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慮國家利益，如果認為自己參與並見證的過程可以不負責任，我和蒲慕明今天可以“和睦相處”。如果我為自己單位也分一杯羹，甚至可以“互相幫助”。
事實上，在恰好二十年前的2004年11月，我和蒲慕明在同一雜誌同聲發表同類文章。二十年後，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腦計劃，他開口多少錢，我記不清楚，但肯定不少。
兩位絲毫沒有個人恩怨的科學家，從相同理念走到相反行為，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
重讀蒲慕明2004年11月文章《大科學 小科學》（蒲慕明 自然中國增刊，18-23頁，2004）有感。
毫無個人恩怨
如果我們不出現行為上表現出來的理念差別，或者我們都還停留在二十年前一樣的言行，恐怕蒲慕明最願意交流的人之一是我。我也陳述事實：我的朋友多於蒲慕明，所以失去他，我很可惜，但沒有斷絕我的科學交流圈。失去我，冒昧地估計他可能失去了（低估）10%以上的、他在中國可以真正（而不是假惺惺的）學術交流的範圍。
我們對神經科學的判斷、對神經科學家的判斷、對科學史，有很多共同興趣和相近標準、品味。
我很珍惜這樣的記憶：已經出現不同之後，有一次我到他辦公室，他和我聊了一個下午，再帶我去晚飯。飯後還要和我繼續聊，我實在沒有時間了。雖然是我離開神經所，但依依不捨的心態也是我。
我也不止一次體驗，雖然我們好一陣不交流（可以說，是蒲慕明老師拒絕與我交流，他說過好幾次我是不受歡迎的人，但有時也不夠堅決），而一旦對錶，發現對神經科學的人和事，判斷幾乎百分之百一樣。
當然，有蒲慕明老師更懂的方面，也有我自己更在行的方面，本應該取長補短、互相幫助。
二十年前，我們都是標準版的美國教授類的白左，至少表面是這樣。
1995年，我和魯白、梅林透過周光召先生，開始參與中國科學院的工作。1996年起按許智宏副院長安排在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上海生命科學中心建立“分子神經生物學聯合實驗室”。吳建屏老師支援我們實驗室，也開始在上海講課。1998年左右，魯白邀請和建議蒲慕明老師也到上海開實驗室。蒲慕明老師決定提議新建“神經科學研究所”，我們五人共同簽名，得到路甬祥院長、許智宏副院長、王貴海局長等支援。研究所幾經曲折，但蒲慕明投入大量精力，吳建屏高風亮節讓出腦所的空間、把腦所名義關了變成神經所。遇到周圍不理解、誤解、矛盾，大家出力。面對壓力遇到有人集體鬧事時我不躲閃而願直接應對。
神經所初創的幾年，內部也有各種矛盾，其中一小部分是我和魯白、梅林參與努力化解。早期的教學，我們也都參與。等蒲慕明老師認為自己在中國工作的翅膀硬了，不僅吳建屏老師被後退，我和魯白、梅林也都自動離開，做各種其他事情。
蒲慕明任所長二十年，並繼續實際掌控。但科學院在十年左右對他就失望了，曾經問過我找替代他的人。我建議是蒲先生的妻子，著名神經生物學家，因為其他人既無法接任，也不願接。我後來告訴蒲慕明，他也笑起來了。
不僅很多離開的研究員集體寫信給院領導，而且科學院寄希望他組織幫助帶領全院分佈的神經科學（在生物物理所、遺傳發育所、昆明動物所等都有一些神經科學及其相關的），蒲慕明表現不僅不支援而且為難。最出名的是神經所管一個全院的腦先導專項，要求其他所的研究員48還是72小時內提交申請，氣的幾個所長到院領導那裡告狀。等到國家腦計劃醞釀期，科學院不提名蒲慕明加入專家委員會。是我知道之後專門聯絡科技部兩層領導說明他雖然做領導會獨斷專行、但做委員很好。我把意見截圖給蒲慕明，他回覆“我同意”（英文）。科技部後來讓他進委員會的主要推動應該是我。但科技部讓他領頭就不顧我已經提醒這是有問題的。
我能想到的第一次矛盾，是蒲慕明造成的。蒲慕明的神經所，因為他與研究人員的矛盾，估計創造了蒲慕明和我本人見過的中外研究員離開率最高的奇蹟。
離開神經所最快的是羅敏敏，好像不到半年就受不了蒲慕明。羅敏敏聯絡我，要我聯絡王曉東，希望轉到剛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北生所）。很自然，我應該幫助化解，既少了羅敏敏的不高興，也少了蒲慕明的一個矛盾。但蒲慕明在這個過程中，英文電子郵件羅敏敏、同時抄送我和曉東，裡面用了髒字。我回復大家：這樣不好。我也勸他不要因為有人離開就失態。蒲慕明質問我：你教我怎麼做所長？！
現在想想，其實就是教他，雖然他大我十幾歲，但恐怕做所長就一直有問題，只是他不能自省、更不覺得自己應該學習。
以後，有一次他和學生髮表一篇Cell文章，我在神經所午飯時說這篇文章不行。傳說他得知後宣佈我是不受歡迎的人。這就奇怪了，他以前可經常號稱應該學術批評。我當時奇怪，批評的物件就不能是他的文章？現在知道只能批評其他人。
有一個學生，在我的神經所那時的實驗室做過研究輪轉，我給他一個課題，也類似我當年給上海生科院研究生的考題。他後來離開我實驗室去了蒲慕明實驗室做研究生論文。他畢業發了一篇Cell，我一看，這是在我實驗室的課題及其延伸，用的主要工具也是我在美國實驗室的專長、我帶到上海實驗室的Slit基因。我對此稍微皺了眉頭，但沒對蒲慕明抱怨，你的學生用我實驗室的東西、你的學生在我實驗室做過輪轉，遇到這種問題至少應該問問我。多少年後，我和他在電子郵件裡面爭論，我才提起這件事。這不是大事，我並不在乎這篇文章，估計他也不需要這篇文章，所以也沒有個人恩怨。但作為領導，應該注意這種問題，儘可能避免發生，要不然研究所不容易管理，大家容易出現矛盾。
實際上，蒲慕明之前還有學生聽了我的另外一個研究之後做類似專案，而且文章是我審稿，蒲慕明也告訴學生他看出來是我審稿。我本身不在乎這種事情。我在國外時，還覺得國內學生這樣，我就算幫忙吧，不會去說他們。這兩個學生就從來沒被我批評過。我認為這種事情應該作為老師的蒲慕明教他們。
我回國之前，告訴了蒲慕明我決定回北大。他很正常地回覆。
我到北大不久，就請他來北大學術報告，但他拒絕。我當時不理解，我幼稚的認為大家希望更多人回國工作。這種幼稚，與實際情況相反，雖然我當時萬萬想不到蒲慕明會不高興其他人回國工作。
他當時的秘書，後來的副所長書記，很快就大肆抨擊北生所。我當時認為只是沒讀過大學的她、又是上海人，狹隘而不懂大局。現在我懷疑，對其他單位的不滿恐怕不是源自她個人。
所以，最多是蒲慕明及其單位有些人不滿其他單位，但沒有蒲慕明與我個人之間恩怨。而單位之間也從來沒有直接競爭過任何東西。
2018年我參與建立北京腦研究所的國際科學顧問委員會，國內成員只有一位，就是我堅持請的蒲慕明，至今還是。他也每年都參加我們的顧問會議，我們非常樂意聽他的意見和建議。
1999年，我在美國的實驗室與西海岸兩個外國人的實驗室競爭。其中一位大我十幾歲的人CSG發難，另外一位（後來任斯坦福校長的那位MTL）也加入。說我實驗室是聽他們研究後才開始研究的。這種笑話（新的小的實驗室競爭大實驗室）只有一些恐懼狂或競爭狂才有。我最後透過找到我實驗室很早的一張訂貨的單子，他們接受其確實證明我們開始這一專案必定早於他們。在爭論過程中，我找過人幫忙。最後發現，只有美國人有理直氣壯的。有位美國教授，專門找到MTL教訓他不要這樣。我也找過蒲慕明，因為他與那位年齡更大的CSG在一個學校。我不清楚蒲慕明是否敢對付那人，但我心裡還是感謝的，無論是幫忙了，還是安慰我幾句。CSG當年如日中天，後來對科學興趣不知道怎麼就沒了，離開科學界。
我對蒲慕明的優缺點，從來區別對待。近年，原斯坦福大學校長（MTL）因為校報學生的批評，被迫下臺。他涉及的學術不端，是其博士後造成的。而其中兩篇文章，蒲慕明以及蒲實驗室兩位不同的博士後也是作者。因為蒲慕明早就惹惱了很多華人神經科學家，他們紛紛起來要揭發批評蒲慕明。我當即回應他們，並公開發表文章，說明我應該知情，那時我們都是一個小領域，應該是蒲慕明實驗室教了MTL實驗室一個技術，文章的資料不是蒲慕明實驗室的，所以蒲慕明沒有問題。我發表後，蒲慕明私下還謝了我。這時，已經是我公開批評他之後、他不理我之後。不過，這件事情我不一定準確。可能有一篇是我說的情況，另外一篇據蒲慕明以前實驗室的人說，可能還不能說蒲的某位博士後肯定沒有問題。但無論如何，蒲慕明本人沒有學術不端。
這裡也說明一下，很多神經科學家在我之前討厭蒲慕明，當時我儘可能捍衛他。等到我反感之後，因為涉及國家經費的大事，我公開批評，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背後議論。現在很多人誤解好像我是對他意見最多的。其實不是，我只是對其涉及大事的意見最公開。
理念類似
2004年，蒲慕明和我同時在《自然 中國增刊II》發表文章。我的文章共同作者是魯白和鄒承魯。魯白當時是科技部海外顧問之一，因為這篇文章，科技部不僅不讓他履行顧問職責，而且乾脆就廢了所有十位顧問。
鄒承魯本來不是作者，而是蒲慕明。但蒲到了後來坦誠自己擔心被部委報復而不敢做作者，並且就此表示歉意。
我當然就找其他人。鄒承魯先生二話不說就成了第三作者。他沒告訴我們，當時他是國家最高科學獎候選人之一，進入了最後一輪。鄒承魯先生失去獲獎的原因，恐怕一部分（雖然不一定全部）是因為他做了這篇文章的作者。
但是，蒲慕明另寫了一篇文章，明確提倡小科學、反對大科學：“蒲慕明認為大專案本身是有風險的，必須有細緻的規劃，並能保證在特定領域內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來進行這些大專案”。
在理念上，我們是一致的，只是我和魯白、鄒承魯的文章涉及的問題大一些（實際上前幾年某部委就按大部分與此方案一致的改了，當然不能說是因為二十年前的文章），蒲慕明涉及的問題小一些，有些爭議也沒關係，至少蒲慕明自己也覺得安全一些。
（這裡有個笑話。蒲慕明在國內不敢成為我們文章的作者。但這期刊物被限制發行後，他在國外對一些外國科學家和國際學術刊物的編輯說自己的文章被中國封了，而他明明知道哪篇文章有危險。這種在中國膽小怕事，在外國做英雄，也是令人跌破眼鏡）。
不僅2004年我們理念一致，2010年其實還是一樣的。
2010年，一公和我在《科學》上發表評論，批評中國科研管理的文化問題（拉關係），裡面既沒有點名單位，也沒有點名個人，只是對一種現象的批評。海內外華人科學家都知道這是事實，所以不是什麼奇特觀點，我們公開寫了而已。有個部委自己對號入座，反擊我們，很自然。但是，蒲慕明居然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給《科學》（當時的主編，我們都認識）。但第二天又收回了。然後，以答記者問的模式，在中國刊登了中文版。估計他當時想不到主編會告訴我們，其實人家看出其虛偽。
他的中文批評我們“以偏概全的失實說法”、“短視而且有偏見”。但他自己又說“我們確實存在大量的資源被浪費的情況：太多的資源投給少數幾個精英實驗室；太多的昂貴的高階儀器沒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資源注入低水平的沒有什麼產出的實驗室”。也就是說，他當時對中國科學經費管理的批評，並不少於我們，只是討厭由我們說。只要我們說什麼，他似乎就覺得出了風頭，受不了。其實，他要做英雄，很容易，他有的是渠道可以寫文章。
值得記錄的是，2010年的蒲慕明認為：“應把對一些大專案的資助轉變為以資助許多科學家自由探索為主的基礎研究的小專案（類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專案）。應該不僅增加資助專案的數量，而且在資助的強度上也應大幅度地增強。經費資助中最常見的浪費現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學家對資源的貪得無厭，對這些少數精英實驗室大幅度地增強支援力度，其邊際效應肯定是不明顯的，而這些資源更應該分配給那些有潛力（雖然還沒有出成果）的實驗室”。
2010年蒲慕明最有趣的觀點是：“除非我們科學家自己在參與評審過程中能夠嚴於律己，否則任何經費分配體制都無法執行好”（見：蒲慕明點評施一公饒毅《科學》社論：中國科學“病”在何處. 科學新聞 2010）。現在讀起來，好像就是預計他自己在腦計劃的言行。
在理念上，其實到今天我也不相信真有差別。只是遇到與他相關的人和事，標準就變了。
可以打賭，我和蒲慕明對蒲慕明的判斷，也是一樣的。
現在看來，好像只是他忍不住，也就是做不到他自己提倡的“自律”。
獅子的口
如果某部委工作嚴謹，應該有準確的數字。
我現在的記憶可能難以準確。
我能記得的，是第一次蒲慕明在腦計劃專家組提出的猴腦的經費。如果我沒有算錯，他第一次提的是125億。腦計劃整體十年經費是300還是600億（這一數字應該有確切的，但我現在不記得）。我當時記得蒲慕明是每年有五個猴腦專案，每一個專案滾動五年，好像每年再開始五個。但以上也可能有誤。我在會場看到他的材料（事先沒有、事後也沒有），匆匆忙忙計算了一下。如果不是125億，估計就是25億。但比較肯定的是大於5億。
25億的可能性也不小。因為，有蒲慕明帶頭，就有其他人學樣。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個其他人領銜的專案是17億。由此推測，17億應該是小於蒲慕明推的猴腦經費，因為沒人敢膽大包天還高於蒲慕明。如果這樣，那麼25億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無論是25億、還是5億，都不對，都太多。5億人民幣是7-8千萬美元。美國迄今沒給過猴腦這麼多經費。歐洲也沒有。為什麼中國這麼有錢？估計目前就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超過美國和歐洲的富裕程度的中國人還不很多（有關猴腦研究的幾個方面，已經在前面一篇文章具體評論）。
當時，因為蒲慕明滾動五個專案，我提出每一個單位應該限制只有一個專案。專家組大多數投票限制2個專案。他們的算盤是：其他單位一個，讓蒲慕明一個單位2個。
果然，蒲慕明就兩個，其他大多數專家組成員給自己單位一個。他們都有理由可以指著蒲慕明說“他上樑不正，我們下樑就可以歪”、“州官既然放了火，我們就可以點燈”。只有很少的專家沒有這樣做。
何德何能
蒲慕明在公開文章中說的“大專案本身是有風險的，必須有細緻的規劃，並能保證在特定領域內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來進行這些大專案”。
我非常同意。
但是，蒲慕明讓李澄宇做猴腦，包括測序。李澄宇沒做過猴、沒做過測序、實際不懂分子生物學。其專長是小鼠的電生理。
我們不談李澄宇二十多年前為什麼無能出國讀博士。我們只比較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CLS）的北大部分。
李澄宇領導的經費，相當於CLS北大部分全體研究員的經費，至少是一個數量級（不排除可能更多，因為蒲慕明除了給李澄宇腦計劃的經費，還安排他到臨港實驗室，據說是帶領一百多人的猴腦研究團隊）。
北大CLS現有103個實驗室，三位美國科學院院士、七位中國院士、七十多位傑青/長江。
李澄宇何德何能，他超過這些人？
CLS不僅有頭銜，而且有分子生物學可以做李澄宇學術爺爺的科學家、測序可以做李澄宇學術父親的科學家、猴腦研究可以做李澄宇伯父/大哥的科學家。在這些領域，他們任何一位都不弱於李澄宇。
在CLS這些專家集體的學術能力和成就面前，說李澄宇的學術能力是螳臂與大車的關係，恐怕螳臂不同意？
如果不看他用錢堆出來文章，只看他以前獨立做的、沒有給公司付費的文章，一般人（不用專家）恐怕都可以推測他無法在北大獲得終身教職。
顯然，蒲慕明這樣安排是不符合他口頭提倡的“能保證在特定領域內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來進行這些大專案”。
而蒲慕明限制批評是違反他提倡的“大專案本身是有風險的，必須有細緻的規劃”。
臨港實驗室的目標是新藥。用大批人馬做猴腦，對發明新藥的貢獻，如果說九牛一毛，恐怕是誣陷牛毛了。
臨港被評為C，恐怕蒲慕明這種安排難逃干係。蒲慕明和李澄宇都應該為此負責。蒲慕明離開後，李澄宇也應該識趣地離開，避免繼續耽誤臨港實驗室從事其主業。打個賭，如果李不離開臨港，臨港成功的可能性接近於0。有句古話：“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
莫要可惜
我到現在還認為，蒲慕明良心未泯，只是在利益面前難以把握自己。
我猜想，蒲慕明不僅同意我以前寫的觀點，也同意這一篇，而且希望自己能夠抑制自己。
我不相信蒲慕明能夠在他自己不相信的情況下，發表如何為人、如何做科學、大科學有什麼危險等等方面的長篇大論。而是他確實認同這些言論，只是難以自己踐行。
我希望有一天，蒲慕明不被迷惑，早點回歸自己的本質。
要不然，就太可惜了。
因為，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影響一個研究所，半個國家實驗室，影響全中國的腦科學界（如果沒有上萬、也有好多千的人），也影響中國生命科學界、甚至中國科學界。
顯然不用猜測也知道，教育學生是蒲慕明的一個理想。最好的教育，當然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行動。如果言論和行動不一致的時候，更是考驗。
附錄1：2004年11月蒲慕明的心聲
《自然》的中國之聲：慎言“大科學”
《科學時報》 2004年11月19日
在《自然》雜誌中文版特別增刊《中國之聲Ⅱ》上，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從生命科學的角度探討了“大科學”和“小科學”的利弊。
他說，現在西方和東方都在刮“大科學”之風，大量的研究經費投入到了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等計劃上。中國的“大科學”方式正好符合了中國一向以“由上而下”方式進行科研規劃和執行的習慣，部分決策者也認為“大科學”代表著未來科學發展的趨勢，不少科學家都在忙著撰寫經費達幾億、甚至幾十億的“大專案申請書”。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應該強調“大科學”？這個問題在目前的中國尤其重要，因為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當中。
“大科學”的功與過
蒲慕明將“大科學”定義為由少數政治或科學領導人物，以“由上而下”方式組織起來、需要大量科研經費、包含眾多實驗室和科研人員的計劃。“小科學”則是由個別科學家發起，只有一個或幾個實驗室參加，並經過有競爭的同行評審的專案。在中國，“大科學”的運作類似於“計劃經濟”，而“小科學”更像“市場經濟”。
“抗癌戰爭”和“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歷史上著名的“大科學”專案。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提出“抗癌戰爭”的大計劃，宣稱要在1976年戰勝癌症，但在30多年後的今天，癌症仍然是嚴重威脅人類生命的頑疾。
與“抗癌戰爭”相比，人類基因組計劃則是極為成功的例子，因為基因組計劃是以技術為主，它對科學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了大量的有助於許多實驗室進行科研的新資訊，而不是直接解決了科學問題。
蒲慕明認為，一個成功的大科學計劃應具備以下特徵：首先，它有一個非常明確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標；第二，它是由科學家自發組織並得到該領域科學家的普遍支援；第三，啟動專案的時機已經成熟。一個值得政府支援的大科學專案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求，還應透過科學家們的組織與評估。
“小科學”的重要性
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成功使許多科學家和政府官員認為，未來生命科學的進展將主要依靠對生物問題的大規模攻關，甚至還認為由假設推動的研究已經結束，只要用高通量的技術得到所有資訊，各種資訊都會對號入座，所有難題也會迎刃而解。然而歷史事實是，絕大多數生命科學領域的主要突破都是由個別科學家的“小科學”研究所創造的，如DNA雙螺旋結構、遺傳密碼等主要技術的發展。
科學是不易預測的。小實驗室可使科學工作者更有效地交流，更利於激發創造性的思想、開展創新性的實驗，解決理論和技術上的難題；而當一大群科學家參與一個大專案時，這些都將消失殆盡。更為重要的是，小實驗室還提供了培養年輕科學家所需要的導師與學生間的緊密關係，這種關係可達到彼得·梅達沃所說的“探索解決問題的藝術。”
蒲慕明說，“小科學”實驗室是重大科研進展出現的主要場所，是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的最好環境。他建議更多的資源應該給予高質量的小實驗室，以用來培養新一代的科學家。
“大科學”的風險
中國最近出現的“大科學”熱潮引起了許多中國科學家的關注。蒲慕明認為大專案本身是有風險的，必須有細緻的規劃，並能保證在特定領域內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來進行這些大專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計劃所使用的鉅額資源將造成小型研究的萎縮，對整個科學界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大科學計劃常常強調生物技術大型平臺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開發尖端技術方面中國需要有自己強大的基礎生物學實驗室，否則只能靠鉅額經費購買國外現成的平臺；而且，也應該在有許多實驗室能夠共享使用這些技術平臺時才大量引進，否則就是巨大的資源浪費。令人痛心的是，部分中國科學家認為，既然政府願意投資，大量的研究經費不用白不用。
一個簡單的經濟賬可以說明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現在年預算約為20億元人民幣，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學領域，而一項正在擬議中的中長期科研規劃的巨型專案，預算可能高達100億元人民幣，即使這一專案資助延續15年，每年的投資額也大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每年對整個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
蒲慕明說，從整個國家現在對於自然科學研究的總投入來看，在此刻將大部分資金投入到少數大專案中是不合理的。
基礎科學尚乏應有重視
中國的科學政策制定者與管理者有一種普遍的態度，即將科學和技術看作是一回事，用同一種方式來策劃、管理科學計劃與工程計劃。以生物醫學為例，針對疾病的專案被認為只要動員科學家用完善的策略，去直接解決相關問題就能實現目標，然而，認識正常生物現象、病態的規律和開發治療疾病的手段是有著明確區別的。
英國科學家馬克斯·佩魯茨說過：“科學上的創新是不能夠組織的，從上而下的指引將抹殺創新。”科學的發現必須靠政府的支援，但是科研進展的方向和內容是很難計劃的。但是，在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所設定的20個專題中，只有一個是關於基礎科學研究的，這直接反映了政府對基礎科學缺乏應有的重視。
部分政府高階顧問認為，既然中國的基礎科學落後於西方很多，提高基礎科學水平又那麼困難，因此從經濟的角度考慮應該將資源集中到應用科學和與發展社會需求有關的技術上，基礎科學應置於次要地位，而且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
蒲慕明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短視和誤導，中國未來技術發展的瓶頸是基礎科學的薄弱。在一個日益講求原創性和智慧財產權的時代，與發達國家共享基礎科學研究成果將會是極為昂貴和低效的，當中國正在一步步進入“小康”社會時，科學不應該只被功利性地看作技術和社會福利的工具；科學文化要生根結果，基礎科學研究可提供最富饒的土壤，小型科學實驗室可提供最適宜的環境。(王丹紅)
科研切忌厚“大”薄“小” 蒲慕明教授透過親身經歷談“大”與“小”的利弊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8日07:50 東方網-文匯報
文/本報記者任荃張詠晴
一邊是少則幾億、動輒幾十億的鉅額資金“不假思索”地流向一個又一個“大科學”計劃；另一邊則是一批因科學家興趣使然的“小科學”步履維艱。如此鮮明的對比，難道僅僅是“大科學”之風“西學東漸”的結果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在英國《自然》週刊於今天出版的第二本中文增刊《中國之聲Ⅱ》上撰文指出：在習慣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科研規劃和執行的中國，這種厚“大”薄“小”的“流行趨勢”如果一味被放大，它將成為貽害民族科學命運的危險傾向。
“大”與“小”的區分
科學研究怎樣區分“大”與“小”？除了經費投入、參與人數等規模上的差別，蒲慕明將專案來源作為一個重要標準。前者大多由政府組織而成，後者則因個別科學家自發而生。就這一點看來，蒲慕明認為，在中國，“大科學”的運作類似於計劃經濟，而“小科學”更像市場經濟。
追根溯源，“大科學”的出現最早是因為某些專案需要大量資源和眾多科研人員參與，並在良好的協調管理下才能得以完成。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提出“抗癌戰爭”計劃，宣稱要在1976年戰勝癌症。然而，30多年後的今天，癌症仍是嚴重威脅人類生命的頑症。在這期間，癌症研究的確有了相當可觀的進展，但它們主要應歸功於一些個別科研人員所推動的“小科學”研究。
“小科學”的價值
有人說，“小科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對此，蒲慕明卻不以為然。他對30多年前自己與科研的第一次接觸依然記憶猶新。那是一個幾百人參與的“大科學”專案，沒有人告訴他計劃的細節，唯有對整體概況的模糊認識。後來，他離開了那個宏大專案，在一個“可以和導師並肩作戰”的小實驗室找到了自己對科學的熱忱與動力。
藉助這段親身經歷，蒲慕明試圖讓人們感知“小科學”的魅力與價值。在生命科學領域，無論是DNA雙螺旋結構的解析，還是致癌基因的發現，無一例外地是由“小科學”研究所完成。更重要的是，“小科學”的運作方式使得科學家之間，以及學生和導師之間的交流更有效。它更有利於激發創造性思路，開展創新性實驗，培養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教給他們以研究的風格與品位。
“大科學”的危險
正如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創始人馬克斯·佩魯茨所說：“科學上的創新是不能夠組織的，從上而下的指引將抹殺創新。”蒲慕明援引這位科學大師的至理名言，對正在中國興起的“大科學”熱潮“潑”了瓢冷水：“在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中，也許是民族自尊心驅使了‘大科學’專案的倉促上馬。但大專案本身有風險，必須有細緻的規劃，並正確評估在特定領域內是否有足夠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
與此同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計劃所吸取的大量資源將造成小型研究計劃資源的嚴重萎縮。為此，蒲慕明給大家算了筆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目前的年預算額約為20億元，其中1/5投向生命科學；而一項擬訂中的巨型專案可能獲得上百億元的資助，即使這一投入延蓋15年，每年的投資力度也將大於基金委對整個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科學家認為，既然政府願意投資，大把的研究經費不拿白不拿。而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國外科學家對中國研究機構目前擁有的最新儀器印象深刻，但很少對這些儀器的有效使用表示讚賞。
附錄2：2010年12月蒲慕明的言論
蒲慕明點評施一公饒毅《科學》社論：中國科學“病”在何處
2010年12月08日 《科學新聞》
作為一位在國內工作多年的外籍科學家，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點評施一公和饒毅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社論，並呼籲中國科學家自律。
時隔兩月，科技部新聞發言人終於就美國《科學》雜誌刊登施一公、饒毅社論一事作出答覆，認為文中所涉中國基礎研究科研經費分配問題與事實不符。這一回應於11月8日在科技部網站刊出。
事情起因於今年9月，美國《科學》雜誌刊登名為《中國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論指出，中國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關係而非學術水平高低，直接“炮轟”當前中國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文章的作者是兩位來自中國最著名學府的傑出“海歸”院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教授。
隨後，《科學新聞》採訪了國內眾多院士和知名教授，對中國科研的現狀進行探討，並以《撬動中國科技潛規則》一文刊發，引起科技界密切關注。
對於施、饒的社論，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並不完全贊同。他在接受《科學新聞》專訪時指出，除了經費申請體制存在一定問題外，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也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需要克服的重要問題。
蒲慕明1999年起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也是中科院60年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
中國科學的核心病症
“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的核心問題，這需要科學家努力改變自己的科研態度和學術界的‘傳統’。”
科學新聞：關於施一公和饒毅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所描述的中國科研體制，特別是經費分配的現狀，你是否認同他們的觀點？
蒲慕明：基於我過去十多年在中國科研機構工作的經驗，他們把中國目前的科研體制文化歸結為“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三句話，這是以偏概全的失實說法。在當前科技界的許多領域，中國正在進行很多高質量的、有創新性的科研工作。雖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的核心問題，這需要科學家努力改變自己的科研態度和學術界的“傳統”。這篇文章幾乎沒有提到這個核心問題，而只是簡單地把所有問題都怪罪到經費的申請體制和透過“拉關係”來主導分配的現象。這是一種短視而且有偏見的看法。
同時我認為，兩位來自中國最著名大學的年輕領軍人物，在國際知名的學術刊物上用誇大失實、聳人聽聞的方式來評價有關中國科學的現狀，這是極其不恰當的。
我希望他們所描繪的“灰暗”的中國科學現狀不會影響中國學生和青年科學家回國或繼續留在國內工作的決心。
科學新聞：目前中國經費申請體制是否存在不公正？“拉關係”對中國科學家的生存是否是必需的？
蒲慕明：首先，圈內的每個人都同意：雖然近幾年有關經費分配的改進工作一直在進行，但是速度緩慢，需進一步完善。
我們確實存在大量的資源被浪費的情況：太多的資源投給少數幾個精英實驗室；太多的昂貴的高階儀器沒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資源注入低水平的沒有什麼產出的實驗室。另一方面，我從未聽說過任何一個有產出的科學家（根據國際標準而定義）在中國沒有得到很好的資助。與此相反，我知道很多水平相當的科學家在美國卻沒有得到資助。讓我們一起環顧一下目前在中國所有的科研單位裡成功的年輕科學家（特別是那些新當選的中科院院士），不管是國內成長的還是從海外回來的，他們的成功難道都是靠他們與一些重要科學家或官員“拉關係”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在中國，現在經費分配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所謂精英實驗室得到的經費，與發展比較慢的科研機構或知名度較低的科研人員得到的經費之間的巨大差距。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應把對一些大專案的資助轉變為以資助許多科學家自由探索為主的基礎研究的小專案（類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專案）。應該不僅增加資助專案的數量，而且在資助的強度上也應大幅度地增強。經費資助中最常見的浪費現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學家對資源的貪得無厭，對這些少數精英實驗室大幅度地增強支援力度，其邊際效應肯定是不明顯的，而這些資源更應該分配給那些有潛力（雖然還沒有出成果）的實驗室。
“大”與“小”的權衡
“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各領域高水平的實驗室數量非常有限。大量資源只能是被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實驗室，結果顯而易見，投入與產出完全不成比例。”
科學新聞：那你認為，“973”“863”及其他“專項”等大專案是浪費資源嗎？
蒲慕明：自上而下地組織以國家重大需求為目標的研究專案，不僅是中國，也是當今世界的趨勢。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各領域高水平的實驗室數量非常有限。大量資源只能是被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實驗室，結果顯而易見，投入與產出完全不成比例。眾所周知的幾個在研大專案（特別是在應用生物醫學領域），在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從上而下地匆忙啟動，浪費了資源，效果很差。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主要是一些領導人在尚未建立一個嚴格的、公平的資助體系，尚未培養出足夠的高素質的科研人員的前提下，心急地認為靠鉅額投資就可以快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國的科技發展。
關於自上而下的以國家重大需求為目標的“大科學”和自下而上的科學家自主探索為主的“小科學”的利弊，幾年前我曾發表過看法。簡單來說，我認為當目標非常明確，而且根據這個領域的發展，專家們普遍認為技術上是可行的時候，組織大專案是有利於科技發展的。最好的例子如人類基因組測序、建設粒子加速器，以及一些需要大量科技人員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新技術開發的專案等。然而，想要在那些具體目標尚不清晰、研究正規化和實驗方法仍需要發展、發現仍不可預測的科學前沿問題上取得真正的進展，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許多小型實驗室，由導師與少數學生和工作人員共同嘗試不同的、可能有些冒險性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很多“973”和“863”專案並不符合真正意義上所說的目標明確的大專案，而是資助一組小型實驗室做小科學。“973”和“863”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需要更好地控制專案的參與者，以確保研究隊伍的質量；專案的審查、延續應該有更嚴格的監管；專案中各課題之間的交流、合作急待增強。
科學新聞：大專案執行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蒲慕明：要使這些大專案執行成功，我想強調的是：關鍵在是否能夠真正合作。我感到中國科學家，特別是生物學家在建立真正合作這方面還急需提高。科研合作並不只是實驗材料、技術的交換，而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對解決共同關心的科學問題進行智慧交融，以期產生火花。這包括一起設計實驗、發展新的技術和方法，以及在解析新發現時，認真、嚴謹地交換學術意見，而把名譽、文章排名的先後次序等都扔在一旁。事實上，中國絕大多數的實驗室與國際同行相比沒有什麼競爭力。如果想要在國際同行中具有領先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與其他科研人員建立獨特、有成效的合作關係。有了足夠的經費和有效的機制來促進實驗室之間的真正合作，這些大專案應該能夠實現預期的高目標，至少不亞於半個世紀前中國生化學家合成胰島素的目標。
科學家當自律
“除非科學家自己在參與制定專案指南及專案評審過程中能夠嚴於律己，否則任何經費分配體制都無法執行好。”
科學新聞：你認為應如何更好地制定大專案指南以及組織和管理大專案？
蒲慕明：對於制定組織大專案的指南，目前國家科技部、基金委等相關機構主要是依靠相關領域的領軍科學家，通常是院士及其他資深的科學家。鑑於各個研究領域中有經驗、有成就的科學家的匱乏，現在的做法是合理的。這些科學家制定的指南是否會有利於他們自己或者個人青睞的實驗室，這完全取決於這些科學家們的自律和道德，這是任何經費分配體制要執行好的最基本要求。除了這些領域內公認的領軍科學家外，還有誰可以起草這些指南呢？那些在中國尚未積累足夠經驗、還未在國內有成就的新海歸嗎？
事實與施一公和饒毅所描述的相反。我發現生命科學領域大專案的指南通常都非常好。這些指南都是領軍科學家經過廣泛地、深思熟慮地討論。最近生命科學的大專案“蛋白質科學”將在未來十年穩定資助大量的生物學家，研究蛋白質和蛋白質複合物的結構和功能。
在大專案的執行和評審過程中，科技部、基金委早就制定了詳細的管理辦法，以及嚴格的驗收方案，包括專案評審過程中的保密制度。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部分參加這些專案評審的科學家缺乏“自律”而造成的。我不知道過去有多少這些大專案的審評專家在參加評審會之前，認真看了這些專案的申請書和進展報告等，並且會前就認真起草好了評審意見（還記得陳進漢晶片造假事件嗎）。事實上，現在評審私下慣用的操作方法是，被評者事先起草評審意見供專家修改，而評審專家一般只是簡單地很快地修改一些語句而已。如果我們科學家自己不認真、嚴謹地做好評審工作，那國家相關部門又怎能控制這些專案執行的質量呢？
科學新聞：當下中國，怎樣才能儘快地讓科學家形成自律？
蒲慕明：責怪體制而不檢討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認為他們應該在更好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是的，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們是否捫心自問過，為了改變不公正，我們除了抱怨之外，有沒有為改變社會的不公正做點什麼？我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甚至製造了）這些不公平？我注意到有很多已經得到非常好資助的年輕科學家並不滿意，因為其他“不怎麼樣”的科學家獲得了更好的資助。很多科學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但是就是“不能”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一件學術不端事件，一位研究人員被發現好幾篇學術論文中有偽造資料的不端行為（包括他在國外做博士後期間完成的論文），這一事實被國際著名學術雜誌的編輯指出，並被上海一個科研機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完全證實。令人震驚的是，今年他申請的國家自然基金委員會的重點專案居然通過了由國內外（海外華人科學家佔1/3至1/2）同行組成的專家評審，其中包括不少知道這件學術不端事件的來龍去脈的專家。更為令人費解的是，就在他以前所在的工作單位公佈其不端行為後的幾個月，中國一個學會居然邀請他主持該學會年會的一個報告會，而會議上卻沒有一個同行提出抗議。當我們中間有人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科學的聲譽時，中國科學家站起來捍衛真理的道德標準和勇氣哪裡去了？
除非我們科學家自己在參與評審過程中能夠嚴於律己，否則任何經費分配體制都無法執行好。
有一點我同意施一公、饒毅的觀點：評審中保密的重要性。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科學家自己缺乏自律（包括很多新海歸），他們對於我們現在名存實亡的保密制度有相當大的責任。如果我們想要使經費分配製度執行良好，我們必須停止告訴別人誰在審評會上講了什麼；停止給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打電話或公關；停止詢問專家的名字或其他需要保密的資訊。你在評審專案時認真地自己撰寫評審報告。當你的賬戶上已有用不完的經費時，不要再繼續申請經費。
科學新聞：說到海歸科學家也會缺乏自律，那你對國家重金支援的“****”如何評價？
蒲慕明：在我看來，這個動機良好的吸引國外人才的計劃目前正深陷危機。這個計劃的指導方針有嚴重問題，計劃執行中有許多弊端。如果這些問題不及早糾正，這個計劃對中國科學的發展恐怕會弊大於利。這些問題在任何引進“千人”的單位都是眾所周知，我只是概況地總結一下：
第一，在迴歸者和國內科學家之間年薪和其他待遇的巨大差距，將嚴重衝擊我們許多科研單位已經建立的以業績為準的分配體系。“****”入選者除了獲得鉅額的啟動費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補貼、稅收、醫療保健、配偶及子女補貼等許多額外的特權外，還能獲得相當於國內同等水平科學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資（年收入）。過去我所工作過的五所美國大學，絕大多數著名的生物學教授的收入至多相當於其他教授的兩倍左右（除非他參與了額外的臨床工作）。在“****”入選者還未在國內有任何科研產出之前，國家就提供比那些可能已經做出相等甚至更好成就的國內同行高出四五倍的工資福利，這是許多國內同行難以接受的不合理政策。
第二，對於回國工作，“****”入選者經常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如他可以馬上領導很多國內科研人員著手研究他們喜歡的科學問題，並將得到政府部門的長期穩定支援。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與國內科研人員有效地合作需要長時間的培育才能得以實現，而持續不斷的經費支援有賴於在中國的科研產出。
第三，“****”應該強調質量，而不是數量。這種以“數”為導向的策略已經導致招聘了許多不夠格的入選者。該計劃號稱已招聘到800多位在美國相當於正教授的入選者回國。然而，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全職回來。
第四，我個人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入選者和那些在國內發展事業的科學家之間不合理的工資福利差距，將導致年輕有為的人才繼續大批的外流；並在自己職業生涯最富創造力的時期儘可能地呆在國外，一直等到他們能得到類似“****”這樣的“特殊（特權）待遇”時才回國。
科學新聞：你認為新海歸對科學文化的建設是否會有貢獻？
蒲慕明：現代科學在中國歷史很短，而科學文化或者科研傳統（包括經費分配體制）的建立需要好幾代科學家紮實（down-to-earth）的努力：新海歸的一個長期任務就是要為此做出重要的貢獻。如果沒有嚴謹的、求實的、以及對於造假行為的嚴肅處理，任何經費分配製度都將無法正常執行。那些剛回來的、已經在國外取得較高學術成就的年輕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在自己實驗室積極努力地工作，為提高中國的科學水平做出貢獻；並且在他們的周圍建立一種重視科研質量、嚴謹的、有創新性的科學文化。在他們參與的學術評審中樹立客觀公正的、嚴謹的、有批評態度的好榜樣。當他們自己的科研蓬勃發展、並透過有效交流而影響了自己周圍的同事時，這些回國者中的一部分人將最終成為中國科學的領導者和決策者。
對《蒲慕明：中國科學“病”在何處？》一文的回應
饒毅 施一公
關於中國科技界的評論文章，我們寫過多次，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國內主要刊物。自從我們在《科學》發表《中國的研究文化》一文後，引起的多方面反響出乎意料。其內容並不新穎，為參與中國科學的人所熟知。該文引起如此反響，說明相關部門和科研人員都關注科學體制和文化的問題。關注是改善的前提，對此我們非常高興。在公開討論的過程中，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以促進中國的科技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出現不同的聲音更表明這是一種健康的、多元化的討論，更有利於中國科技界的健康發展。
蒲慕明先生在《科學新聞》訪談中提到我們的文章。對於我們在社論中描述的問題是否“誇大失實、聳人聽聞”，中國的科研人員自有判斷。我們因為對於中國有信心，所以不迴避現實中的問題。但一篇字數受到限制的短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們感謝蒲先生在訪談中為我們短文的一些觀點提供了更多資料。
蒲先生認為中國科學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的核心問題，這需要科學家努力改變自己的科研態度和學術界的‘傳統’”。我們支援其中的一些觀點，並且我們以為這與改善體制與文化並沒有矛盾。
蒲先生提倡中國科研人員“自律”，我們非常支援。但應該以約束個人為重，還是以改善體制為重，有商榷的餘地。透過體制的完善而加強對個人的約束，使不嚴謹的作風得到抑制，既是教育和精神鼓勵的必要補充，也是在一定階段的必要手段。我們對中國科學水平的提高有信心，甚至相信在短時期內，提高水平比改變體制和文化還要容易一些。真正改善科技體制和科研文化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但更可以發揮長時程的作用。我們希望關心中國科學的人們協同努力，促進中國科技的發展。
2004年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