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別給大家分享一篇回憶文章，出自我的伯父，紀念太姥爺孫犁先生逝世22週年。
這篇小文情真意切、文字詳實，飽含著家人對太姥爺和太姥姥的深深思念。
文中記述了兩位老人的相濡以沫，雖是舊式婚姻，但不離不棄，風雨同舟四十年的“天作之合”。
文 I 趙宏
轉自2024年7月11日天津《今晚報》副刊
姥爺孫犁共有八個孫輩，我排行老大。在孫輩中，只有我和弟弟對姥姥有些印象。姥姥王小麗病逝於1970年4月15日，享年61歲。我當時不到11歲。
姥爺和姥姥的結合是媒人無意中牽下的一條紅線。原本媒人是想替姥爺去求崔家姑娘的，但登門之後，發現兩人並不般配。回村路上下起大雨，姥姥的父親同在避雨之處躲雨。聊天中，媒人說起提親的事，沒想到成全了姥爺和姥姥的姻緣。
姥爺在《亡人逸事》中寫道：“結婚以後，她跟我學認字，我們的洞房喜聯橫批，就是‘天作之合’四個字。她點頭笑著說：‘真不假，什麼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裡來。’”當時，姥姥被人叫做“振海家的”，但從她參加街道掃盲班開始，終於有了自己的名字——王小麗。這個名字是姥爺起的，他跟兒女們說：“你們的母親很美麗，就叫王小麗吧。”
抗戰爆發，姥爺懷著一腔熱血離別家鄉參加抗日工作。姥姥沒說一個“不”字，一個人咬牙擔起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重擔。由於家境越來越貧窮，孩子們吃飯穿衣成了最大的問題。姥爺曾寫道：“我們那村莊，自古以來興織布，她不會。後來孩子多了，穿衣困難，她就下決心學。從紡線到織布，都學會了。”“我從外面回來，看到她兩個大拇指，都因為推機杼頂得變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1949年1月，姥爺隨著《冀中導報》的隊伍進入天津，在新辦的《天津日報》工作。他先將二女兒從安平老家接到天津上小學。第二年春天，又把妻子和一對兒女接到了天津。半年以後，又將大女兒和母親接到身邊。姥爺進城時只有36歲，不但人長得高大俊朗，而且是溫文儒雅的作家，不過他始終堅守著對姥姥的感情。姥爺去北京參加全國文聯大會，曾受到大會主席的特別表揚，因為他不與農村妻子離婚。
回家後，姥爺把這件事輕描淡寫地講給姥姥聽，姥姥深受感動。她對孃家人說：“他這個人心軟、實在、知道疼人。那麼多的人都離了，他沒把我們孃兒幾個扔在一邊，把俺們全都接出來了。他要是想再找，什麼樣兒的找不著？” 老姨孫曉玲回憶：“俺爹對俺娘真誠如一，他從不擺一個名作家的架子，也從未因文化上的巨大差異而生輕視之心。關心她，尊重她，體貼她和幫助她，工資、稿酬都一分不剩地交給她。”
姥姥給予姥爺的精神上的支援，是其他人無法取代的。姥爺在《三馬》中寫道：“ 一九六六年冬天，情形越來越不好，每天我很晚‘開會’回來，老伴一個人坐在燈下等我，先安排著我吃了飯，看到我那茶飯無心，非常頹喪的樣子，總是想安慰安慰我，但又害怕說錯了話，惹我生氣。就吞吞吐吐地說：你得想開一點呀，這不也是運動嗎，你經過的運動還少嗎？總會過去的。你沒見土改嗎？當時也鬧得很兇，我不是也過來了嗎？”
姥姥自從嫁到孫家後，只要姥爺在身邊，她都照顧著他、心疼著他、呵護著他。姥爺曾多次對友人說：“她是一位多麼賢惠的妻子呀！對我真是太好了！盛在碗裡，遞在手裡。”為了給姥爺增加營養，姥姥在門外親手用磚頭搭了雞窩，養了幾隻母雞。
姥姥對姥爺的影響，在姥爺的一些文學作品裡也有充分體現。例如《荷花澱》《囑咐》等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姥姥的身影。特別是夫妻間的那些情致，幾乎就是姥爺家庭生活的翻版。1942年的中秋之夜，在阜平的山地中，在思念親人的強烈情感的驅動下，姥爺創作了短篇小說《丈夫》，發表在當年12月的《晉察冀日報》上。新中國成立後，姥爺曾親口對友人說：“此文是以妻子為‘模特’的。”裡面的語言都是姥姥生活中常用到的，樸實而親切。
姥姥的離世，給了姥爺沉重的打擊，那是一種深切的痛苦，姥爺不敢輕易提及，因為每次提及都會觸發內心的傷痛。姥姥逝世後5年間，姥爺數次在《書衣文錄》中記下了對姥姥“不堪回首”的憶念；姥姥逝世後10年間，姥爺連續寫了《報紙的故事》《新年懸舊照》《三馬》《亡人逸事》等具有自傳性質的文章。姥爺在《新年懸舊照》中寫道：“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觀此照還隱約可以看見她的針線，她在深夜小油燈下為我縫製冬裝的辛勞情景。”
我的記憶中，姥姥中等個頭，微胖，圓臉盤，大眼睛，皮膚白淨，慈眉善目，喜歡穿中式布衣小褂，腳上穿一雙方口布鞋，整潔素淨。那時，姥姥頭髮長了，從來不去理髮店，都是由姥爺幫著鉸，他小心翼翼地剪得很齊。
在我印象中，從未見過姥姥和姥爺紅過臉、拌過嘴。平時姥姥總是稱呼姥爺為“他爹”，而姥爺則稱呼姥姥為“小平娘”“曉玲娘”。兩人互敬互愛，感情頗深。
就是這樣一位賢妻良母，不到21歲就嫁給了姥爺，兩人不離不棄，共同生活了40年，成就了屬於他們的“天作之合”。
1987年8月作者夫婦在天津和姥爺孫犁合影
本文轉自2024年7月11日天津《今晚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