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多讀書月”開啟了，正是買書囤書的絕佳時節，今天就從歷史講起，給大家安利幾本書籍。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過，中國封建王朝的興亡有一個內在的週期閉環：土地兼併週期律，“土地兼併一一土地危機一一農民起義一一戰爭消滅大量人口、出現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權的調整( 再分配) 一一安撫流民、開墾荒地——勸課農桑、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一一恢復和繁榮一一土地兼併”。
這一週期律在經濟上的表現為土地兼併，在政治上的表現則為特權階層的擴張。這一特權階層，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現，在漢朝為外戚和地方豪強，在兩晉南北朝為士族階級，在唐朝為藩鎮武將，在南北宋為文官集團，在元朝為蒙古貴族。
但是無論這個特權階層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他們自朝代建立之初都表現出兩個明顯的趨勢：第一，特權的膨脹，無論是權力的廣度和強度，都是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類似於不可抑制的土地兼併；第二，特權的去中心化，慢慢地，特權階級的觸手開始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們之間的利益訴求開始變得多元化，統治精英們已經很難再維繫一個主體意志，伴隨著主體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權階級在群體無意識下的盲動，最終的結局就是特權階級的自我毀滅。
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來形容特權階層自我毀滅的過程：船底破了個洞開始進水了，如果大家齊心協力搶修很快就能排除險情，但是船上的人非但不去堵洞，反而每個人開始去拆木板了：船沉不沉我不管，先把我自己這塊木板抱緊了是最實在的。這樣下來船還有不沉的道理嗎？再理論化一點這就是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
所以說正確的“主體意志”應該是讓這艘船不沉；而作為統治精英階層，肯定是要整個共同體變得更好，畢竟我站在食物鏈的頂端，只有這個食物鏈健康發展，我才能有源源不斷的來自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從歷史上來看，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是從特權階級自己挖自己牆角開始的。
三國兩晉時期，正處在我國封建王朝由貴族地主階級統治向士族地主階級統治的過渡期，士族力量是一股蓬勃向上、在很多時候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曹操死後，曹丕沒有能力全面打壓士族，同時為了代漢自立的政治野心向士族全面投降，頒佈了“九品中正制”，曹操的“法家寒門路線”（陳寅恪語）可以說壽終正寢。然而士族階級並不需要一個代理人，於是根正苗紅的大士族司馬家取代曹魏政權，也是註定之事。
然而司馬氏成為皇帝之後，思維自然會發生變化，在野黨和執政黨的訴求肯定是不一樣的。司馬家族既然要“家天下”，自然不會與其他家族所共享。於是西晉統治者拍一拍他們聰明的腦瓜，想出來一個“天才”的策略：親王統兵。後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說了，八王之亂馬上開打：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A被B殺了，C和D有聯合起來殺了B，然後CD又開始內訌……最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西晉初年，司馬諸王都要“就國”，就是回到自己的封國。他們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計程車人結交（畢竟從本質上講司馬氏就是中國最大計程車族），八王之亂中這些士族依附於司馬氏，或慫恿，或合謀，興風作浪。最終釀成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的結局，司馬氏是禍首，這些士族是幫兇。
“五胡亂華”的根本原因是司馬氏把中原打空了，而直接原因則是八王之亂後期，成都王司馬穎和東海王司馬越對峙時期，紛紛拉攏少數民族領袖作為外援，這二人，這二人是引胡騎入中原的直接禍首。最終八王之亂演變為永嘉之亂，永嘉之亂最致五胡亂華。司馬穎與匈奴人結盟，攻陷兩京；而司馬越則以鮮卑、烏桓為羽翼，南下進攻司馬穎。可以看到“五胡亂華”的直接起因，是西晉統治階級之間的內亂，並拉入了少數民族統勢力以為羽翼，為少數民族南下提供了政治和戰略上的契機。
石勒大家知道吧，“屠夫”的罵名背了一千多年。然而石勒最早是司馬越之弟司馬騰從幷州掠賣於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作為一個被掠奪、被買賣的奴隸，石勒對於司馬越和司馬騰的仇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這種仇恨很快就轉化為了對整個漢民族的仇恨，永嘉元年，石勒起兵殺司馬騰。然而無數的漢族百姓也被屠殺，當時民間流傳的歌謠：“奴為將軍何可羞，不分寒暑短人頭”。可以看到，漢族貴族階層對於少數民族平民的奴役、剝削與壓迫是長時間存在的，而等到了少數民族平民“拉清單”之日，無數漢族平民相當於為統治階級的愚蠢與貪婪買單。
當然，統治階級的自我毀滅也受到了應有的苦果：“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等。夜，使人排牆殺之。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司馬氏和士族階級這些人全死在石勒的刀下，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我們必須要看到，加入漢族統治階級內亂的決策，也是少數民族統治階級決定的，如匈奴劉淵等完全是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逐鹿中原。然而最終買單的往往是雙方的底層人民，種族仇殺。不得不說歷史不忍卒讀。
當然，在戰亂下，包括司馬氏在內的各大士族還是遭到了報應，用《晉書》裡面的話說就是：“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然而罪魁禍首是誰呢？我們都有答案。
東晉南朝計程車族們跟明末的文官士大夫們很像，都是屬於養狗還不肯喂骨頭的主。非但不喂骨頭，還要羞辱狗，鄙視狗，對狗進行精神壓迫。按理說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軍事實力，有槍有刀的苦大兵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但這就是一種天然的階級自覺性和優越感，就像《大護法》裡面的卯卯，就把花生人當做人和豬的區別，而門閥士族把小士族看成次等人，把寒門、苦大兵、老百姓就看成豬：什麼？豬也要做官？也要跟我們平起平坐？還有沒有王法了？
路瓊之是宋孝武帝劉駿的親戚（史書中有表弟或表侄兩種說法），而王僧達是資深士族。因為做了鄰居，路瓊之去王僧達家拜訪，但王僧達愛理不理，並且話裡話外取笑他祖上是給自家餵馬的。最嚴重的是，在他走之後，王僧之“焚瓊之所坐床”。路瓊之告到路太后，也就是孝武帝的媽媽那裡，太后大怒，向皇帝哭說，“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孝武帝說，瓊之年紀輕不懂事，沒事去王僧達家幹嗎，不是自取其辱嗎？
侯景，也是一位歷史著名的“苦大兵”，東魏叛將。投降南朝之後想求婚於士族家庭，屢遭拒絕和羞辱。後來侯景造反，攻入建康，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又向之前拒絕過他計程車族們求婚，結果又是全遭拒絕。而且拒絕理由不是什麼侯景終究要玩完我不趟這個渾水，而就是“門第不配”。你說吧，刀都架在頭上了還這樣，也不能指望他們什麼了。
士族階級取代貴族階級，是有其歷史進步性的；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士族階級的統治又會落後於歷史的潮流，最終被歷史淘汰，這是大自然的辯證法。貴族政治多重血緣和繼承，因此整個家族的發展受限於後代的成材率。然而士族的統治擴大了統治階級的選擇，不但會從血緣考慮，也包括了“門生故吏”這一特殊的階層，比如我們上文中提到的戴淵，就來自於司馬越琅琊王氏的幕府，最終用來牽制祖逖。
統治階級的擴大有利於人才的選拔，而當權士族中，選擇傑出人物掌握家族權柄，對於其門戶統治地位至關重要。所以當軸士族在選定其門戶繼承人時，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專重嫡嗣，寧重長弟而不特重諸子。在東晉之初，士族子弟還可以勝任武職，出守邊郡，當時的士族還尚有一些活力。
但是，士族階級畢竟存在其固有的侷限性，人才的選拔相較貴族政治雖然有所擴大，但還遠遠無法滿足統治一個國家的需求。兩晉南北朝計程車族雖然重視人才，但是經過三代、四代之後，士族的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來越匱乏；士族階級往往會選擇在極小範圍內通婚，因此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理學上的退化。
然而三代、四代之後計程車族家族憑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能夠擔任重要的官職、軍職，這也是兩晉南北朝大範圍動亂的根源所在。等到侯景之亂的時候，士大夫們一個個都細皮嫩肉骨骼柔弱，連路都走不了，他們體弱氣虛，受不了天氣冷暖變化，因為這樣猝死的，比比皆是——這大抵可以算作是“自我毀滅”的典型特徵了。直到科舉制建立起的庶族地主階級的統治，才真正滿足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需求，延續了千年之久。
而等到了明朝末年，這些庶族地主階級也展示了其“末日腐朽”的終極形態：形成了一個以東南沿海保守主義文官為主體的政治集團，這個政治集團很複雜，我們姑且稱它為“東林黨”，但是歷史上嚴謹學術意義的“東林黨”沿革非常之大，並不與這個大地主、大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政治集團”完全重合，這裡為了方便閱讀就不糾結定義了，具體我在《經典的<大明王朝1566>，為什麼沒有續集了？》這篇文章中詳細闡述過。
大明王朝文官集團最後的表演更可謂是“異彩紛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還在相互攻訐，這個說那個改罷免，那個說這個不堪用，還在黨同伐異吵來吵去。崇禎實在是窮得都要當褲子了，讓大臣們捐點錢吧，內閣首輔捐了五百兩，另一位閣員哭窮，說自己是個清官，一兩都捐不出來。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幾百的、有的捐幾十的。崇禎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親國戚和勳貴，讓他們捐錢，心說改朝換代文官找了個新主子還能做官，但你們跟我大明朝榮辱與共，大明要亡了你們這些個駙馬啊、國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這個關頭捐點錢還不行嗎？
結果呢，這些皇親國戚和勳貴們，一個賽著一個的哭窮，有人聯名上書，有人把家裡的鍋碗瓢盆拿到大街上賣（這不是打皇帝的臉麼）。皇帝生氣，點了名要幾個勳貴捐錢，然後這些勳貴為了不捐錢賄賂皇帝身邊的太監，然後太監幾次加碼，結果賄賂的錢比皇帝規定要交的錢都多。
皇帝的老岳父——周國丈，在京郊有數萬畝的莊園，在北京鬧市有好幾家黃金位置的門店，崇禎讓他捐十萬兩，他只拿出來一萬兩。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給了她爹五千兩，意思是讓他深明大義別藏著掖著了，然後周國丈“深明大義”的從皇后五千兩裡剋扣了兩千兩，最後交了一萬三千兩給崇禎。
所以晚明時期的特權階層，真是生動形象地給我們演示了什麼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毀滅”這個詞，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詞了。他們就是在幾百年的特權浸淫中，變得貪婪、短視、愚昧、腐朽，對於這些特權階級來說，劉宗敏的皮鞭是他們最好的歸宿——連十萬兩都不肯出的周國丈，最後李自成從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萬兩白銀；那兩個內閣大學士，每一家都乖乖給李自成送去了幾萬兩。最後李自成從北京各級官員和勳貴處，拷掠出來了七千萬兩白銀，這點錢打個對摺，都夠打三遍“萬曆三大徵”了。這些歷史我在《陽光開朗李自成》中詳細講解過。
崇禎：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經亡了，說這些有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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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要是人類社會，古今中外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來看一下蘇聯解體的故事，我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蘇聯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向解體的》這篇文章中講過：
蘇聯的官僚階層除了享有大量的帶有封建性的特權外，還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領導的企業、農莊當作資本，從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了大量利潤。據估計，在80年代初期各種不同型別的“影子經濟”的收入已達到數十億盧布之巨。
就把蘇共的權貴集團想象成明末的東林黨就行，東林黨是一個極特殊的政治團體，在朝為官，在野為士紳（說白了就是大地主），要命的是，這個團體位於商品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在明朝末年基本壟斷了商業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現在一些明史學者認為，明朝確實有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個萌芽被誰扼殺了呢，被官商經濟扼殺了。在明朝做生意非常困難，需要有政府開具的特殊證明，那這個證明給誰呢，還不是跟政府關係好的人麼；更不要說鹽、鐵、茶這些本身就是政府高度壟斷的行業了。所以明末東南沿海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呢，基本都是那些官員的親戚、同鄉。
當經濟行為成為了一種特權，就不要指望經濟活力和發展了，更不要提其中首先要滿足官僚階層的利益了。所以說為什麼明末東南沿海的稅收不上來，因為在朝為官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崇禎都窮得當褲子了也加不了商稅，只能向中原、西北這些窮地方加農業稅，加來加去，加出來一個張獻忠和李自成。所謂權貴誤國，概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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