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尼可羅·馬基雅維利寫道：“君主應該讓自己令人畏懼，即便無法贏得愛戴，至少也要避免遭人憎恨。” 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政治世界中，全球和平、經濟和環境面臨著巨大挑戰，這一建議顯得尤為貼切。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約瑟夫·奈認為，僅僅依靠軍事和經濟實力，本身並不能帶來和平與繁榮；美國需要將硬實力與 “軟實力” 工具相結合，讓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具有吸引力，並將美國樹立為這些理念的典範。
“軟實力” 這個詞是約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註定領導：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中提出的。他曾擔任擔任與美國國家安全相關的重要職位；還撰寫了十幾本書，包括《領導的力量》。
在接受《哈佛商業評論》的採訪時，奈闡述了軟實力的含義，並將其與硬實力區分開來。他指出，卓越的領導者深諳如何將軟硬實力有機融合，進而施展“巧實力”（smart power）。憑藉這一力量，他們不僅能夠贏得他人信任，還能圍繞具有前瞻性的發展議程，凝聚人心、激發行動。在他看來，如果美國的領導層能夠做到這一點，本世紀美國仍將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
HBR：軟實力和硬實力是什麼，又該如何將它們結合起來？
約瑟夫·奈：從本質上講，權力不過是影響他人以實現自己願望的能力，而這需要一系列工具。其中一些是脅迫或給予報酬的工具，也就是硬實力，還有一些是吸引力的工具，即軟實力。對於個人而言，魅力（情感吸引力）、遠見和溝通能力是關鍵的軟實力技能；對於國家來說，軟實力體現在其文化、價值觀以及合理的政策中。
很難想到有誰能夠僅靠軟實力來領導。我們常常談論硬實力，卻忘記了吸引力也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工具。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我認為，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硬實力不足以解決危機時，他們對軟實力的需求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當然，弄清楚如何將硬實力和軟實力相結合，取決於對具體情況的理解。我所說的情境智力很大一部分來自經驗，但又不止於此。就像馬克·吐溫所說，一隻貓如果曾經坐在熱爐子上，就再也不會坐在熱爐子上了，但它也不會坐在冷爐子上。明智地運用力量工具既需要經驗，也需要分析。
HBR：你說軟實力和硬實力都是必要的。然而你把自己的新著獻給了你的妻子莫莉，稱 “她以軟實力進行領導”。
約瑟夫·奈：與硬實力相比，我確實更偏愛軟實力。但你必須認識到，軟實力本身並非都是好的；它必須被用於好的目的。一些邪惡之人也擁有吸引他人的能力，比如希特勒、本·拉登。無論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都只是一種工具。
你可以爭辯說，軟實力比硬實力略勝一籌，因為它給予被影響者更多的自由。如果我想偷你的錢，然後拿出槍朝你射擊，這就是硬實力——在這件事情上你別無選擇。如果我試圖說服你，讓你認為我是一位大師，並且讓你把銀行賬號給我，大概你還可以選擇反抗我。
HBR：西奧多·羅斯福有句名言：“我們必須說話溫和，但手持大棒。” 他說的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呢？
約瑟夫·奈：羅斯福是巧實力的典範：在合適的情境中，將軟實力和硬實力以恰當的方式結合起來。如今美國和世介面臨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巧實力。想要理解巧實力的領導者，最好去研究羅斯福。他對硬實力的運用非常敏銳——看看他對軍事的喜愛就知道了。但他也意識到了軟實力的重要性。
HBR：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嘗試運用巧實力時會遇到障礙嗎？
約瑟夫·奈：肯定會。女性運用巧實力比男性要困難得多。想想那些典型的女性領導人——瑪格麗特·撒切爾、英迪拉·甘地和果爾達·梅厄——她們在領導過程中都要與性別刻板印象作鬥爭，並強調自己 “鐵娘子” 的領導風格。曾任挪威首相、後來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有效地運用了巧實力。她在國內事務上很強硬，但在國際上為挪威運用了軟實力。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和拉脫維亞前總統瓦伊拉·維基耶 – 弗賴貝加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主要國家的女性領導人成功運用巧實力。
在美國，女性在公共生活中運用巧實力尤其困難，部分原因是美國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大男子主義觀念，部分原因是 “9·11” 事件後瀰漫的恐懼氛圍。在政治領導方面，性別仍然是比種族更大的障礙。一位尋求公職的女性仍然不得不與 “女性軟弱” 的性別刻板印象作鬥爭。所以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過程中花了很多精力來證明自己既強硬又有經驗。
我認為在這方面，商業領域領先於政治領域。如果你檢視關於管理的文獻，會發現其中非常強調軟實力——例如，關於管理者如何在不使用獎懲手段的情況下激勵和說服人們取得所需的成果。商業領域的普遍觀點是，人際網路正在補充等級制度，因此組織正變得更加扁平化。結果是，商業領袖需要更多地運用軟實力。而在關於政治的文獻中，你看不到這樣的情況。事實上，我和我的一位國會議員朋友聊過，她說：“作為一個分析概念，你對軟實力的看法絕對正確，但在政治領域，這個詞是個不利因素，因為沒有美國人會投票給一個‘軟’的人。”
HBR：你是如何瞭解軟實力的？
約瑟夫·奈：1977 年我加入國務院時，學到了很多關於軟實力的知識。我沒有政府工作經驗，也沒有管理經驗。我當時是一名教授，我唯一管理的人是我的秘書——而且有些人認為實際上是秘書管理我。我的第一項任務是領導一個跨部門委員會，減緩可用於製造核武器材料的擴散。我一開始傾向於自己把事情都做了。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我那樣做，我會忙得不可開交。我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但我不能給他們下命令，因為作為一名國務院官員，我對國防部和能源部等部門的人沒有管轄權。我必須吸引他們，讓他們願意幫助我。
我學到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政府是一種口頭文化。政府會產生大量的檔案，但關鍵的溝通是口頭的，而且往往很簡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檔案太多了——你不可能跟上所有檔案的進度，所以在重要事情上你不得不依靠口頭交流。我在擔任肯尼迪學院院長時，試圖訓練學生進行 “電梯簡報”——也就是說，在電梯從一樓到七樓的時間裡，說出老闆需要知道的兩三件事。簡潔、清晰的溝通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HBR：你認為美國作為世界強國正在衰落嗎？
約瑟夫·奈：幾十年來人們一直有這樣的說法。20世紀80年代末，每個人都認為美國完蛋了——冷戰結束了，當時普遍的觀點是日本已經取代了美國，把美國擠出了世界經濟等等。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的《註定領導》這本書就是為了反駁這種觀點而寫的。我首先研究了美國的軍事力量，然後研究了美國的經濟力量。我意識到我忽略了一些東西：美國人吸引他人接受其理想和國家的能力。這就是我所說的軟實力，這也是我當時寫道美國將成為21世紀主導力量的原因。
我對美國的長期前景持樂觀態度。美國是一個比許多其他社會更鼓勵創造力的社會。我認為美國在其文化和價值觀中也擁有大量的軟實力。美國經濟仍然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而且我認為美國軍事力量也不會輕易被超越。這個世紀肯定會出現法裡德·扎卡利亞所說的 “其他國家的崛起”。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看到這種趨勢了。但這與美國的衰落是不同的。
黛安·庫圖（Diane Coutu）| 文
黛安·庫圖是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榕基家族企業顧問公司的客戶溝通總監，也是《哈佛商業評論》文章《韌性如何發揮作用》的作者。
豆包 | 譯 周強 | 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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