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隨著中國留學生不斷增多，同時在課堂中，中國留學生在班級裡面的佔比也越來越高，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在美國教授的眼中，中國留學生的表現如何？中國學生身上有什麼優點，又有哪些不足？
紐約大學副教授Rebecca Karl直言：一部分中國學生尚未做好接受美式博雅教育的準備。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任終身教授康毅濱則表示：“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
紐約大學的中國史副教授Rebecca Karl曾在《大量錄取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校園中播下不和諧的種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學生對她上課構成了一定的負擔，因為她不得不為了他們調整上課形式。
許多中國學生“極度準備不足”，“他們幾乎不知道對一段文字進行分析是什麼意思。他們覺得達到分析性思考和寫作（analytical thinking & writing）的要求非常困難。”
這位直言不諱的教授在一次專訪中，揭開光鮮的名校留學表象之下中國學生的“尷尬”相面：選擇美國教育，卻對美國大學的基礎“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缺乏理解與準備。
什麼是博雅教育？
為什麼美國大學重視博雅教育？
美國大學的本科生在大學前兩年必須修讀一系列博雅學科，其中包括哲學、數學、文學、藝術史、經濟學、語言等。舉個例子，美國麻省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專業的學生在大一需要修讀考古學和史前史、營養健康與生活方式、概念物理學等這些跟專業關係不大的課程。
人們對通識博雅教育的價值有很多懷疑，這種感受在經濟衰退時會急劇放大，促使許多學生和家長傾向於選擇職業培訓教育。近年來，一些小型的文理學院已經關閉，或者已經開始考慮關閉。
喬治城大學的研究發現，通識博雅教育的回報通常不會很快——入讀大學10年後的平均回報值為62,000美元——但在職業生涯的幾十年裡，通識博雅教育的投資回報相當不錯。
只有非常優秀的研究型大學，例如，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知名高校，在教育投入預計回報方面表現得更為出色。
研究人員發現，文理學院入學40年後的回報值中位數為91.8萬美元，比整體高校回報值中位數高出25%以上。
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主任安東尼·卡爾內瓦萊（Anthony P. Carnevale）指出，從長遠來看，理想的就業準備包括職業相關領域的教育，如工程學，輔之以通識教育，即培養學生擁有靈活的思維以及更加寬廣的知識面。
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在30到40年的時間裡，通識博雅教育的回報值較高。”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負責學生機會的副院長以及學院發展協理副校長米歇爾·張伯倫（Michelle Chamberlain）說，“在和想要報考我校的學生家長交流時，我經常會被問到，‘通識博雅教育能帶來足夠的回報嗎？’說到‘通識博雅’這個詞，家長們還會用手勢打個引號。另一個常見的觀點是，‘我可不想讓我的兒子或女兒主修哲學’。”
米歇爾·張伯倫會向家長們解釋，批判性思維、寫作技巧、跨學科思考能力、具體課堂作業、實習經歷——所有這些都讓學生為將來的就業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也同樣是僱主們看重的能力。
中國學生缺什麼？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學生不懂什麼叫批判性閱讀和“分析”。面對兩三份來自不同視角或立場的有關同一個事件或主題的材料，對此進行綜合或分析其中的差異的任務，中國學生的做法往往是：選擇一種跟他們的理解更相投，讓他們看起來更舒服的解讀。
Karl教授認為，中國學生沒有去理解：“歷史記錄和敘事都必須基於相互衝突的材料寫成”，而不能只是武斷地進行揀選。
教授認為，正是中國學生的應試能力，使得他們希望迴避博雅教育所要求的更加靈活的學習方式，使得他們去選擇自以為對授課內容已經有所瞭解、有一定基礎的課程，因為他們覺得在這些課程上，憑藉自己的“應試”策略，更容易取得好成績。
於是他們將自己從小到大所記憶的能夠應對中國歷史考試的內容，搬用到美國的中國歷史課上，以為這就夠了。
但這些為學生往後的學術研究打下基礎的課程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確認中國學生以為他們所掌握的、從以前受到的教育中得到的對中國的既定看法。“我上課是為了給學生獨立思考的挑戰，或至少幫助他們獲得獨立思考的工具。”
中國學生想要“正確的”答案，他們太害怕失敗，這就意味著——適得其反，他們在人文學科的課堂上往往更難以取得成功。
人文學科的課程要求闡釋的能力，而中國學生並不相信他們自己的闡釋能力，而試著去敲定一個標準答案，因此他們“僅僅是把我說過的話重複給我”，相信那大概就是“正確的”，就是“我想要聽到的話”。
優秀的標準不是客觀的對與錯，真和假，而是分析性的，而且更加主觀。中國學生不太容易理解這一點”，Karl教授評論道。
而更嚴重的情況，則是“不知道什麼叫抄襲”，儘管這在學生手冊、教學大綱與課堂上被反覆重申，仍然時有發生，而且中國學生比其他地方的學生更容易犯這個錯誤。
Karl教授還對中國學生的學術英語水平提出了批評。中國學生相比英文文獻喜歡讀中文文獻，由於中國歷史課上某些原始資料出自中國，這無可厚非，也是有道理的。
“但他們並沒有學會怎樣以適當的英文詞彙和語言討論這些材料”，“不知道怎樣寫合乎英語語法規則的作文”，甚至“希望在課堂上和寫作中使用中文”——教授表示這這一點亟需提升。
由於侷限的專業化造成的對通識課的不適應，並不是中國學生的特例。Karl教授這樣說：“中國學生的獨特性不在於他們的中國身份，而在於他們的數量。在很多美國的大學，全然因為中國學生的龐大人數，讓人看起來覺得這就是中國學生的問題。不是這樣的。”不過，在學習人文學科有困難的學生中，中國學生確實佔到了一大部分。
功利心阻礙了中國學生的進一步發展
無獨有偶，除了Karl教授，不少美國大學的教授也同樣指出了中國留學生經常暴露出的共性問題。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終身講席正教授——康毅濱一針見血地指出：功利心阻礙了中國學生的進一步發展。
他指出，普林斯頓的理念是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是一個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麼、熱愛什麼的過程。
但很多中國學生，往往是被動的心態：希望一進學校，就有人指定給他(她)一個課題或任務，這個課題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後靠這個科研成果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他們基礎紮實、學習勤奮、上進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秀、但缺乏探索精神
；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都比較弱，同時功利心又比較強。
他們系曾經有一箇中國學生，開學後沒多久，他就發現他並不真喜歡科研。康教授和他談話，他說其實早就知道自己並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國一流大學。
考普林斯頓就是為了完成別人對他的期待。
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的，只是長期以來，成人世界的價值觀，讓他過早地把實驗和名利、和事業捆綁在一起了。
在康教授所在的分子生物學這一行業裡，真正成功的人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假如為了出人頭地，那還不如去搞別的行業來的更快。)他們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過程，包括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他表示，從一些學生的價值選擇中，他就能判斷這個孩子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