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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精英拒絕面對印度當前正面臨的經濟和道德危機，相反他們構建出另一種敘事：

一個正在崛起的印度將憑藉數字轉型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實現偉大的經濟起飛。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

由於缺乏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本投資，印度經濟正面臨潛在的系統性危機。

印度經濟自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以來靠自由化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到2018年就動能衰退，這一時期印經濟增長更多依賴金融房地產行業，因此只能帶來短期繁榮而不能推動長期增長。

由於缺乏適當監管和必要的公共產品，過度金融化加劇了印度社會的不平等。

當這一切結束後，數億普通印度民眾的生活是慘淡的，他們大多是農業和城市低技能人口。

沒有切實證據能夠證明“印度時刻”即將到來——

從中國轉移的投資和產業大多沒有轉入印度；政府推出的生產激勵計劃僅僅增加了企業的利潤，而沒有帶動製造業發展和增加就業。

政府能夠提供的解決辦法是為超過半數的人提供政府和公共部門的保留職位，但由於政治的腐敗，獲得職位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

印度精英選擇無視這種情況，他們沒有采取任何投資於人力資本和有效增強制造業的舉措，而是視數字技術為靈丹妙藥。

然而，在軟體、計算機等傳統優勢領域能提供的就業機會相當有限。

在這些領域，印度不僅缺乏高技能人才，還面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競爭。

新冠疫情後，線上服務需求放緩，並且由於國內市場狹小、消費力不足，印度初創獨角獸企業的前景也迅速暗淡。

最後，印度政府承諾技術將徹底改變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但現實是技術並不能克服經濟發展需要人力資本、法治和負責任的司法機構等發展赤字，甚至可能加劇發展赤字。

總之，作者認為，由於精英道德的腐敗，印度無論在製造業抑或服務貿易方面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都沒有競爭力。

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十分簡單，但留給印度的時間並不多了。

在紀錄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中，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

如果美國輸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多美國人，尤其是他自己，就會因為轟炸東京而被作為戰犯起訴。

這裡他想傳達的資訊其實是，勝利者制定規則並塑造歷史敘事。

如今，印度和國際精英們拒絕正視印度所面臨的經濟和道德危機，同時他們已創造一種壓倒性的敘事——

正在崛起的印度將憑藉數字轉型的力量實現經濟發展的代際飛躍。

在押注下一個十年甚至下一個百年“屬於印度”時，評論家們用“賭場盈利”玩一場高風險的遊戲（“賭場盈利”效應，House Money Effect，指在賭場裡輕易得來的利潤往往更容易被人拿來隨意大膽使用），但這對他們自己卻沒任何風險。

這種風險由數億印度人承擔，他們或是受困於陷入凋敝的農業，或是失業、工作不多和收入微薄的城市工人。

對耀眼經濟奇蹟的追求，反而使經濟發展的基本任務處於缺乏進展的危險狀態。

要理解印度所面臨的危險，不妨參考二戰後出現的兩條發展道路。

東亞國家效仿日本在戰前的做法，在人力資本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包括大量投資大眾教育和衛生，讓更多女性加入勞動力隊伍，特別是加入勞動密集型出口製造業。

這些國家嘗試了高風險的產業政策，但從未忽視發展人力資本和創造就業的核心目標。

結果，他們既保證了經濟發展效率，又維持了社會公平。

國際上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公平“分配蛋糕”的經濟戰略，往往也有助於迅速“做大蛋糕”。

拉丁美洲國家遵循另一種發展方式，輕視發展人力資本，也不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

巴西是奉行這一戰略的典型案例。

從戰後初期開始，巴西經濟增長就開始依賴金融和房地產。

大型農業企業和大宗商品出口創造大量外匯，推高了巴西本幣幣值，這反過來又削弱了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的潛力。

而且，隨著勞動力聚集在非正規部門，提供低端商品和服務，巴西社會“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即使在左翼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任內，政府再分配政策也沒有改善巴西的貧富差距問題。

自此，巴西事實上逐漸分化為兩個國家：

一邊是社會精英在封閉的社群中偏安一隅，對促進社會公平毫無興趣；

另一邊，普通百姓工作朝不保夕，時時刻刻在貧困中掙扎，並常常被迫以犯罪為業。

與此同時，WhatsApp和電子商務等新技術也滲透進巴西弱勢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97年曾警告稱，失敗的基礎教育投資敗將迫使印度走上“巴西之路”，而非“韓國之路”。

然而，印度當前處級似乎被不幸言中：

印度與巴西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嚴重依賴金融和房地產、非正規的小規模製造業。

兩國貿易和運輸規模也超出正常範圍，同時“以犯罪為業”的情況也在不斷增多。

同時，印度還面臨其他挑戰。

農業困境更加深刻的衝擊印度老百姓，而印度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又太少，無法吸收不斷湧入的年輕求職者。

印度的未來，如同巴西，似乎註定要在“無盡的挫折”中前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3年印度GDP增長6%，而2024年增速約7%。

這些預測是對印度經濟前景保持樂觀的基礎。

然而，即使事實證明預測準確，從兩年的增速推斷十年增長前景也頗為荒謬，更不用說預測未來一個世紀的前景了。

更荒謬的是，人們居然對IMF的預測信以為真。

其實，IMF似乎從未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一貫高估危機後復甦的速度。

事實上，仔細思考這些資料就不難發現，印度近中期前景其實頗為危險。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印度經濟2020年至2022年三年幾乎處於原地踏步狀態。

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後，印度經濟大幅下跌，又在第二波疫情之前稍有回升。

第二次反彈（用經濟預測的術語來說，既“死貓反彈”，指在熊市中經歷了暴跌之後的短促、快速反彈）推動印度GDP略微高於疫前水平。

疫情爆發後的三年裡，印度經濟頗為疲軟，平均增速不到3.5%，與疫情爆發前一年大致相同。

根據最新資料，對印度GDP增速最可靠的預測是3.5%。

預測更高增長率的專家以第二波疫情後的“死貓反彈”為依據，得出了錯誤的推斷。

這種反彈2022年下半年開始減弱，而疲軟，尤其是在家庭消費方面的疲軟，卻始終沒有消退。

說印度“正在蓬勃發展”是一廂情願的妄想，也是糟糕的經濟學判斷。

印度2019年以來的較低經濟增速應被視為新常態，而1993年至2018年的高增長才是不太可能重演的例外。

特別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間，印度經濟也得益於世界貿易的快速擴張。

此外，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印度GDP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式繁榮，這也很難持續。

印度的好日子其實在2018年就已結束。

當時國家出資的基礎設施租賃和金融服務公司（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簡稱IL&FS）因一系列不當行為將印度經濟拖入危機。

印度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就是所謂“影子銀行”是銀行部門的重要補充。

2018年，印度IL&FS因無法償還銀行多達9100億盧比的債務，觸發一系列違約和評級下調，引爆“影子銀行”危機。

對此，印度央行透過開放信貸額度來穩定市場、緩解市場進展情緒，印度國有商業銀行也將非銀行金融公司購買貸款組合的指標提高到原來的3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印度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後，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微乎其微。

回溯歷史，拉吉夫·甘地政府首先在1984-1985年大幅放寬對進口和工業生產的管制，而後納拉西姆哈·拉奧（PV Narasimha Rao）和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又繼續加大改革力度——

他們的政策目標正是刺激製造業發展。

然而，當今印度製造業份額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末的峰值。

直白地說，自由化其實挺失敗的。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12年，隨著勞動力逐漸流出農業部門，進入收入較高但不穩定的建築和低端服務行業，印度嚴重貧困現象有所緩解。

2017-18財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012年之後，印度經濟創造就業機會不足，導致嚴重貧困和不穩定狀況有所增加，印度官方並不願承認的一點。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貧困和不穩定狀況再次加劇。

明智的經濟學家都應當認識到，取消管制能夠在各部門之間重新分配生產，以提高既有資源的利用效率。

雖然效率提高短期內表現為更好的GDP的增速，但提高經濟自由度本身並不能促進經濟長期增長——

這是因為長期增長需要投資大眾教育、公共衛生和其他公共產品，此外還需要運作良好的城市和有效的司法系統。

受人尊敬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深知公共產品的關鍵作用。

早在18世紀末就強調，即使是那些從事“最低職業”的人也必須接受“基礎性教育”，以獲得閱讀、寫作、算數、記賬等技能。

自亞當·斯密時代以來，基礎教育的最低標準已然提高。此外，他對健全司法制度重要性的闡述也是振聾發聵的。

其實，經濟自由化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刺激出製造業。

巴西製造業的GDP佔比長期限於低位，因此也和印度一樣，在自身匯率高估和中國強大製造業面前嚴重承壓。

然而，更糟糕的是，印度的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其他地方相似，助長了人們對市場“神奇力量”的惰性依賴。

由於缺乏適當的監管和必要的公共產品，經濟自由化只是為那些擁有權力和財富的人鋪平了道路。

同時，不平等的發展也是道德上的失敗，勢必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

在高度不平等的經濟體中，金融和房地產普遍是主要經濟動力源。

在印度和巴西，這兩個行業貢獻了超過20%的GDP，比例甚至超過高度金融化和高度不平等的美國。

金融和房地產讓少數人富可敵國，但這些行業只能支援，而非引領發展程序——

正如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所說，“金融往往追隨著增長”。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和房地產加速了道德墮落，而印度正是不幸的例證。

印度的金融部門基本上不受監管，因此國有銀行腐敗叢生，近年來快速增長的私人金融體系也充斥涉詐資金和問題賬戶。

例如，IL&FS的公私合營地位其實將國有金融部門和私營金融部門最黑暗的一面都淋漓盡致的展示了出來。

印度精英群體甚至歡迎這種“道德墮落“ ，因為它因造出“增長幻覺”，也刺激了需求。

然而，一旦泡沫破滅，需求疲軟的問題就會立刻顯現出來。

如今，儘管印度市場總體資金充足（來自銀行和數字平臺，即所謂的金融科技行業），但企業卻不願投資。

這種跡象非常明顯，表明需求疲軟已拖累經濟增長前景。

發展不平等和增長潛力低下的另一個表現是資產和銷售額日益集中在少數主導企業手中。

根據印度央行前副行長維拉爾·阿查里亞（Viral Acharya）的研究，過去十年，印度幾乎所有經濟部門的集中度都在不斷提高。

他指出，印度“五大財閥”——

信實集團（Reliance）、塔塔集團（Tata）、埃迪亞比拉集團（Aditya Birla Group）、阿達尼集團（Adani）、巴蒂電信集團（Bharti Telecom）——

往往透過收購而非投資新產能在不同行業佔據主導地位。

這種幾乎壟斷的國內地位使他們能夠透過操縱價格，而非調節產量以增加收入。

最典型案例是Reliance Jio的掠奪性定價策略。

印度“五大財閥”與日韓財閥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後者往往透過創新技術和進軍競爭激烈的全球國際以積累財富。

印度財閥企業似乎沒有意願或缺乏能力對抗國際競爭對手，而面對疲軟的國內需求，他們選擇向別無選擇的弱勢消費者收取更高價格。

反過來看，其實印度需求疲軟的原因正是農業困境和城市缺乏就業機會。

莫迪政府大肆鼓吹印度美好未來同時，卻忽視印度農業已漸漸衰落到內爆邊緣。

首先可以看看一些關鍵數字。

2022年，印度15歲及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略高於10億。

其中，佔53%的約5.6億勞動力，雖處於受僱狀態，但卻處於就業不足狀態。

從事農業的勞動力超過2.5億人，高於2019年的2.05億人。

所以，這就催生了一個悲劇性的結果。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農業吸收了4500萬新增勞動力，佔印度新增用工的一半以上。

增量的農業勞動力有一部分是婦女，起初她們主要從事家務勞動，但在疫情後，她們自稱“無薪的家庭農場工人”。

剩餘的轉移勞動力是從“不穩定的城市工作”逃回農村的個體工人。

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印度工人大量湧入生產率最低、收入最低的農業部門——

農業僱傭40%以上的勞動力，產出的GDP卻不到15%。

農業生產效率低下關鍵原因是大量勞動力資源利用率不足：許多農場家庭成員一起做著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即使是受僱於他人的臨時工，也有較長時間沒有受僱。

儘管農場規模越來越小，但湧入農業的勞動力反而越來越多。

1970-71財年，印度半數農場的可用面積不足1公頃，低於官方術語中的“邊際面積”；

到2015-16財年，也就是最近一次農業普查所在的年份，已有68%農場成為“邊際農場”。

“邊際化”是人地矛盾的結果——

很多家庭成員在農業以外無法獲得足夠收入，只能指望分到家族土地，這導致家庭農場規模在代際傳承中越變越小。

“邊際化”是土地經濟生產能力受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改變而不斷下降的過程。

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47年，即印度獨立一個世紀後，超過90%的家庭農場將淪為“邊際農場”。

“小農場比大農場生產力更高”也被證明只是幻想而已。

近期一項研究表明，10公頃級別農場的平均產量比1公頃級別農場高出40%，但後者的數量仍在不斷上漲。

雖然印度農業得益於普及灌溉技術、優質良種、化學肥料，生產力遠高於幾十年前，但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印度農業生產效率卻明顯較低。

印度土地生產力難以更快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灌溉普及速度不盡如人意：

如今印度運河灌溉面積與1990-91財年大致相同。

道德敗壞加重了技術問題——

運河灌溉和所有政府資助的灌溉一樣，幾十年來一直受猖獗的用水盜竊、分配不公、工程腐敗等問題困擾。

與此同時，地下水灌溉正在催化災難性的環境問題。

儘管專家經常警告地下水正在迅速枯竭，但當前印度的法律框架和社會規範反而變相鼓勵地下水開採——

正如前規劃委員會成員A.瓦迪亞納（A Vaidyanathan）所說，“人們仍競相深挖水井和安裝更強力的水泵，以便從不斷下降的地下水位中強到更多水源”。

期刊《科學進展》最近刊載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

印度地下水位可能已降至極低水平，以至於難以維持當前農業產出水平。

最令人心碎的是，印度農民自殺成了這場地下水危機的標誌：

這種慘劇不僅在乾旱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安得拉邦不斷上演，就連灌溉條件優良的旁遮普邦，也因為富農機井取水降低地下水位，而導致更多農民走上絕路。

與此同時，連續多年的乾旱和收穫季節的間歇性大雨等氣候危機也正在加劇全印農業生產面臨的困境。

儘管莫迪政府2020年9月出臺的三項農業法案被稱為“突破性改革”，但卻忽略了印度農業面臨的核心難題：

土壤管理和水資源利用。

同時，儘管這些法案旨在更好結合農業生產與農業綜合企業，但他們也忽視了一個關鍵現實：

外流的農業勞動力在非農部門的就業選擇極其有限。

這些法律在推出一年後，就因為引燃大規模農民抗議而被廢除。

現在，儘管印度農業危機仍在加劇，但高層決策者卻往往。

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印度經濟都無法創造出體面的工作機會，因此很難讓求職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這就是不幸的事實：

絕望的求職者組成了“無限供應”的勞動力儲備，而精英家庭和企業卻透過建立“現代農奴關係” 利用這些勞動力資源。

這種人間悲劇的宏觀經濟表現恰恰就是社會購買力受限。

“剩餘勞動力”是衡量印度就業機會短缺嚴重程度的最佳指標，比“失業率”更具綜合性。

簡單說，大多數印度人處於未能充分就業的狀態：

許多家庭的成員一起做著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工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生產中極為普遍，在其他產業也屢見不鮮。

印度1955年的一次就業調查就發現，雖然測算失業率僅為1%，但有15%的人即使停止“工作”也不會減少經濟活動。

因此，當時印度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這表明當時1.7億勞動力中至少16%屬於“過剩勞動力”。

雖然未充分就業者人告訴普查員他們想要工作，但許多人已經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希望，並從勞動力統計中退出。

這些人也構成了印度經濟中非生產性，且實際上是未被使用的勞動力。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夜，印度失業率已升至6%，就業不足率為10%，這表明全印近5億勞動力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

由於長期缺乏工作機會，越來越多的適齡勞動人口不再求職，選擇退出勞動力隊伍，其中主要是女性，但也不僅僅是女性。

新冠肺炎疫情奪走了數千萬個工作崗位，而許多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先前表示退出求職的人，都開始自稱“個體經營者”。

這其實是就業不足最直觀的表現，因為“個體經營者”只是一種維護自尊的委婉說法。

2021-22財年，約3.1億人自稱“自僱人士”，較2018-19年增加6000萬。

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在新增個體經營者中，多達3500萬人是家庭農場和非農業企業的無償“家庭幫傭”。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正當全世界都祝賀印度獨角獸企業和電子支付交易的時候，越來越多印度人卻正在淪為無力獲取報酬的剩餘勞動力。

那些有穩定工作的人，也往往從事低工資、低生產率的超長時間勞動，幾乎沒有任何工作保障或職業福利。

印度獨立以來的大部分時候，每月或每週獲得固定工資，並至少享受一項社會保障福利的工人大約只佔10%。

這個問題其實很直觀。

印度企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大多條件惡劣、工資微薄。同時，有固定工資和良好福利的政府工作，對大部分印度求職者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無論是學校、警察部門、司法部門、鐵路部門還是其他官僚機構，政府卻放任大量職位保持空缺，迫使數以百計的求職者在不可預測、充斥腐敗的招聘過程中競爭一個難以捉摸的工作崗位。

印度平均實際工資過去近十年幾乎陷入停滯，這並不令人意外。

在許多地區，實際工資甚至有所下降。

事實上，許多職業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甚至可以用“反人類”來形容。

例如，在德里的阿扎德布林曼迪（Azadpur mandi），一些工人日收入僅 150 至 250 盧比，而印最低日工資是 660 盧比。

記者卡維莎·艾耶（Kavitha Iyer）發現，甘蔗工人必須出賣自身勞動才能償還季節初獲得的預付款，陷入一種類似“債務奴役制”的體系。

在超長的工作時間中，這些工人還頻繁遭遇生產事故，並罹患惡劣天氣導致的健康問題，造成鉅額醫療費用和工資損失。

比甘蔗工人處境更惡劣的是磚窯工人，他們在磚窯的“地獄之火”中工作，但收入卻更加微薄。

氣候危機導致的熱浪使他們的工作環境堪比地獄，而大雨則直接導致他們喪失工作和收入。

一些人尋求農村就業保障計劃的幫助， 但政府卻不合情理的遲發工資，並無情鎮壓任何鬧薪抗議。

與經濟起飛的東亞國家不同，印製造業規模較小且缺乏競爭力，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據世界銀行資料，印製造業約佔GDP的14%，而中國和越南製造業佔GDP比例均超過四分之一。在全球製造業出口中，印度所佔份額不到2%。

新冠肺炎疫情後，印經濟經歷反彈後又放緩，製造業幾乎沒有增長。

其實，正是透過發展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以及後來的越南才得以吸收大量勞動力。

然而，擁有14億人口的印度，其出口的製成品價值僅僅相當於擁有1億人口的越南，因此越南已明顯處於領先地位。

按GDP計算，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印度最具活力的行業，但其僱傭人數少之又少。

製造業僅僱傭印度11.6%的勞動力，因此很多求職者被迫流向生產率極低，但卻僱傭更多勞動力的行業，包括建築、“貿易、酒店和餐館”——

這些行業僱傭數佔印勞動力總量近四分之一。

然而，印精英敘事卻堅稱，印度正站在經濟騰飛的風口浪尖。

這種說法源自美西方流行的“中國達峰論”，即中國已經越過巔峰開始走下坡路。

例如，長期依賴中國的蘋果公司，正在推動其承包商在印投建組裝高階iPhone的產線。

有人據此猜測，雖然印度在質控、物流等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但智慧手機制造商離開中國仍有益於印度。

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樂觀的可能性，但現有證據並不支援這種說法。

據經濟學家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觀察，中國製造商正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從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區向成本較低的內陸欠發達地區轉移。

或許，中國內陸地區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興市場。

自華撤離的投資者主要流向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和中國一樣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

RCEP成員國間關稅較低，甚至為零，這使成員國企業進入區域供應鏈更具競爭優勢。

印製造商擔心東亞和東南亞競爭對手利用低關稅殺入印本土市場，這樣是印度一直未加入RCEP的重要原因。

美國部分生產商撤出中國，許多將業務轉移至“近岸”的墨西哥和中美洲。

總而言之，儘管在動盪中一些資本可能流向印度，但事實上2023年和之前兩年比，流入印度的外國投資反而大幅下降。

2021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為戰略性產業的生產產品、創造就業提供經濟獎勵。

然而，正如印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警告的那樣，這些計劃只不過在補貼製造商，讓企業賺的盆滿缽滿。

他還指出，智慧手機組裝“顯而易見的成功”具有欺騙性。

顯然，印企生產手機所需的進口原材料成本甚至高於其銷售價格，而正是出口補貼導致了這種反常結果。

就像在農業領域一樣，印度經濟決策者似乎對創造就業一無所知，其策略就是用“保留制”分配極為有限的政府職位。

1990年8月，印總理VP·辛格採納曼達爾委員會報告建議，為其他落後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下文簡稱OBC）保留27%的聯邦政府職位。

憲法中已為表列種姓、表列部落保留22.5%的職位，因此印度政府和公共部門總共49.5%職位處於“保留狀態”。

雖然保留是為了“糾正歷史上的不公正”，但並未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煩熱成為一場政治遊戲。

印度“保留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後階層在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中保留工作名額。

對錶列種姓、表列部落的保留制度由印度《憲法》規定，每10年審查一次。對“其他落後階層”的保留制度是由總統任命專門委員會調查“落後階層”的社會經濟狀況後向聯邦或地方政府提出建議。

曼達爾委員會即1978年人民黨政府成立的最早的“社會和教育落後階層”委員會，英文為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 ，簡稱SEBC。

1980年該委員會提交報告，將多達3743個種姓確定為社會和教育落後階層，建議在政府和公共機構中為其保留27%的職位。

同時，被排除在OBC之外的社群也開始爭取被貼上這個標籤。

例如，到1999年，德里政府又指定54個社群為OBC，因此激發出一些OBC社群壟斷保留職位的擔憂。

2017年10月，印政府指示退休法官 G羅希尼（G Rohini）成立一個委員會，以在10周內完成對OBC的細化分類。

2017年12月，該委員會要求延長時間才能完成這項繁重的工作——OBC細化分類延期多達14次，最後一次延期是2019年1月。

同時，莫迪政府採取行動，為高種姓中的經濟弱勢群體保留10%的工作職位。

至此，多達60%的政府職位成為“被保留職位”。

2022年11月，印最高法院放棄此前反對保留一半以上職位的意見，最終批准這一倡議。

僅有年收入達80萬盧比及以上的家庭沒有資格獲得預留名額，而OBC中的被稱為奶油層的精英也被排除在外。

自此，保留職位擴張至60%後，絕大多數公民都擁有獲得預留名額的資格。

在這種危險的均衡態勢中，促進就業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腐敗無能的政客則更願意以保留資格換取選民忠誠。

人們別無選擇，反而認為這種病態交易實屬常態。

印精英因此在經濟政策中並不重視農業和低技能職位，反而寄希望於技術密集型產業。

印度歷史上歷屆總理都各自懷有鮮明的技術願景（techno visions）：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青睞大壩、鋼鐵廠、化肥廠；

拉吉夫·甘地希望每個教室都配備一臺電腦；

納倫德拉·莫迪則期待印度成為機器人、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第四次工業革命奇蹟的先鋒。

如今，技術有望從多個角度解決印度發展赤字問題。

其中，聽起來最言之有理的是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和羅希特·蘭巴 （Rohit Lamba）提出的觀點。

他們認為，過去十年，印佔全球服務出口份額從 3% 增至 4%——

在世界服務貿易最具活力的領域，包括電信、計算機、軟體服務，以及透過先進通訊技術在全球範圍內銷售的諮詢、研究和開發等“其他商業服務”中。

印所佔份額雖少，但地位關鍵。他們相信，印服務貿易能進一步擴充套件至“金融、醫學、教育、法律”等領域。

然而，這一策略看似合理，但卻並不現實。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推高的線上服務需求已在全球範圍內放緩。更重要的是，印度支離破碎的教育體系是其面臨的巨大桎梏——

雖然印度每年畢業生達數百萬之巨，但有望進入高技能服務行業就業的規模僅有幾萬人。

這一群體還需要和來自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東亞經濟體的專業人士競爭，而這些國家往往長期高強度投資人力資本。

例如，中國大學擁有世界一流的數學和計算機專業，有效助力中國計算機和軟體服務擴大出口。

同時，熟練掌握英語的中國人也不斷增多。

此外，線上服務有其侷限性，包括線上教育不能取代線下低質量課堂教育。

許多國際服務需經嚴格稽核才能獲得許可，並接受嚴格監管。

隨著印國內市場潛力的光環褪去，印創業企業“獨角獸”的傳說也告一段落。

這種增長依賴美西方寬鬆的貨幣政策催生的低成本資金，流動性極高的風險投資大量流入印度，但目前這種趨勢已難以為繼。

更嚴重的問題是，印國內市場狹小。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線上狂潮”幾乎已將印潛在使用者全數激發總量最多高達7000萬人，但也可能僅不到 5000萬人。

其實，印度國內iPhone、星巴克和網飛（Netflix）的消費者人口相當於“加利福尼亞州”，而每月使用幾次食品配送服務Zomato的使用者僅略高於 1000 萬。

投資者大幅削減對印投資，並調低對印初創企業的估值，因為他們認識到印度國內市場狹小、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客戶增長難以再現，其投資的企業恐怕永遠不會盈利。

其中，印教育科技企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印初創企業領頭羊Byju's估值已從220億美元降至84億美元。

印度教育科技企業正在認識到，遠端工作室的“網紅老師”無法取代線下教育體系，畢竟人與人的互動才是教育的本質。

隨著Byju's深陷與國際債權人的法庭之爭，暫未提供2021-22年度的審計賬目，印度教育科技產業已陷入整體危機，隨著估值下降他們已裁掉了2萬多名員工。

印度許多決策者寄希望於“臨工經濟”，包括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預約制美容師、準備家常菜的女性，甚至傳統三輪車司機。

美好的希望在於，一旦使用者其登入APP或社交媒體，就會有更多機會獲得體面的工作。

然而，與初創公司估值暴跌原因相同，零工規模增長速度遠低於印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預計“不到十年增長兩倍”的速度，根本無法從2020-2021財年的770萬增長到2029-30財年的2350萬。

而且，雖然零工賦能女性參與勞動力大軍，但零工工作時間過長，且工人缺少保障。

許多工人，尤其是快遞員，成為頻發事故和氣候危機（如熱浪和暴雨）的直接受害者。

此外，零工迫於應用程式 “要麼接受要麼放棄”條款，很可能損失本就微薄的工資——

應用程式可能突然停用或終止零工合同，而承諾社會保障的勞動法也仍未實施。

零工為送孩子上學而苦苦掙扎，哀嘆幾乎沒有向上階層流動的機會，就像現代的甘蔗工和磚窯工，從事低薪的繁重工作。

最後，期待技術徹底改變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也並不現實。

像教育一樣，改善醫療保健事業的關鍵是培訓下一代專業人員，但技術並不能緩解教師長期短缺的問題，技術也無法解決醫療人員短缺的現狀。

在許可制度放鬆的背景下，印度醫學院數量激增，而政府承諾在每個地區建立一所醫學院，但光有這些嶄新的建築，但卻缺乏培養新醫生的教師。

印醫患比從1991年的1.2‰降至2020年的0.7‰，而在中國這一比例為2.4‰。

著名商務雜誌《the Ken》發表文章質疑盲目使用技術噱頭，“很多企業都在開發健康應用程式（APP），但沒有人想著如何增加醫療專業人員。”

土地管理是另一個存在技術濫用風險的領域。

2008年8月，印政府宣佈“數字印度”土地記錄現代化計劃，旨在促進土地確權和轉讓透明化。

2023年3月，印農村發展部長宣佈，土地記錄數字化已接近完成，而政府已啟動“布瓦-阿達爾”（Bhua-Adhar）計劃，其中帶有生物身份識別系統的Aadhar卡成為識別土地所有權的唯一認證。

然而，這種數字化與印度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糾紛現實格格不入。

法律不明確與管理者不守法疊加是這類衝突頻發的原因，而司法無法解決爭端則是衝突持續的原因。

印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四分之一，民事訴訟案件三分之二涉及土地糾紛。

這類案件往往拖延幾十年。實現有效的土地管理需要更快更公正的解決爭議，而這又要求土地清晰確權。

若不推動清晰確權，數字化則有可能造成紙質記錄和數字記錄的新衝突。

總而言之，底線其實頗為簡單。

印經濟發展需要人力資本、高度法治、負責任的司法機構，而技術並不能克服各行各業內生的發展赤字，甚至有可能加劇這些發展赤字。

在所有預測者中，《經濟學人》的預測最易追溯——

其預測往往大膽而明確，但現實結果卻往往與預測截然相反。

2009年11月，《經濟學人》封面文章宣佈“巴西起飛”，並配以“救世主基督雕如火箭上升”突破，其預測巴西2014年後將超過英法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然而，2013年6月，巴西各地爆發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抗議者反對物價上漲、政府腐敗以及質量低下的教育和醫療服務。

一個標語牌上寫有“第一世界的體育場，第三世界的學校和醫院”，以諷刺次年在巴西舉行的足球世界盃。

2013年9月，基督雕像在《經濟學人》封面上轟然墜地，並配文“巴西搞砸了嗎?”

巴西為世界盃和2016年奧運會建造一流的體育場。但是，2011年之後，巴西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2018年，巴西與加拿大、韓國在全球第九大經濟體的位置上幾乎不相上下。

然而，如今巴西教育體系混亂，非正規部門仍是最大僱主，大多數巴西人的生活與災難的距離只差一份工資，暴力犯罪猖獗，氣候危機正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導致環境極劇惡化。

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也應該擔憂《經濟學人》的封面問題——《經濟學人》2022年5 月宣稱“印度時刻既將到來”。

雜誌封面上莫迪總理駕駛著一輛飛車，在古老、破敗的印度上空飛躍。這一期《經濟學人》的社論預言未來十年“一種新合力”——

技術飛躍、能源轉型、地緣政治轉變構成的合理，將深刻重塑印度經濟。

那些導致《經濟學人》巴西樂觀預測破滅的因素也可能導致對印樂觀情緒泡湯。

印度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狀況更差，農業受嚴重缺水威脅，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現象更為普遍，同時環境惡化導致空氣、土地、水資源快速退化。

氣候危機引起反覆出現的熱浪、極端降雨事件、海岸侵蝕和冰川融化。

採砂、毒品貿易和武器販運導致暴力犯罪頻發。

過去十年，針對婦女的犯罪增加。從2004年有記錄以來，印度各級議員面臨刑事指控的比例也持續上升。

由於無法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印度各派領導人轉而派發救濟品以吸引選民，並承諾為經濟和道德危機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但是，被包裝為“新福利主義”的施捨廣受嘲諷，因為這並未創造經濟機會，也並未提供大眾自力更生的必要資金。

至於科技，印度也和巴西相似，WhatsApp和電子商務僅能作點綴生活之用，而非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要實現發展，還須依賴“老派的方式”，既在相互信任的關係中努力工作、真誠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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