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t's depiction of John Calvin in his study.
在什麼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救贖？唯獨在福音所啟示的基督裡。因此，唯獨在福音裡，我們發現了“那一個聖潔、大公和使徒性教會”的根源。教會是一體的或者大公的，不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政治觀點或在文化上彼此認同，或在人口統計方面年齡相同，或者有同樣的消閒方式，而是因為我們雖有差異，卻同有“一主、一信、一洗”。
教會的合一在加爾文看來非同小可。他也沒有躲在無形教會的概念背後，為有形教會中的分裂做辯護。加爾文忠告我們：“即便教會成為廢墟，我們也要愛那堆廢墟。”[1]他還勸誡說：“合一珍貴無比”，它不僅僅是實現目的的途徑。[2]看到分裂，“我們灑下的淚不是幾滴，而是一條河。”[3]
一個人看宗教改革是可悲的分裂還是對基督身體的美妙醫治，取決於這個人對待那個利害攸關的問題認真嚴肅到什麼地步。在改教家看來，是教宗敗壞了古道，違背了福音，將基督的身體分裂成彼此爭競的派系。是教宗革除了改教家及其追隨者的教籍，並調動軍隊要除滅新教徒。改教運動旨在為可見的身體帶來更偉大的、真正的合一，這樣的合一併非出於帝王、教宗或共同的文化和法律，而是出於基督及其福音——以及屬靈的、由相互關係而不是暴政約束的治理。
很多主教和神父明確接受改革；還有人，包括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同情改教運動的教導，甚至是關於稱義的教導。很多時候改教家冒著生命危險出席了他們受邀參加的每一次重大會議。不過，16世紀60年代，特蘭託公會議發出了最後的“咒詛”，所有相信自己是唯獨藉由恩典、唯獨在基督裡、唯獨因為信心稱義的人，都被羅馬定罪。
加爾文以自己的教導、警告和個人示範一再表明，他鄙視瑣碎的爭辯。他在寫給那位國王（查理五世）的話裡承認，“教會歷來就有並且將來一直會有一些瑕疵，敬虔人一定不喜歡，但我們應該忍耐，不應該由此生髮激烈的爭辯。”然而，福音被完全敗壞，敬拜被玷汙，可不僅僅是“一些瑕疵”。[4]加爾文問，羅馬將身體與它的頭分開了，改教家又怎麼能背上分裂教會的罪名？[5]
“國王陛下明白，現在我要探討的這個領域極其廣闊。不過可以長話短說：我不認為宗座在遵從使徒統緒，因為我們在他的行為中只看到令人驚駭的背叛。我不認為他是基督的代理人，因為他大力破壞福音，以自身行為表明，他是敵基督；我不認為他是彼得的繼承人，因為他在竭力毀壞彼得建造的幢幢大廈；我不認為他是教會的頭，因為他先將教會與她真正的、唯一的頭基督分開，又以暴政割裂她、肢解她。”[6]
怎能指控力圖使身體與其昇天的頭重新聯結的人為分裂教會？說到底，懷著對同道基督徒的痛恨使用國家權力的，不是改教家。
Artist's depiction of John Calvin refusing the Libertines communion.
1539年，加爾文還在斯特拉斯堡，紅衣主教薩多雷託呼籲日內瓦重歸教宗門下，日內瓦議員請加爾文代為答覆。這位改教家寫道：
“薩多雷託，我們的確不否認，你掌管的教會是基督的教會，但我們堅持認為，羅馬教宗，連同他那夥攫取了教牧職分的名不符實的主教，都是餓狼。迄今為止，他們只知道分裂、踐踏基督的國度，使其死亡和毀滅。”
他又援引歷史記載——這次提到的是14世紀的西多會改教家明谷的伯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說：“最先抗議的不是我們，伯爾納是多麼激烈地反對尤金尼烏（Eugenius，當時的教宗尤金尼烏三世）以及當時的所有主教啊！那時的情況比現在可要寬容得多啊！”[7]
當然，加爾文承認，改教家發起改革之前，天下一片安靜。沒有人明白福音。“因此，如果安靜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基督沉默了，你就不能稱讚一個國度安寧。”[8]現在不是有很多異端教派嗎？是的，即便在基督教的黃金年代，基督教的真道也總是遭到異端教派的攻擊。[9]加爾文直陳胸臆，最後發出了熱切的呼籲：
“薩多雷託，願主使你和你的同儕最終明白，如果讓我們與父上帝和好的主基督要聚集我們，將我們如今的分散變為他身體的團契，我們就有了教會合一的唯一、真正的紐帶，可以藉由他獨一的道和獨一的靈，一心一意，達成聯合。”[10]
改教家渴望召開普世會議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可1547年召開的特蘭託公會議與早期的公會議“大不相同”。[11]這次公會議被稱為“普世會議……好像是說，這個宜居星球上的所有主教都聚集到了特蘭託。即便稱這次會議為省區會議，他們也當因為與會人員寥寥無幾而羞愧”。[12]不用說，這次會議沒有東方教會的代表（因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革除了彼此的教籍），凡支援改教家的福音觀的人，也不被獲准到會。“出席會議的可能有五十多位主教”，沒有一位是教會傑出的牧師。[13]
藉著聖言說話的聖靈，才是教宗和公會議要服從的終極權威，而加爾文說，到目前為止，教宗和公會議並沒有真正探討聖經的教導。[14]法蘭西的主教只來了兩位，“兩人同樣遲鈍和不學無術”。[15]這一切都無關緊要。“因為在那裡，羅馬教宗不點頭，就做不出任何決定。”[16]總之，加爾文認為，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特蘭託公會議是私設的法庭。[17]
特蘭託公會議召開期間，加爾文詳細評論了該會議的歷次分會，羅列歷史證據，來估量羅馬距離使徒的信仰實踐已有多遠。他提到三世紀的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這位主教認為，除了基督的普世首席權，不存在其他的普世首席權。他也提到羅馬主教大格列高利，這位主教說，誰自稱擔任著這樣的首席權，誰就是“敵基督的先驅”。加爾文援引了哲羅姆在這方面的詳細記述，眾主教本是平等的，後來在“魔鬼的教唆下”，他們才耍詭計圖謀高人一等。
“雖然眾所公認，那位羅馬宗座曾被提到了第三層天上，可是有的人一丁點主教的樣子都沒有，如果說這樣的人像主教，一隻狼也可以被當做一隻羊了。讓這樣的人做眾主教的首領，豈不荒謬！”[18]羅馬教會從聖經或古代教會找不到任何支援，它們所仰仗的無非是權力。“因此我們發現，他們採用的是暴君的通常路數。不能以溫和的方式維持統治時，他們就訴諸兇惡和野蠻的暴行。”[19]
即便看起來沒有希望與羅馬和好時，加爾文也沒有放棄。事實上，他的繼任者貝扎繼續出席此類會議，雖然出席會議可能遭遇人身危險，並且和好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
加爾文向路德宗求助，他提出一種聖餐觀，他和梅蘭希頓希望這種聖餐觀可以使新教教會彼此和解。[20]可在諸如善辯者約阿希姆·韋斯特法爾之類眾多路德宗信徒中間，梅蘭希頓正在逐漸喪失路德宗首席神學家的公信力。約阿希姆·韋斯特法爾宣稱自己在論戰中擊敗了加爾文，可是他完全誤解了加爾文提出的觀點。另一方面，蘇黎世人對任何批評茨溫利的話都過度敏感，不明白加爾文為什麼如此熱衷於與路德宗和好，這個意圖的確在加爾文的《簡論聖餐》中尤為明顯。[21]
Reformation Wall in Geneva. From left – William Farel, John Calvin, Theodore Beza and John Knox.
加爾文直接來到蘇黎世，與海因裡希·布林格制訂了一份聯合宣告，這份宣告為蘇黎世的教會帶來更大的合一。[22]雖然布林格在某些場合待加爾文不公，可加爾文一直在倡導雙方重歸於好：“親愛的布林格，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達成一致，竭盡所能地維護與鞏固我們之間的兄弟情誼。”[23]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他才得以在1549年與布林格就一種非茨溫利式的聖餐觀大體達成一致。[24]布林格撰寫《第二瑞士信條》時，已經從他的導師的觀點轉而靠近加爾文和其他改革宗領袖了。
即便各方都抱有善意，希望可見的教會達成合一，可畢竟受限於政治環境，任何程度的合一，都要經過教宗允許，並經過新教國家的教會、王侯和市議會協商後同意。當大主教克蘭麥計劃召開普世會議而無果時，加爾文哀嘆，基督的身體“在流血，各個肢體都被分割了”。[25]就像為了很多其他目標一樣，這位改教家為了基督身體的可見合一鍥而不捨，奮鬥不息，即便挫敗常常多過成功。
特別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相比，16世紀後期的改革宗很有合一新教的樣式。路德宗人士的爭辯有時非常尖刻，即便如此，改革宗和清教徒作家仍然稱重要的路德宗神學家為“我們的神學家”。貝扎將《奧格斯堡信條》納入了他的著作《改革宗信條的和諧》（Harmony of Reformed Confessions，1581）。英國國教以“大陸最好的改革宗教會為榜樣”，不斷致力於進一步的改革。
可悲的是，環境——主要肇因是國教政治——致使改革宗在英國的合一解體。英國國教認為自己最具改革宗精神的時刻，也是它最普世的時刻。到了查理一世執政，當阿明尼烏派和高派教會的大主教勞德（Archbishop Laud）興起時，英國國教才明顯變為“安立甘宗”，並日益背離自己的《信綱》（Articles of Religion）。加爾文急切地追求普世的合一，而他的屬靈後裔卻心滿意足地接受了以下局面：擁有共同信仰的獨立宗派數目眾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多，並將一直存續下去。這兩者形成了顯明對比。
本文摘自邁克爾·霍頓，《加爾文的人生智慧》，穆桑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第十一章“神的新社會”第七節“我們的合一”，第284—291頁。
[1] Selderhuis, Calvin's Theology of the Psalms, 235，轉引自加爾文對《詩篇》102:15的註釋。
[2] Ibid., 轉引自加爾文對《詩篇》133:1的註釋。
[3] Ibid., 237，轉引自加爾文對《詩篇》119:136的註釋。
[4] Calvi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186.
[5] Ibid., 213.
[6] Ibid., 219-220.
[7] Calvin, "Reply by John Calvin to Cardinal Sadoleto's Letter,"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Tracts and Letters, ed. 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 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3), 1:50.
[8] Ibid., 67.
[9] Ibid., 68.
[10] Ibid.
[11] Calvin, "Act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3:31.
[12] Ibid., 57.
[13] Ibid., 33.
[14] Ibid.
[15] Ibid.
[16] Ibid., 35.
[17] Ibid., 36-37.
[18] Ibid., 49.
[19] Calvin, "Articles Agreed Upon by the Faculty of Sacred Theology of Paris, with Antidote (1542),"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1:120.
[20] Calvin, Institutes 4.14.17.
[21] T. H. L. Parker, John Calvin (Tring, UK: Lion, 1975), 162. Parker說：“據說路德讀了這篇文章後對朋友說：‘這肯定是個敬虔而博學的人。我一開始就可以將這場爭論交由他去處理的。如果我的對手也這麼做的話，我們很快就會達成和解。’在這之前，路德就讀了《要義》（應該是1539年版），並託布塞帶去了問候：‘代我向施圖爾姆斯特姆（Sturm）和加爾文致敬，讀完加爾文的書我非常高興。’加爾文字人說，‘路德和波梅拉努斯（Pomeranus）認為，應當向加爾文致敬。加爾文深得他們讚許。’”
[22] Theodore Beza，"Life of Calvin,"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1:liv.
[23] Calvin，轉引自Parker, John Calvin, 164頁。
[24] François Wendel, Calvi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 trans. Philip Mairet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63), 101.
[25] Calvin，轉引自Parker, John Calvin, 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