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驢話春秋
作者：王明遠(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
中國1981年6月27日，在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zedong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制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yao邦擔任中央zong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決議》主要執筆人胡喬木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yao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于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階幹部近4500餘人。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檔案的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yao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chu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檔案，各個觀點都經過反覆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鄧和胡，領導制訂《歷史決議》的兩位主要靈魂人物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檔案。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ren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鄧、陳、李、胡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字，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檔案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決議》通篇對於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陳、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1981年6月，鄧在中全會上講話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檔案。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階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這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制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制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團體獨立自主行使權力、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全會表決透過《決議》
《歷史決議》透露著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開啟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四ren幫”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象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汙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視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核心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