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海而生的地區，有一群被遺忘的人，一種新的歷史於焉而生，並重塑我們的世界。在過往的歷史敘述中，關於十八至十九世紀的世界史常常從北半球開始講起，我們的“潛意識因此被不斷地灌輸這樣一種思維：那是一個由西方主宰的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和人群在那個時代都是可憐的配角，被無可奈何地裹挾著進入了現代”。而《海洋、島嶼和革命》一書選擇從生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土著民和非歐洲人開始講述。這個視角同樣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起源。
非東非西的革命
——評《海洋、島嶼和革命》
2024年9月，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博士生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分享了她的博士論文。報告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十九世紀初智利銅礦向亞洲的出口。她用非常翔實的資料展示了智利出產的銅是如何參與到中印兩國的貿易之中的。在交流互動環節，有聽眾指出以往關於近代中印貿易的研究大多侷限在中印兩地的商品（鴉片與茶葉），智利銅的研究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聯結印度洋、南中國海和南太平洋的全球貿易網路。同時，大家也認為如果能在純粹的資料之外，增加一些航行在這些大洋上的商人和水手的故事，那麼會是一個更加精彩的研究。
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西瓦桑達拉姆（Sujit Sivasundaram）在其《海洋、島嶼和革命：當南方遭遇帝國》（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一書中就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海洋、島嶼和革命：當南方遭遇帝國》，[斯里蘭卡]蘇吉特·西瓦桑達拉姆著，黃瑤譯，活字文化 策劃，商務印書館 出版，2024年9月版
1788年，一位名叫彼得·狄龍（Peter Dillon）的愛爾蘭人在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位於加勒比海的一個海島）出生了。成年後，他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並參加了1805年的英法特拉法爾加海戰。之後，狄龍作為一名私商，開始前往太平洋尋找商業機會。他在1808年至1809年期間居住在斐濟，與周邊的太平洋島民建立了聯絡，並學習了他們的語言。之後，他便往返於澳大利亞悉尼和印度加爾各答之間，向太平洋島民兜售西方武器，同時為加爾各答的歐洲人提供南太平洋上的香料和木材。
到了1820年代，狄龍決定將他的生意範圍擴大，參與當時利潤極高的智利銅貿易。狄龍租下了一艘名為“聖帕特里克”號（St Patrick）的商船，將其註冊為智利籍。1825年，“聖帕特里克”號滿載智利銅，從智利港口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出發，駛往加爾各答。這艘船上的乘客包括了二十名英國水手。這些英國人之前曾經作為僱傭兵，參加了智利的獨立戰爭，因此宣稱自己是歸化了的智利公民。此外，當“聖帕特里克”號駛經紐西蘭和其他南太平洋島嶼時，陸續有十一名土著島民自願加入了這趟旅程。這些土著懷著各自目的，希望這趟前往加爾各答的旅程能夠為他們帶來財富、先進的武器，以及政治地位。在西方人利用島民的航海和捕獵知識進行殖民擴張的同時，這些島民也在利用西方人的遠洋航行工具來為他們自身的經濟活動、政治野心，以及知識生產服務。
在龐大的智利-印度-中國三角貿易中，“聖帕特里克”號只是一艘極其普通的商船，但其船員的生活軌跡卻可以幫助我們窺見那個革命時代的一些重要特徵。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爭和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生活在南方大洋（包括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土著利用這一輪全球化帶來的新的思想、商品、制度來重新想象和規劃自身的信仰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
西瓦桑達拉姆認為土著們並不是在革命年代被動接受了自由、理性、進步等理念，而是透過自身傳統思想對其進行了再發明。這些雜糅性的思想和制度無不體現了島民土著的主體性。至於土著島民們在革命年代體現出的主體性為什麼沒有延續下來，並會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被遺忘，西瓦桑達拉姆則將矛頭指向了英帝國及其歷史書寫者們。
在中國傳統的世界史教科書中，十八至十九世紀的世界史主要是在講述大西洋兩岸的政治（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文化（啟蒙運動）、技術（工業革命）和經濟（資本主義）變革。學生的潛意識因此被不斷地灌輸這樣一種思維：那是一個由西方主宰的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和人群在那個時代都是可憐的配角，被無可奈何地裹挾著進入了現代。在這兩個世紀當中，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無疑是最為激盪人心的時代。霍布斯鮑姆將這一時代稱之為“革命年代”。“革命年代”的故事圍繞著大西洋展開，由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拉丁美洲革命構成。有關“革命年代”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無需贅述。但幾乎所有這些研究都帶有“大西洋中心”色彩，甚少有研究“革命年代”的學者關注該時期印度洋和太平洋廣闊的水域（西瓦桑達拉姆稱之為“南方大洋”）中發生了什麼。
《海洋、島嶼和革命》一書試圖將革命年代故事的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南方大洋。西瓦桑達拉姆認為十八至十九世紀大西洋世界的變革（政治、技術、經濟、文化）並非非西方地區變革的唯一範本和動因。相反，這一時期南方大洋也發生了諸多非西方版本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變革。這些變革本可以為現代世界帶來一些不同於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單一歷史發展邏輯的其他可能性。但這些變革卻被抱持著保守立場的反對革命的英帝國所壓制了。
在西瓦桑達拉姆看來，英帝國是在鎮壓南方大洋各地革命力量的過程中才得以形成和鞏固的。弔詭的是，反革命的英帝國卻將自己塑造成了保衛自由貿易和促進政治進步的革命力量，並進一步在之後的歷史書寫中抹去了南方大洋土著在革命年代的創造性變革。西瓦桑達拉姆開啟這項研究的目的則是要揭示英帝國崛起過程中的反革命本質，並重新確立南方大洋土著在那個關鍵時代的主體性。
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南方大洋各地的土著開始廣泛接觸西方殖民者帶來的商品、制度和思想。土著們對這些新事物加以改造，並引為己用，從而引發了南方大洋的革命年代。毛利人的空間知識生產模式、湯加土著精英的集權國家建設、南非科伊科伊人的千年末世論信仰、波斯灣的伊斯蘭教瓦哈比派改革等都是那個革命年代的產物。西瓦桑達拉姆強調，這些發生在南方大洋的革命遠非衝擊/回應正規化所能解釋。太平洋土著、阿拉伯人、帕西人、爪哇人、緬甸人、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西方人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相互交融、衝突和借鑑塑造了南方大洋革命年代的性質和特徵。
西瓦桑達拉姆發現英帝國在十九世紀的崛起與革命年代南方大洋的土著們息息相關。南方大洋的土著政治精英利用革命導致的混亂局面謀求自身的利益擴張。英帝國在撲滅革命的過程中，也遏止了土著精英的擴張企圖，為南方大洋帶來了一種反革命的霸權穩定。這種霸權穩定是建立在高度排他性和等級化的種族、族群和性別概念基礎之上的。這些由英帝國散佈在南方大洋各地的身份政治理念為二十世紀各地出現的政治危機埋下了伏筆。
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西瓦桑達拉姆（Sujit Sivasundaram）
該書作者西瓦桑達拉姆專長於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帝國史，尤其關注英帝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殖民擴張中的自然科學實踐。他的第一本專著《自然與神聖帝國：1795年至1850年太平洋上的科學與傳教》（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揭示了十九世紀歐洲殖民擴張中科學和宗教之間的協同關係。他的第二部專著《孤島：英國、斯里蘭卡與一個印度洋殖民地的邊界》（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將研究重心轉向印度洋，從港口基建、種植園產業、泰米爾勞工移民和上座部佛教傳統等角度剖析了現代斯里蘭卡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
《海洋、島嶼和革命》是西瓦桑達拉姆對其前兩部作品的綜合和總結。他將印度洋與太平洋世界整合為南方大洋，並努力嘗試復原這些地區的土著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革命年代所展現出的主體性。這是一部反西方中心主義和揭露英帝國反革命性質的全球史作品。由於其打破了大西洋中心的“革命年代”敘事邏輯，並致力於將開普敦、模里西斯、波斯灣、孟加拉灣、塔斯曼海以及南太平洋群島等地的變革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加以聯絡和比較，美國世界史協會於2022年授予該書本特利圖書獎（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entley Book Prize）。
儘管該書自出版以來獲得了非常多的國際關注，但中國學術界對其卻鮮有提及和討論。這種沉默體現了國內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界在早期現代時段研究中存在的脫鉤現象。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書在國內史學界可謂是家喻戶曉。許多中國讀者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書中的“大西洋中心”敘事邏輯，並預設這些“革命”是世界史——甚至僅僅是西方史。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大多數中國讀者看來，近現代世界史約等同於西方史——的範疇。中國的歐美近現代史學者對革命年代中出現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變革展開了非常系統的研究，但少有人願意將目光移向南方大洋。開普敦、霍爾木茲海峽、科羅曼德海岸、馬來群島、塔斯曼海這些陌生的地名既在其知識範圍之外，也在“主流歷史發展潮流”之外。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革命年代正是中國清代中期。中國史學者對這一時代的關注仍然以中國核心地區（華北、江南、華南）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變遷為主。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清代中國邊疆（東北、新疆、雲南、福建）與周邊地區的聯絡和互動。但是，鮮有中國史學者願意去想象遠在大西洋的革命會對乾嘉時期的中國有何影響。
《海洋、島嶼和革命》一書帶給我們的啟示在於，革命年代並不僅僅是大西洋史的一部分。與舊制度決裂的變革浪潮席捲了從模里西斯到湯加的廣袤地區。那麼，那些在1800年代前後來到中國沿海活動的西方人又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革命年代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是否感受到了世界的劇變並給予了回應？革命年代在南方大洋留下的餘音又如何與中國內部變奏曲形成共鳴，奏響了十九世紀中國社會劇變的浩瀚篇章？這些問題如此令人著迷又如此緊迫，但我們現有的英美近現代史和明清史學者都無法在各自既定的研究領域內回答這些問題。全球史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方法並非僅執著於批判西方中心觀，而是對各類中心觀的批判性方法——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促使我們走出西方史/中國史二元思想牢籠，在一個非東非西的位置嘗試新的歷史思考方式。
不過，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我們也產生了一些疑惑。該書的主要論點在於強調恢復南方大洋土著的主體性，其對話物件則是十九世紀盛行一時的英帝國史書寫。但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西方學術界已經對傳統英帝國史書寫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展開了系統的反思和批判。二十一世紀以來，嘗試探索非西方世界族群主體性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因此，西瓦桑達拉姆用如此巨大的篇幅重述這個已經被學術界所共知的觀點，其研究的創新性就顯得些許薄弱。此外，西瓦桑達拉姆在書中一再強調土著主體性（indigenous agency），但他所提及的土著幾乎都是島民土著中的精英群體。那麼這些人彰顯出的主體性是否也代表著庶民的主體性呢？這些政治精英在彰顯自身主體性時，是否會在其社會內部造成新的不平等或者暴力呢？換句話說，西瓦桑達拉姆所謂的“土著主體性”在內涵上是空洞的，他並沒有解決“誰才是土著”這個問題。而一味浪漫化這種空洞的“土著”概念則可能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儘管西瓦桑達拉姆指出“高貴野蠻人”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和臆想，但空洞的“土著主體性”概念又何嘗不是“高貴野蠻人”這種東方主義思維的當代變種呢？更為重要的是，無論土著如何對革命帶來的思想和制度進行利用和改造，但革命浪潮的源頭始終是在西方，南方大洋的島民土著作為這一浪潮接受者的角色並沒有在本質上被改變。西瓦桑達拉姆也沒有給我們提供太多島民土著對革命的反應如何在本質上影響了西方歷史程序的案例。從這個角度來看，作者所宣稱的要打破傳統帝國史敘事中衝擊/回應正規化的努力似乎並沒有達到。
曹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