「同意」變成了一個灰色地帶。
罪犯的辯護人慣用一種關於「同意」的推演,從受害者「沒有推開」「沒有拒絕」「部分同意」等模糊的情況中,推匯出一個發生關係的「合理可能性」,為施暴者脫罪。絕大多數性侵案的審判過程,都讓受害者感覺自己才是那個被審判的物件。
在法庭之外,社會輿論對於男性和女性在性方面的雙重標準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受到傳統觀念影響,人們傾向於將性的羞恥施加在女性身上,要求她們有性自律和性道德。

在性侵發生後,很多人會去審視受害者「你為什麼穿那條裙子」「你為什麼晚上出去喝酒」「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些帶著預設立場的偏見,讓受害者不得不陷入自證的旋渦,要極力證明自己不是在「勾引」施暴者。只要受害者的私生活有一點所謂的「不檢點」,圍觀群眾則很容易得出「那都是自找的」結論。
對兩性的雙重標準和對「完美受害者」的追求,讓受害者在輿論場陷入劣勢,成為被審判的焦點。這意味著,性侵受害者要反抗的,不只有施暴者,還有其專業的律師團和場外大眾的輿論偏見。

但事實上,不管一個女性穿什麼衣服、做什麼工作、生活方式怎樣、與施暴者關係如何,都不能成為她被性侵的理由。
比起拿放大鏡檢視受害者「為什麼受害」,更應該把目光聚焦於施暴者「為什麼施暴」,比起不斷強調讓受害者「保護好自己」,更應該強調的是讓施暴者「管好自己」。
對受害者的審判、對性的羞恥烙印、對性教育的忽視、對有權勢者的恭維,多種因素就像捂住受害者嘴巴的大手,共同助長了當代社會的性暴力文化。這樣的文化讓施暴者們更加安全地實施侵犯,又讓受害者們更加難以啟齒和維權。
「保護好自己」並不是受害者一個人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需要承擔的責任。
#END
蘇茜·米勒對《初步舉證》的期望是「用戲劇改變生活」,她讓入場看戲的人在戲中看見現實,透過戲劇進行深度思考,最重要的是再回到現實中去改變現實。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環境的改變都是從身邊最小的事開始——
也許是一位法官修改了指示辭,也許是一位青少年學會了性同意,也許是一個普通人學會了不對女性進行蕩婦羞辱……這些小事都是能夠改善環境的因子。
只有當輿論不再習慣苛責受害者,不再只盯著受害者拷問,不再預判是女性引誘男性犯罪,不再把女性架在高高的貞潔牌坊上,性侵受害者不再需要像滾釘板一樣維權,施暴者也不再能輕而易舉地逃脫,性暴力才會逐漸瓦解。
正如這部作品的最後一行字:
「Somewhere, sometime, somehow, something has to change.」

*圖源網路 《初步舉證》劇照
文/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