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記》
“我們不要玩他們的遊戲了。”
2024年將盡，熱映電影《好東西》與去年的票房冠軍《芭比》形成遙遠的呼應。
兩部電影在大銀幕上建立了全新的話語體系，改寫了以往由男性主導的商業電影的遊戲規則。兩部電影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大聲說話的方式，作為當下女性參與公共生活的寫照。
Metoo運動剛剛過去七年，女性剛剛學會大聲說話，很多時候是作為失權的受害者，不得不站出來控訴自己的遭遇、捍衛自己的權利，無瑕顧及說話的姿態好不好看。
話劇影像《初步舉證》即將在院線定檔，女主角泰莎既是律師又是性侵受害者。她在劇中大聲拷問了英國的法律體系，隨後改變了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
這讓人想到了擁有相似經歷的記者伊藤詩織，今天的文章，從這兩個大聲說話的女性開始。
01.
主人的工具拆不掉主人的房子
讓我們回到所有的傷害發生之前，泰莎和伊藤詩織都是兼具野心和行動力的意氣風發的女性。她們的職業身份，無論是律師還是記者，都關乎真相與正義。她們所秉持的價值觀，決定了她們做出這樣的職業選擇，即便要排除萬難。
泰莎憑藉全滿分的成績，擠進幾乎只對精英階層開放的英國法學院，在激烈的競爭中順利畢業併成為辯護律師。伊藤兜轉多國，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積攢學分，敲開美國大學的大門後，準備好以紀錄片為志業。
然而現實世界總有弔詭之處，於泰莎而言，是被所信仰的法律體系辜負。這個信仰讓她過上了精英化的生活，在法庭上也得心應手。她擅長在海量的證詞中抓住漏洞，然後運用辯護技巧一擊而中，她總能贏。
直到她從證詞質詢者變成性侵受害者，用曾經引以為傲的辯護技巧來質疑親身經歷，才發現她的信仰並不能幫自己找到真相、維護正義。
說到底，法律由人的經驗建構。而在英國，主宰建構的人是一代代富有的異性戀白人男性。所以非裔美國作家奧黛麗·洛德說，“主人的工具拆不掉主人的房子。”
作為普通法系的起源國，時至今日，英國還保留法官和律師戴假髮的傳統。它象徵著法律體系的悠久歷史，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體系的巨大慣性。它類似於朱迪斯·巴特勒所說的“操演”，透過扮裝營造戲仿的幻覺，悄悄把某種權力規範固定下來。
《初步舉證》
泰莎作為律師在法庭進行辯護時，會無意識地壓制自己的利物浦口音，用一種不屬於自己的腔調說話。她愛上了這種尊貴與權威的感覺，忘記自己在戴著面具表演。實際上，巴特勒說“面具之下一無所有”。就像劇中轉場時，構築泰莎信仰的卷宗牆消失後的一片漆黑虛空。
在涉及不對等權力關係的性侵案件中，尤其如此。法律未能守護受害者的權利和尊嚴，也未能為受害者提供談論性侵的語言。
英國法律曾經將男性對女性的強姦，界定為男性對男性的財產侵犯，而不是對女性身體完整權的侵犯。到了1991年，才把婚內強姦界定為刑事犯罪。2003年，才開始在界定中提及“同意”（consent），但並未明確“同意”的概念。
立法滯後，需要具體化的司法過程也不盡人意。在法庭上，性侵與否並非從受害者的角度認定，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檢驗也是不對稱的。受害者不得不鉅細無遺地複述自己的創傷經歷並接受質詢，證明自己明確地傳達了“不同意”；加害者卻無需證明自己如何確定獲得了“同意”。
遭受性侵時，泰莎試圖推開加害者，結果被鉗住雙手捂住口鼻。她的身體僵住了，想要尖叫卻無法發出聲音。她因此被質疑沒有繼續反抗，也就沒有“不同意”。
可身體僵直明明是受害的正常反應。2023年《自然》雜誌的一篇文章證明，70%的人類在面臨性侵等威脅時會出現僵直和靜止狀態，這是一種為了生存而演化的非自願反應。更何況大多數的性侵都是熟人作案，沒有設防的受害者來不及消化現狀，侵害就已經發生了。
除此之外，法庭上還要求受害者對創傷經歷的講述理性客觀、前後一致。可性侵的本質，是對身體和靈魂的雙重打擊。在性侵發生的當下，許多受害者都會產生“要被殺掉了”的想法，甚至為了自我保護遮蔽感知。這樣的記憶註定是不清晰、不連貫、缺乏條理的，因此被判定為“不可信”。
罔顧受害者生命經驗的法律體系，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還讓受害者深陷自我懷疑的泥潭。哪怕是以這套法律體系為生的泰莎，對體系內的規則信手拈來，也沒能成功實現反制。
《初步舉證》
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暴力。在英國，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選擇報警。在被送上法庭的極少數案件中，定罪率只有1.3%。
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是妄想。“他可能允許我們暫時在他的遊戲中擊敗他，但永遠不會允許我們帶來真正的變革。”
02.
看不見的男性與男性議題
在話劇《初步舉證》的法庭，既是律師也是受害者的泰莎，大聲呼籲法律體系的變革。她最終敗訴了，但留下了一道希望的縫隙——旁聽庭審的記者奮筆疾書，將泰莎的呼籲接力傳遞出去。這正是現實世界裡，記者伊藤詩織的戰場。
現實世界的另一個弔詭之處由此顯形，伊藤也是佔比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和泰莎一樣體驗過法律體系的失效，只是她的職業剛好是記者。如果沒有經歷過性侵，她也許不會做性別相關的報道。如果性侵起訴沒有被駁回，她也許不會以實名公開、真人出鏡的方式拍攝紀錄片。
伊藤的案件在審理過程存在諸多漏洞，比如性侵者山口敬之的逮捕令沒有被執行。但由於山口敬之在傳媒界地位高企、與時任總統安倍晉三關係緊密，沒有一家日本主流媒體敢出面報道（除了後來的《週刊新潮》）。檢方駁回伊藤的起訴後，山口敬之的性侵事實將永遠被掩藏。
伊藤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於是提起民事訴訟，舉辦了公開的記者會，後來又透過BBC拍攝紀錄片《日本之恥》。她的本意是想促成整個日本社會關於性侵的公開討論，沒想到招致了長達數年的騷擾、威脅和謾罵。而山口敬之繼續活躍在行業之中，不受任何影響。
再一次，受害者率先站出來提出問題、推動改變，卻因為資源有限受阻，加害者則繼續成功隱形。與此同時，也說明了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意識問題。
在許多情況下，性侵是男性施加給女性的性別暴力。社會學家艾倫·約翰遜認為，父權制下的異性戀性行為正是以男性為中心、圍繞對控制的痴迷組織起來的。
許多人將性侵與性混淆，甚至在性侵中只看到性。比如為伊藤提供幫助的警員A，會把她視為自己的潛在性物件，在醉酒後大言不慚地說出“如果你跟我結婚，我就為你作證”這種話。
“父權文化將男人與男性氣質作為人類的普遍標準，男子氣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背景布，這使它成為最不可能被留意到的東西。”
因為在社會佔據支配地位而不可見，“讓男人得以穿行於世界，而相對少地意識到男性特權的肇因或後果，以及他們所製造的壓迫，從而鞏固了特權”。
《日本之恥》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男性難以理解“性同意”的概念，傾向於把性侵看作女性議題，即便性侵的加害者主要是男性，受害者也可能是男性。
社會文化也對男性有選擇地視而不見，特別是在性侵等男性特權可能被質疑的議題上，因為支配群體是社會穩定的關鍵。這一切都讓父權制隱藏得更好了。
所以在公共領域發聲的伊藤，會遭受群體攻擊。因為發聲意味著反抗，反抗意味著變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打破了方方面面受父權制塑造的日常生活秩序，威脅到了男性特權的支配地位，讓他們感到恐懼。
否認和模糊焦點是慣常的伎倆，當時日本有一條流傳甚廣的陰謀論，說伊藤是出於政治原因誣陷山口敬之。就連陪伊藤打民事訴訟的男友，也在兩人同居前煞有介事地問她“有沒有編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經歷”。
理解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一丁點兒對理解的嘗試。伊藤當時已經出版了詳細講述性侵經過的《黑箱：日本之恥》，但男友從來沒有打算翻開看一看。
他的表現背後的邏輯，與那些要求受害者自我負責的論調別無二致。他們只是在表面上部分地同情受害者的處境，擺出最小單位的關心姿態。
而在根本上，他們拒絕為性侵的本質承擔責任，那會讓他們被內疚和羞愧淹沒。他們害怕承認與男性特權的關聯，更害怕父權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改變。
想要維繫特權很簡單，只要繼續把性侵當作女性議題，心安理得地做透明人就好。
03.
“要在那裡留下血跡”
悲壯的是，只有受害者在對傷害和壓迫承擔責任，並試圖改變社會現狀。按照艾倫·約翰遜的說法，受害者的沉默是父權制的最小阻力路徑。想要促成改變唯有發聲，而發聲意味著暴露自己的危險。
泰莎與伊藤詩織無疑都是勇敢的。泰莎在782天的時間裡反覆用辯護技巧質疑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了舉證表現得理性客觀，逼迫自己從創傷經歷中解離。伊藤連續戰鬥了八年，一邊堅持訴訟，一邊將自己的案子對公眾公開，為此放棄了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可能性。
《初步舉證》
《黑箱：日本之恥》中，伊藤提到了自己在美國念高中時，寄宿家庭關於“被綁架了怎麼辦”的勸告：
“就算被人拿槍逼著，也千萬不能上他的車。被槍射傷了，也要拼命逃。要是上了車就一切都完了，誰也沒法子找到你。所以，你要在那裡留下血跡。這樣一來，就留下了線索。”
女性從小就習得處理血跡的經驗，以及與脆弱共處的經驗。當置身性侵的黑箱，血跡即生路，脆弱即勇敢。對於泰莎和伊藤這樣主體性很強的女性來說，留下血跡也許尤為重要。
泰莎提前預料到敗訴，仍然願意為曾經不斷奮鬥的自己一戰。“她很勇敢，如果我什麼都不做的話，可能會失去她。”伊藤把自己作為方法拍攝紀錄片《黑箱日記》，為的是做好傳達真相的本職。“豈止是以往的一切化為泡影，就連此時此刻的自己，也被徹頭徹尾否定了。”
因為靈魂遭遇過謀殺，她們必須重新找到自己的聲音。那些利她（他）的努力和努力的回報，都是聲音的一部分。
伊藤作為日本第一位公開實名控訴性侵的女性，鼓勵更多受害者打破沉默捍衛權利，引起日本當局對性侵問題的重視。
2017年，日本《強姦法》實現了110年來的首次更新，強姦罪最低量刑年限從3年增加至5年。2023年，日本法律規定的“性交同意年齡”從1907年規定的13歲提高至16歲。
泰莎更是跨越虛構的界限，在現實世界產生影響。一群年輕女律師成立了以泰莎（TESSA）為名的性侵審查組織，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一名法官在看完《初步舉證》後更新了陪審團的審判指示，英國學校把觀看《初步舉證》放映版本作為性教育的一部分。
可以說，伊藤和泰莎都是向著未來作戰，雖然她們本不必成為戰士。伊藤在最新的散文集《裸泳》中坦承，近兩年才剛剛體驗到“活著”而不是“活下去”的感覺，促使創傷復原的不是時間而是行動。
《日本之恥》
個人的力量雖然微小，但可以觸發漣漪效應。面對父權制這座古老的房間裡的大象，也許可以站在更大的時間尺度，把它看作一項長遠的世代接替的事業來運作。
社會體制是流動的，而“任何圍繞著對控制的痴迷而建立的體制最終都會失敗，因為它與現實不可控的本質相互矛盾”。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做點什麼。
參考資料：
1.《性別打結》丨艾倫·約翰遜
2.《違揹我們的意願》丨蘇珊·布朗米勒
3.《未被修改的女權主義：生活與法律的話語》丨凱瑟琳·麥金農
4.《黑箱：日本之恥》丨伊藤詩織
5.《裸泳》丨伊藤詩織
6.被視為「日本之恥」9 年後，重新認識伊藤詩織丨T中文版
7.女性主體言說的困惑丨楊國穎
撰文：布里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初步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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