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值得懷疑的

【本文系著名清史專家姚念慈先生的發言，他應是史學界最具民主意識和科學精神的泰斗，堅持平民史觀，著有《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一書，解構了大眾迷信的所謂康乾盛世】

就我個人看來，“盛世”這個詞本身帶有很濃厚的封建意識的味道和明顯頌揚的主觀色彩。今天我們論述歷史，是否一定要沿用“盛世”這樣的字眼，也值得考慮。描述一個王朝的上升或頂峰階段，我們可以用興盛、強盛、興旺、全盛、鼎盛時期等等詞彙，都可以反映出相應的內容，而比“盛世”更符合現代史學的要求。

清前期是否出現過“康乾盛世”，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應該有不同的陳述和不同的標準。因為這不是一個事實的認定，而是一種價值判斷。論述者在進行價值判斷時，必然會將自己的社會價值觀投射在他的歷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個歷史從業者，而且必須是一個知識分子。

從表象而言，知識分子基本特徵，在於它的相對獨立性和批判精神。但我們必須說僅此還不夠，僅僅具有獨立性和批判精神，並不見得就具備知識分子的良知，還要看他對誰保持獨立，他的批判物件是針對誰。

章學誠

眾所周知，乾嘉時期的章學誠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其實他對清廷統治者佩服得五體投地，政治上毫無批判精神。他是痛恨當時佔據學術主流的知識分子群體拿了官方的科研津貼卻又遊離於政治之外，而他自己雖不具備資格享受官方津貼，卻偏要自覺地站出來做滿洲統治者的“衛道士”，來頌揚清朝統治的“時為大”。這就是他的所謂“救弊補偏”、“扭轉世風”。

所以，撇開學術不論，從思想潮流來看，章學誠絕對算不上進步的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必須作為人民大眾主體利益的自覺代言人。當統治者或者強勢集團的利益與弱勢的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必須毫不猶豫地站在後者一方。

人道主義應該是對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性的要求，這與歷史研究的理性精神並不矛盾。基於這一點，我們在尋求歷史的現實意義時，在以現代史學的要求來詮釋中古史時，就必須確立一個基本準則，即從近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或者說對近現代社會的形成貢獻了多少積極的因素這一點出發，來衡量中古史晚期，也就是從所謂“近代社會轉型”的視角來給清史定位。

如果以這樣的立場來對待清前期的歷史，在今天是否還值得大力宣揚所謂的“康乾盛世”呢？我覺得是大可懷疑的。如果研究清史、尤其是政治史，完全以清統治者的立場為皈依，或以官書的基調為準則，那麼我們就很難說他的研究能體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徵。

當下一些著作常用以支撐“康乾盛世”的基本根據，例如疆域如何廣大，國庫如何充盈等等，這些東西確實可以說是客觀事實。但客觀事實很豐富，問題是當你選擇某些“客觀事實”作為“康乾盛世”的支撐時，所從事的其實也是一種歷史意義的主觀採擇。價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對各種“事實”完全可能賦予不同的意義，進行不同的史實採擇。進而言之，對於同一個歷史事實的判斷，也完全可能出現根本對立的標準。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對歷史事實的選擇和判斷很可能截然不同，彼此之間是無法進行對話的。

比如說，康熙後期國帑積累四、五千萬兩，康熙五十年實行三年內全國輪蠲一遍，隨後又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些確實在歷史上發生過，也是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事實。但這些事實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否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人民大眾生活的安寧富裕，應該是“盛世”的主要標誌之一，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康熙朝何以能實行大量蠲免的“德政”？清史研究者們往往忽視清代賦稅的沉重。稍微比較一下明清賦稅，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清初全國賦稅總額是以明朝萬曆末期至崇禎時期的橫徵暴斂為基準的。

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並未超過明萬曆時期，然而其賦稅收入卻較明萬曆初期增加了許多倍。清廷統治者立國的基礎，就是過於沉重的高額賦稅。康熙朝實行的大量而頻繁的蠲免，實質上是變換手法，將竭澤而漁也無法獲得的部分宣揚成朝廷的惠政。至於康熙朝百姓的生活狀況、地方財政保證如何？清廷的官書當然是諱莫如深，即使有，也是粉飾、歪曲的記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當時人邵廷采、唐甄、方苞、甚至靳輔的論述中發現一些相反的看法，民間社會的富裕程度和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是在倒退。

即使進入雍、乾時期，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總量的提高，也不見得就代表人民大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馬克思的《資本論》是運用歷史唯物論的典範。他在論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將其與工人階級的家庭收入與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增加、以及家庭成員捲入勞動大軍等因素聯絡起來分析的，並多次強調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以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而且是以他們的絕對貧困為代價的。

那麼，在封建專制和民族壓迫極其嚴重的清前期，生產者主體的生活水平出現類似的下降和倒退，並不是不合邏輯的。而緊接著“康乾盛世”之後，清帝國大廈在乾嘉之際的砰然傾倒，敗相畢露，並不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蠶食鯨吞，而是長期潛伏著的尖銳的民族矛盾和社會階級矛盾總爆發的結果。

我們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五省白蓮教起義的具體原因的探索，更不能將農民大起義僅僅歸結為官吏腐敗或所謂“和珅現象”，而應該從“康乾盛世”中追尋社會矛盾的根源，追尋人民大眾貧困化的積累過程。

很遺憾，現在清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還很少看到這方面令人滿意論著。再說，一個王朝出現了大規模的下層民眾起義，這個王朝當然不能說是盛世。但我們不能反過來說，一個王朝沒有出現大規模起義，就是盛世一個標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一個王朝的社會秩序穩定與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與人民大眾對這個時代的統治是否接受、擁護的程度，並不形成對應關係。簡言之，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不是論證“盛世”的充要條件。

現在許多人喜歡談漢唐盛世、康乾盛世以及別的許多盛世。不知道什麼原因，時下的論說一下子將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擴大了許多。例如西漢盛世，傳統史學是以武帝一朝為代表。而依照戴逸先生的概括，則是從漢文帝算起，將文、景二帝都包括進來；論唐代盛世，則將太宗時期也包括進來。他論清代盛世超越前代，比前代的盛世時間更長，自然要將康熙一朝包括進來。但這似乎不太符合他本人概括的清朝的歷史特徵，即“興、盛、衰、亡”。

順便說一下，興盛衰亡不僅可以概括清朝歷史，也可以用來概括許多以前的封建王朝。但是，“興”和“盛”應該還是有差別的。文帝對匈奴屈辱，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叛亂，西漢前期的經濟狀況《史記•平準書》記載得很清楚，也還是比較貧乏的。所以文景時期還是稱作治世，即傳統說法“文景之治”，比較符合實情。唐太宗時期傳統上也是稱為“貞觀之治”，好像沒有見到稱作“貞觀盛世”的。

歷史上有些人對前朝稱為盛世，許多也只是出自一種情感上的追憶。如杜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見《憶昔二首》。

只是說開元時“全盛”的日子，並不見得就是在論證開元盛世。清朝初年東南士人追憶往昔的繁華，也曾將明萬曆描寫得很繁華富裕，稱為“全盛”。顧夢遊《秦淮感舊》：“餘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任源祥《熟荒嘆》：“昔在萬曆石米四五錢，百貨皆賤國課時見蠲。”並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一。在陳寅恪的筆下，清末垂亡之際似乎也是很美好的日子。

《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有的論著為了證明康熙朝是盛世，花了很大氣力去搜尋康熙時期人們頌揚盛世的史料。但凡此都不過是一些個體人物一時的情感流露，好像不能用來作為歷史學論證的根據。

而像康熙朝君臣互相諛頌本朝為“盛世”，則屬於滿洲統治者自我標榜，是玄燁倡導“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效應。如康熙六十年的“聖誕”，滿漢朝臣給玄燁上尊號，列舉了玄燁的十二項“自古所未有”。對此我說過，“只有在最無恥的時代，才會產生這樣的文字。”這類記載，當然更不應成為今天我們證明存在“康乾盛世”的證據。

據我個人看到的材料，清廷正式提出本朝是“盛世”，始作俑者是康熙君臣。（見《康熙起居注》53、6、6，玄燁在熱河與滿洲大學士揆敘、松柱對話及《清聖祖實錄》同日上諭。）而高唱“自古得天下最正”，是在康熙朝晚期兩廢皇太子其間，具體地說，是在兩廢太子期間的戴名世案中出現的，（見《戴名世集》附錄《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幾年之後，在康熙的面諭即所謂《遺詔》中公諸於眾。

康熙末期，在經歷過一段短暫虛假的“承平之世”之後，各種危機都暴露出來，玄燁提出這樣的口號無非是自欺欺人，以此掩蓋清統治者的內心惶恐。而清廷之所以需要而且能夠在康雍乾三朝積極營造所謂“承平之世”，是以沉重的高額賦稅、暴力專制、思想禁錮為前提的。

清廷統治者之所以一定要宣揚所謂“盛世”，不僅與堅持維護滿族的統治民族地位有關，而且與其意識到必須爭取人數眾多的被統治者的漢族接受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有關。由最高統治者自己出來倡導本朝為盛世，這可能是清代的“盛世”與前代“盛世”的一個重要差別，果爾，就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個人以為，有意識地積極營造出一個當時的“盛世”，其最初出發點乃是滿洲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時下“康乾盛世”論似大有一統之勢。而夷考其實，就不難看出“康乾盛世”論者所作的工作，遵循著這樣一種模式：首先將清軍入關奪取全國統治這一純屬偶然性的結果解釋成歷史的必然性；然後從“必然性”擴充成為“歷史潮流”，並以此來評判當時的人物事件思想言論；繼此之後，又對清初以來的絕對皇權專制、嚴厲實行民族歧視、思想封禁，國富民貧、窮兵黷武等基本特徵視而不見，或竭力淡化，來“論證”一個“康乾盛世”。

為了尋找“盛世”的根據，甚至不惜將八旗軍隊的武力強盛也拿出來炫耀，作為“盛世”的標誌。這完全失去了批判精神，是清廷官方基調的現代版本。就思維方式的本質而言，“康乾盛世論”者與首倡“我朝得天下最正”的滿族統治者恰好不謀而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難道不奇怪嗎！

我們在“康乾盛世論”中還發現有這樣一種傾向，即對傳統思想進行不恰當地否定，似乎只有運用“現代化的概念”，才是史學的進步。例如清末民初以來，思想界、史學界通行將清軍入關視為“異族征服”。現在的“康乾盛世論”者則將此說批判為“落後”和“陳舊”的東西，而認為只有將清軍入關定義為“統一”才是進步的。

至於“民族征服”這個概念究竟落後在什麼地方，而使用“統一”一詞又進步在什麼地方，卻並無嚴格的論證。當然，若就詞義而言，較之“統一”，“征服”反映的固然是一種落後的歷史形態或程序，但與“種族滅絕”、“民族屠殺”相比，“征服”一詞的詞義則又溫和得多。我們運用什麼概念來概括歷史，不在於詞義本身的比較，不在於主觀上偏愛什麼概念，關鍵是看這種概括是否符合歷史真相。

滿族統治者建立全國政權過程中所實行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嚴峻的歷史事實，論者不去追究，反而以為只需貼上一個具有進步性詞義的“統一”的標籤，就代表了進步的歷史研究；同時又攻擊正視歷史現實的人是對滿族征服者存在著民族歧視，是一種落後的觀念。這種邏輯實在有些蠻不講理。

傳統的東西不一定就是落後的。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傳統中的最可貴也是最有價值之處，正在於蘊藏有現代知識分子自覺意識的源頭。孔子說“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就是說要仕於有道，無道不仕。這與孟子說的“天下無道，則處士橫議”，惟有“不嗜殺人者”天下才能“定於一”，以及“民貴君輕”的思想，都明顯體現出知識分子對國家政治權力的某種疏離和對非正義性暴力的批判精神。

故而中國歷史上優秀的思想家對秦、隋二代的統一併非全盤加以肯定，而是否定的多；甚至對武力強盛的漢武帝一朝的四處征伐，開疆拓土也進行嚴厲批判。漢武帝之所以會在晚年頒佈帶有罪己性質的“輪臺詔”，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有潛在對立的聲音。昭帝時的“鹽鐵會議”，賢良文學對武帝的舉措斷然予以否定。宣帝時朝廷議論為武帝立廟，就遭到夏侯勝激烈反對。中國古代思想的優良傳統，代表著時代的呼聲和人民大眾的要求，是對專制君主的抗議，在某種程度上也對專制皇權的一種制約，迫使統治者進行反思。

至於傳統中的“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用夏變夷”、“尊王攘夷”等觀念，乃是中國古代特定的歷史環境的產物，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並不純粹是種族歧視，我們不必迴避。

在各民族社會發展階段存在明顯差異的歷史條件下，毫無疑問，這些傳統觀念更具有保衛先進文明和優秀文化的合理核心。這也是古代儒家的仁愛和“民本”思想在民族問題上的自然延伸，對於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壯大，具有極大的歷史功效。這是不能抹殺的。在世界古代幾大文明中之所以惟有中國古代文明能延綿不絕，即與此種思想傳統深入人心有莫大關係。

沒有這種思想傳統的影響，元世祖征討南宋時，大概不會放棄蒙古大軍傳統的屠殺方式，要求伯顏不擅殺一人；大概不會在檄文中說出“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這樣的話。（見《南村輟耕錄》卷一）清世宗也不至於要以舜、禹出自東夷西夷來為滿洲起於東北一隅作辯解。（見《大義覺迷錄》）無庸諱言，只有經過“內諸夏而外夷狄”的階段，才可能漸進至於“天下若一”、“華夷一家”的境界；然若反過來，“用夷變夏”，以野蠻的文明來取代、毀滅先進的文明，則是歷史的倒退，並不是值得肯定的民族融合，也是我們所不取的。

“康乾盛世論”者在“證明”清廷的“統一”時，卻也喜歡訴諸傳統，熱衷引據《春秋》公羊家的“王者大一統”，似乎以為有了這面招牌，就可以證明清廷建立全國統治政權就符合傳統中的“大一統”。

這不僅是在歪曲歷史，而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頌揚一統並將此歸結為歷史傳統，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踐踏。《春秋•公羊傳》的這句話必須理解為，首先肯定的是“王者”即“有道之君”，只有“有道之君”的“一統”，才是值得推崇的，才是“大”。相反就是亂政，僭越，就是“蠻夷猾夏”，就是“率獸食人，以及人將相食”的“亡天下”。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中國歷史上開明的思想家即使承認現實中的大一統，也往往需將其與“正統”聯絡起來，否則無法立說；而絕不會承認憑藉暴力和濫殺取得天下也叫做“大一統”。有什麼人敢於公然讚頌入主中原的異族的野蠻暴力？如果連這一點人道、正義的精神都沒有，中華民族今天大概就不配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界、史學界將清軍入關定義為“征服”，正是在世界民族國家的潮流之下，繼承發揚優良民族傳統精神的體現，不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具有進步性。

相反，不顧正義與否，凡得天下即稱之為“大一統”，這與成王敗寇的庸俗論調並無二致。掩蓋歷史事實，不講人類道義，隨意將“大一統”的桂冠奉獻給勝利者，以此邏輯推而廣之，就可以給任何暴君以及侵略征服者鳴鑼開道，也可以為任何民族敗類開脫歷史罪責。現代概念的如此運用，恰恰背離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也絕不是史學研究的進步。

最後，我想說的是，一個成熟的具有自覺意識的民族應該是善於反思的民族，而這種民族的反思精神首先就應該體現在知識分子群體和歷史研究者身上。一個缺乏反思精神的人、缺乏反思精神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要求別人、別的民族進行反思的，也不可能給人類歷史貢獻任何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