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變不成貴族，中國走不出的秦制怪圈

2025-04-21 20:52 修明札記

門閥們的興趣不在地方治理，而是在上級政府或中央那裡謀求更高的官位。
文 | 修明
中文網際網路常將門閥一詞掛在嘴邊，並經常將古代門閥和西方貴族比較，還有人稱中國當下也是“門閥遍地”，稱縣城婆羅門大行其道，普通人已喪失上升空間。
這種說法帶有誤導性，中國古代門閥和西方貴族並不是一回事，門閥是流官異化的產物，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門閥的權力並不根植於地方，而來源於中央，門閥的目的是將朝廷賦予的權力世襲化、永久化。門閥們的興趣也不在地方治理，而是在上一級政府或中央謀求更高的官位。
換句話說，他們並不如西方貴族那般是地方自發秩序的產物，相反他們是皇權專制衰微的結果，當朝廷沒有能力執行過去的典章制度時，門閥就會從制度的縫隙中產生。
今天這篇文章，我就詳細論述下中國古代的門閥政治，以及他們為何無法變成真正的貴族，對中國的秦制傳統構成衝擊。
01
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分流
首先我們要回到公元3-6世紀，這是中西曆史的第一次大分流。加州學派的彭慕蘭曾認為中西曆史的分流點在17世紀，但我認為政治上的分流更早。
3-6世紀，西方日趨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羅馬帝國（3世紀後羅馬一直在東方化）被徹底摧毀，而且再也沒能復辟。入侵的蠻族沒能恢復羅馬的政治制度，而是構建了一種以分權為導向的政治制度，即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下，國王將地方治理的權力分給自己的武士或一些地方豪強，封君與封臣之間各有權力和義務，國王要尊重各地的習慣法，並默許封臣對領地的世襲統治。同時每個封臣也和他領土內的武士和豪強形成相似的契約，一級級分封下去。
封建制度下，中世紀的西歐國家君主普遍沒有龐大的官僚隊伍，他們宮廷的規模很小，能否有效統治國家完全仰賴與封臣的關係。
正是西歐這種貴族-君主-教會三足鼎立的分權結構限制了專制的權力，並給體制外異己力量以生存空間（自由城市與市民階層最終演化為了資產階級），這種社會權力的多元化最終促成了現代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歷史的發展路徑與西方不同。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一度興起了門閥政治，士族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並在東晉形成了門閥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
西漢時中國專制達到頂峰，但王莽篡漢嚴重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代替王莽的劉秀高度依賴地方豪強的力量，奠定了東漢門閥崛起的背景。東漢末年，黃巾之亂朝廷無力鎮壓，將募兵權下放給州牧，迅速擴大了地方世家的權力。
三國時期，獨特的部曲制度就是門閥崛起的標誌，在東吳，部曲和將領本人高度繫結，部隊就是由一個個將領及其部曲組成，將領去世後，職位則由其子嗣傳承。
除了軍事上，官員選拔也日漸世襲化，魏晉象徵“選賢任能“的察舉制不斷衰弱，講求門第和關係的九品中正制興起，士族逐步壟斷了官僚隊伍的選拔，讓皇帝喪失了最重要的人事權力，導致皇權一度衰微。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就是說的江南門閥勢力之強大。
不過這樣皇權衰微的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東晉之後，無論南朝北朝，都開始往專制的方向發展。南朝，劉裕依靠北方的流民軍事集團逐步擴大了權力，有效削弱了門閥，接替劉宋的南齊也大體延續這一道路，雖然仍未完全恢復秦漢時期專制的程度，但走向專制的趨勢已經奠定。
在北朝，入侵的遊牧民族比南朝更迅速地接受了秦制傳統，更快恢復了秦漢時期的流官制度和編戶齊民，最終率先秦制化的北朝征服了孱弱的南朝，恢復了大一統的中國，讓中國政治文明恢復了常態。
講完這個過程，肯定有讀者會問，為什麼門閥沒有變成西歐式的貴族，徹底摧毀皇權專制，讓中國，至少是南朝，變成“封建制”或“周制”呢，這就要從門閥的來源和門閥的特點說起。
02
門閥的本質是流官世襲化
第一點是貴族根植於地方，門閥則謀求中央的官位。

西方貴族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蠻族國王的武士，一個是有武力的羅馬地主。羅馬帝國滅亡後，秩序大亂，民眾投靠到有武力的人門下。他們和武士簽訂契約，用繳納貢賦的方式換取後者的保護。

武士一種是蠻族國王分配下來統治羅馬人的，另一種則是在帝國崩潰後，主動武裝自保的羅馬地主或羅馬軍人，他們透過向蠻族國王效忠維護自身的利益。這兩種人逐步演化為了中世紀的貴族。
貴族有幾個特點，一是他們一定是“軍功貴族”，依靠的是勇氣與利劍，因為他們有武力，國王不得不尊重他們。
二是他們的權力根基來自於地方，武裝自保的羅馬地主權力來源於當地人的支援，被分配的武士雖然一開始與當地人缺乏聯絡，但因為分封之初默許了其世襲的權力，加上中世紀的宮廷高度退化，無力供養官僚，因此治理地方成為貴族發展勢力的唯一途徑。久而久之，他也與封地的繫結越來越深，完全成了地方的代理人。中國西周時期也大體如此。

（亞瑟王的原型是就是羅馬-不列顛武士安布羅斯·奧勒利烏斯，在羅馬軍隊撤離不列顛後，他組織人馬保衛不列顛人免受撒克遜人的入侵）
而門閥的來源則不同，門閥的祖先大都還活在秦制尚能維持的時期，他們的祖先大都是流官出身，門閥的崛起源於家族成員在中央擔任高官。如袁紹所謂的四世三公，就是指袁氏家族連續四代人擔任太尉、司徒、司空等最高級別官職。

曹魏時期的司馬氏也源於做官生涯，司馬懿的父親就曾任職於東漢，司馬懿本人則從曹操手下的徵東將軍做起，一直做到大將軍和侍中，之後更曹魏的丞相。憑藉司馬懿的權力，司馬家族的其他成員才逐步壟斷朝廷官職，成為第一門閥併成功篡權。

東晉時期最有權勢的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也是源於流官，兩家在西晉時期就擔任高官，晉室南渡后王導、謝安更是擔任宰相級別的高官，進一步鞏固了家族的勢力。

可以說，門閥的崛起、壯大幾乎全源於對朝廷官職，尤其是中央官職的壟斷，而龐大的官僚系統本就是秦制的產物。門閥並不想摧毀秦制，它只想透過腐蝕、寄生秦制來將官職世襲化，實現家族的利益。這決定了無論門閥如何猖獗，所造成的政治變態都是短期的，並不會傷及秦制的根本。
實際上這種現象在今天還存在，縣城官員只要有條件，並不希望子女留在當地，而是希望子女考上中央的公務員，最次也要考進北京的官媒和高校，他們的邏輯仍不是紮根地方，而是在中央謀求更大的影響力，透過在中央的關係保住在地方的特權。
我曾和《中縣幹部》的作者馮軍旗老師交流，他也提到縣城官員普遍有“往上走“的心態，能留在北京最好，不能留京至少也要留在省城。
第二點是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多是文化士族，而非軍功貴族，這決定了他們的權力是不穩固的。
俗話說“槍桿子裡出政權”，貴族的權力既來自於法統也來自武力，英國貴族之所以能逼迫約翰王簽訂《大憲章》，主要是他們在軍事上擊敗了國王。而法國貴族之所以衰微就是因為他們被路易十四降服，交出了治理地方和統領兵馬的權力，最終淪為國王的寵物。

中國門閥的發展方向一直是往“文弱“發展，東晉時期計程車族以弱不禁風聞名，他們熱衷於談論玄學，對政治事務和軍事都毫無興趣，他們最崇尚的就是阮籍、嵇康這樣隱居避世的文人。

齊武帝就曾評價士族“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顏之推則記載士族王復從不騎馬，見馬嘶鳴，竟然心驚膽戰，說這哪是馬，分明是老虎啊。梁末侯景之亂，士族皆“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士族脆弱到行走都沒有力氣，坐著都能猝死。
（魏晉時期計程車人裝扮）

到了梁朝全盛時，因為長期富貴，士族不僅不通軍務政務，甚至連學術能力也喪失了。

雖然當時的一些士人已經有反對君主制的觀點，比如鮑敬就做《無君論》，直接把君主制說成罪惡的根源，一些玄學激進派，甚至質疑法儒的核心三綱五常。

不過，提出離經叛道的思想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實踐則是另一回事，以南朝門閥的文弱，他們也只能在弱主當政時為所欲為，一旦碰上軍事強人，馬上就會敗陣。身為流民帥的劉裕輕鬆獲得權力並不讓人奇怪。

03
胡人統治的北方為何成為突破口

說完南朝門閥的腐朽，我再談下北方為什麼成為恢復秦制，完成大一統的動力。

首先西晉覆滅後，大量漢族士族跟隨東晉遷徙到了南方，留在北方計程車族本就偏少。另外，少數民族政權往往是軍事至上，他們完全是憑藉武力在統治中原，而戰爭和征服最容易促成專制。

《國家為什麼失敗》一書中，作者對比了北美南美殖民地的不同，他認為南美之之所以較為專制，根本原因在於當地形成了殖民者和被征服者的二元社會結構，印第安人幾乎都是西班牙人的戰利品，雙方的關係高度不平等，這種社會結構很容易演化為專制體制。

而北美殖民地都是白人殖民地，居民一開始就是英格蘭大陸移民的白人，他們仿照英國本土建立了議會制度，從而奠定了美國平等的基礎。
西晉覆滅後的北方顯然更像前者，五胡是征服者，而漢族平民成為被征服者，高度不平衡的社會結構讓胡人統治者的權力無限擴大，一旦他們吸取秦漢時期的統治經驗，很容易就能依靠武力優勢重新恢復秦制。

而逃到南朝的東晉君主早就喪失了嫡系軍隊，不得不依靠南渡的世家和江左當地的門閥，從而在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恢復皇權。

南北之間的差異決定了最終是北方的胡人政權（融合了部分漢人士族）消滅了更為正統的南朝，重新恢復了大一統和秦制，這樣的情節在今後的歷史中還會多次上演。
在之後的1500年，或許還會有所謂的地方勢力威脅皇權，但它們的威脅一次比一次小，權勢一次比一次弱，從上到下對地方分權的容忍度也越來越低。秦制的法統深入人心，秦制也逐漸成為中國人唯一認可的合法的政體。
正如閻步克所說：中國的政治文明始終有一條鮮明的主線，其間雖存在波峰與波谷，但總體上，秦漢確立的皇權專制-官僚政治-編戶齊民的體系不斷得到加強，且越到晚期，波谷的幅度越小，這已成為中國政治文明最鮮明的特徵。
*本文為修明札記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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