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藥價最貴的美國，終於坐不住了。
北京時間5月12日晚，特朗普召開白宮新聞釋出會，宣佈正式簽署名為《為美國患者提供最惠國處方藥定價》的行政令，要求相關部門在30天內商議出一個最惠國定價，即藥價向國際同等發達國家“看齊”。
行政令認為，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的5%，卻承擔了高達75%的藥品利潤。藥價上，對比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美國處方藥價格平均高出2-4倍。而本次檔案落地後，一些處方藥價格可能會“直接降低50%至80%，甚至是90%”。
儘管在實操層面尚未有定論，但過去兩天，全球醫藥行業又一次隨著特朗普的“處方藥降價大戲”而上下顛簸。
其核心爭議在於，行政令是否會導致美國7000億藥品市場“縮水”，進而影響藥企收入，甚至顛覆過往以美國高價市場為核心形成的全球醫藥投資邏輯。
尤其是對於中國藥企來說，在藥品集採和醫保政策之下，到大洋彼岸尋找更大的利潤空間，是近兩年來的核心課題。如今，終端市場的潛在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企業出海？
新令暗含藥價“外升內降”之意，矛頭指向中間商
再次上任後，特朗普政府似有與藥價“死磕”的架勢。
今年4月中旬，他也曾簽署一項旨在降低處方藥的行政令，甚至直接點明：胰島素降價至0.03美元、注射用腎上腺素降至15美元，且除藥價之外，更大範圍的醫療補助監管、重整醫療流通環節等措施也要同步執行。如今，只過了短短一月，特朗普又重提“最惠國定價”概念，再度向藥價“揮刀”。
長久以來，美國的醫療支出都高居不下。而這，主要根源於美國醫療定價體系中錯綜複雜、深度繫結的利益方：藥企、PBM（醫藥福利管理組織，承擔大量藥品定價、處方管理、保險索賠等工作）、保險公司等支付方，以及藥店等醫療機構透過設計保險合同、PBM協議等多種機制，共同助推了處方藥高昂的定價水平。
“包括PBM、保險公司和藥房在內的利益集團，大概抽取了藥品終端售價中超過40%的利益。”Syneron Bio創始人張驍表示。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結構，是因為在美國，藥品議價基本都在這幾大利益方之間進行，因此其中的價格加成過程並不透明。
有接觸過美國醫療保險的行業人士提到，由於是自由定價，藥廠面向不同支付方、採購方時的折扣波動範圍也非常大，甚至“同一款藥從打一折到不打折都有可能”；對應到品種上，腫瘤免疫等生物藥大品種、獨家品種的議價權自然更高，這些“挪騰”空間更大、利潤加成更高的藥物，自然存在更多的降價餘地。
因此，剔除中間商就成為特朗普實施新令的首要目標。12日晚的白宮釋出會上，特朗普甚至直言，要徹底淘汰這些“無人知曉但盤踞了至少數十年的角色”。
只是，這些盤根錯節的利益方角色，並不一定能夠被輕易撼動。未來行政令執行，擠壓的究竟是藥企還是中間商的利潤，可能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博弈過程”。
首先，從執行角度，美國保險市場由商保主導，政府能夠掌控的Medicare等政府醫保覆蓋的範圍非常有限，還不足處方藥市場的一半；況且，這涉及到一套已經成熟運轉幾十年的投保及理賠流程，改變支付一端未必能牽動全域性。
另一方面，特朗普所稱的“50%-90%”的降價區間也是一個博眼球的說法。“應該只針對極個別品種而言，且最終落地也有很大不確定性。所謂“最惠國”定價，其實並非由政府直接對藥品確定限價，而是透過拉平與其它發達國家市場的藥價達到降費目的，使美國不要成為‘藥價孤島’。所以政策本身也隱含著‘外升內降’的意思，讓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體共同為創新埋單。”張驍認為。
在這個意義上，最惠國定價並非完全是一個負面結論，甚至在未來，可能賦予製藥公司們更多與歐洲等發達國家議價的籌碼。行政令簽署後，默克、輝瑞、BMS等大型跨國藥企股價有所回升，也能一定程度上說明資本市場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降價針對的仍以歐洲等地的“同等發達國家”為主，尚未蔓延至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因此，國內創新藥醫保目錄談判的藥價，短期內應不會受到影響。未來，若“最惠國定價”推廣至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那可預見的是：大型跨國藥企將會面臨“選邊站”的市場抉擇，有可能會放棄中國醫保市場，維持與美國的高價。
對中國藥企的潛在影響：BD可能被壓價，仿製藥或迎價格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最惠國定價和剔除中間商，特朗普格外提到另一點是，將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允許從其他國家合法進口價格實惠的藥品”。國內醫藥行業因此有聲音認為，這或許會利好兼具效率和成本優勢的中國製藥企業。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相比於跨國藥企或美國本土公司，特朗普新令對中國醫藥企業的影響其實相對間接。
從品類來看，中國醫藥產品的出海中，創新藥自然是最受關注的。美國等海外市場給予的高定價空間，的確讓一些中國原研創新藥在過去數年間成功實現商業化。比如，2024年，百濟神州的BTK抑制劑澤布替尼在美銷售額已達20億美元（美國定價約為中國市場的16倍），佔單品全球銷售額的3/4；傳奇生物的CAR-T產品西達基奧侖賽也即將躋身“10億美元分子”的行列。
但整體而言，國內能直接出海銷售的創新藥還是極少數。截止去年底，中國在海外獲批的原研創新藥也不足20款。更多創新藥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仍然是與跨國藥企或醫藥基金進行產品授權交易（BD）。
僅今年一季度，國內醫藥企業在海外的產品授權披露金額就超過360億美元。
多位受訪者一致認為，伴隨著國內創新能力的提升和成本優勢等因素影響，在數量上，國際買方對中國分子的需求量不會改變。此前的拜登法案出臺後，中國新藥管線的out license數量不降反升，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明這一點。只是在價格上，“不排除單筆交易金額規模縮減的可能”。
有創新藥企人士提到，從BD角度，現有全球藥品價值體系“基本是以能在美國賣高價來支撐的”，如果未來的終端藥品銷售價格要降低，當前在研藥物進行現金流折現後的估值就會隨之減少。
“短期來看，在創新藥企還面臨生存困境的當下，MNC的報價還能再支撐一陣子，長期影響則取決於新行政令的執行，以及MNC可能會如何調整報價策略等。”
另一方面，對於佔比更高的生物類似藥、fast follow類產品來說，情況或許會稍微複雜一些。這是因為除最惠國定價之外，還可能會摻雜一些關稅“後遺症”影響。
張驍解釋：“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想法，這類產品的生產最好都應回到美國本土，而這勢必導致成本增加；最惠國定價的根本目的是降低醫療方面的支出，而透過中國、印度供應廉價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可以增加競爭，有利於降低用藥成本。兩個訴求從根本上是矛盾的，而兩者間的取捨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比較tricky。”
一個難以忽略的現象是，特朗普既往的“提案”風格都頗具網紅效應，往往在政策提出的早期頗為激進，但後續落地時又大打折扣。這一次的最惠國定價或許也無法免俗，其實際影響可能還要等30天后才能確定。
深度、敏銳、前瞻，為1%的人捕捉商業先機
36氪旗下精選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