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美國軟實力的終結

本文作者為西方反特朗普學者，作者認為國際關係不僅是硬實力的較量，軟實力（文化、價值觀、政策吸引力）同樣關鍵。特朗普的交易主義和孤立主義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使其全球地位受損。雖然歷史表明，美國的制度具有自我修復能力，但如果特朗普繼續執政，美國的軟實力可能進一步衰退。發上來僅供參考借鑑，立場不同，請注意甄別。

國際關係就是權力政治。正如修昔底德在兩千多年前所寫，“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然而，權力不僅僅體現在武器、軍隊或經濟制裁上。真正的權力在於影響他人，以實現自身目標。這種影響可以透過武力與交易來達成，也可以透過吸引力來實現。

這種吸引力——即軟實力——往往無法單獨發揮作用，因此，領導者往往會被更直接的硬實力所吸引。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的作用往往更為持久。羅馬帝國不僅依靠軍團征服，也依賴於羅馬文化的吸引力。柏林牆的倒塌，並非因炮火轟擊，而是因為失去信仰的人們，被西方的價值觀所吸引將其推倒。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來源於其文化、價值觀以及政策，尤其是當這些被外界認為具有合法性時。這種合法性受到該國行動是否符合廣泛認可的價值觀的影響。換句話說，關注價值觀能夠增強國家的軟實力。精明的現實主義者會在國家利益的定義中，加入一些廣泛接受的價值觀。包容性的民族主義和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存在重要區別。“美國優先”或許是美國國內選舉的良好口號，但在國際上卻難以贏得認同。

特朗普對軟實力一無所知。他在紐約房地產行業的背景，使他對權力的理解侷限於脅迫和交易。否則，我們如何解釋他因格陵蘭問題威脅丹麥、因運河問題威脅巴拿馬，從而激怒整個拉美地區，或是在烏克蘭問題上站在普京一邊，削弱了北約七十年的聯盟關係？更不用說，他還解散了由肯尼迪總統建立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所有這些舉措，都嚴重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

17世紀中期，英國內戰之後，托馬斯·霍布斯描述了一個沒有政府的自然狀態，那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其中生活“殘酷、野蠻且短暫”。相較之下，數十年後，約翰·洛克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寫道，自然狀態下，人們可以透過社會契約來追求生命、自由和財產。洛克的思想深深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文化。

洛克傳統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儘管沒有世界政府，但世界仍然有許多社會契約，使國際秩序得以維持。二戰勝利後，美國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並試圖在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等機構中確立這些價值觀，形成了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儘管美國未必始終實踐其自由主義價值觀，但若是軸心國贏得戰爭，戰後的世界秩序將會截然不同。

這些機構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特朗普並不重視自由主義價值觀與國際機構，並且削弱或退出了多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體系的一個核心原則是，各國不得透過武力奪取鄰國領土。然而，俄羅斯在2022年公然違反了這一原則。三年後的今天，特朗普不僅拒絕譴責俄羅斯，甚至在聯合國投票時與俄羅斯站在同一立場。

二戰後，人權法的興起，包括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是對種族滅絕等人道災難的反應。儘管許多國家簽署了這些公約，但往往難以嚴格遵守，甚至對其進行不同的解讀。全球範圍內，仍然缺乏對自由價值觀的共識，即便在民主國家，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也反映了深刻的分歧。然而，普遍價值仍然在政治和權力格局中發揮作用。特朗普短視的交易主義，忽視了這一現實。

美國的軟實力雖然有部分依賴交易，但更大程度上依託民主和人權價值觀。在冷戰時期，一些歐洲人認為歐洲被劃分為兩個帝國——但不同的是，美國在西歐的存在是“被邀請的帝國”，而蘇聯在東歐則是強加的統治。然而，特朗普近來對澤連斯基的施壓，以及其對烏克蘭的虛假指控，再加上副總統JD·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批評演講，都讓歐洲盟友對美國是否仍然致力於作為民主國家聯盟的北約產生了疑問。

在特朗普看來，二戰後形成的規則、制度與聯盟體系，使美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防支出上吃虧。他自稱是“交易大師”（“我的一生都是交易”），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一筆“虧本買賣”。但他過於關注“搭便車”問題，以至於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讓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實際上一直符合美國的利益。

特朗普第一任期對美國的軟實力並不友好。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狹隘的本土主義外交政策的反應，他奉行“美國優先”的口號，背棄盟友，退出多邊機構。當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失敗後試圖破壞政權的有序交接，更是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普世民主價值。

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在喬·拜登執政後，由於他提倡民主價值觀，並恢復對多邊機構和聯盟的支援，美國的軟實力有所回升。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歷史經驗讓人擔憂，隨著他再次執政，美國的軟實力可能會再次衰退。

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美國的軟實力此前也曾經歷過衰退，尤其是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之後。然而，美國展現出了復原和改革的能力。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城市因種族抗議而燃燒，街頭充滿反戰示威者，大學和政府大樓接連遭遇爆炸襲擊。馬丁·路德·金和兩位肯尼迪遇刺。然而，在短短十年內，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傑拉爾德·福特的誠實、吉米·卡特的人權政策以及羅納德·里根的樂觀精神，幫助美國恢復了軟實力。

此外，即使在越南戰爭時期，全球各地遊行示威者抗議美國政策，但他們高唱的更多是馬丁·路德·金的《我們終將克服》，而不是《國際歌》。這首源自美國民權運動、承載普世價值的歌曲表明，美國的吸引力不僅僅依賴於政府政策，更大程度上來自於公民社會的自我批評和改革能力。

許多軟實力資源獨立於政府，例如好萊塢電影、多元化的自由媒體以及大學的學術自由。與軍隊等硬實力資產不同，軟實力資源往往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也能在政治動盪時期保持吸引力。例如，好萊塢電影中展現的獨立女性或抗議少數群體，能吸引全球觀眾。同樣，多元化的自由新聞媒體、美國基金會的慈善工作以及大學的學術自由，都能塑造美國的正面形象。企業、大學、基金會、教會和抗議運動都能發展自身的軟實力，這種影響力可能強化外界對美國的看法。和平抗議本身甚至能夠增強軟實力。

相比之下，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煽動的國會暴亂卻遠非和平示威。它令人不安地展現了特朗普如何透過“選舉被竊取”的謊言，加劇黨派極化，使其成為共和黨內部的政治忠誠測試。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中日益極化，而這一趨勢在2016年特朗普上臺前就已開始。許多參議員和眾議員因害怕特朗普基本盤選民在初選中挑戰自己而屈從於他。

在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的支援下，特朗普削弱民主規範、破壞制度，並試圖擴大“統一行政”總統制的權力。這使一些批評者擔憂，2021年1月的暴亂是民主衰退的預兆。特朗普對暴力示威者的全面赦免加劇了這種擔憂。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將進一步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幸運的是，美國民主仍有希望。儘管法院執行緩慢，但仍然在發揮作用。如果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導致通貨膨脹或削減社會福利，他可能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失去眾議院的控制權，從而恢復一定的制衡機制。市場也可能對特朗普施加限制。此外，在聯邦制體系下，美國有多個權力中心。在2020年選舉中，美國的民主政治文化催生了許多地方英雄，例如州務卿和州議員，他們頂住特朗普的壓力，沒有“找到”選票。那次選舉的結果得到了超過60起法院案件的獨立司法裁決支援。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民主已無問題。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削弱了許多民主規範，而自他再次就職以來，這種趨勢加劇了。社交媒體模式（其中一些由特朗普和馬斯克控制）依賴於極端化的演算法，這些演算法透過製造分裂來獲取利益，而人工智慧的興起使社交媒體更易受到陰謀論操控。美國的政治極化問題仍然嚴峻，民主面臨諸多挑戰。

軟實力只是國家實力的一部分。它必須與硬實力相結合，並確保二者相輔相成，而非相互矛盾。民主價值觀並非軟實力的唯一來源，一個國家的善意和治理能力同樣能增強吸引力。但合法性至關重要，對世界許多地區而言，民主與人權是關鍵價值觀，與這些價值觀保持一致是軟實力的重要來源。真正的現實主義並不忽視自由主義價值觀或軟實力。然而，特朗普這樣極端自戀的人並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因此在未來四年裡，美國的軟實力可能將面臨艱難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