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之死的罪與責，以及宋彬彬是否應該被原諒？

中秋節前，現代史重要當事人宋彬彬去世，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對卞仲耘之死、紅衛兵運動興起等早期文革諸多重要事件的討論。筆者這期間也曾經寫過一篇澄清卞仲耘土改中是否濫殺無辜的文章，根據所收到的留言，以及在各微信群看到的討論，大家關注點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1. 宋彬彬是否是殺害卞仲耘的兇手？

2. 除了宋彬彬是兇手說外，坊間還流傳L姓和D姓女生說，這種說法是否成立？

3. 兇手遲遲查不出，是不是跟改革之初高層權力包庇有關？

4. 宋彬彬對於紅八月和文革民間暴力興起負有多大責任？

5.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宋彬彬的道歉？

為此，筆者查閱了幾乎所有重要親歷者回憶或研究者著作，這些當事人包括王晶垚、胡志濤、張靜芬、林莽、劉秀瑩、馮敬蘭、王友琴、葉維麗、張亦鳴、陶洛誦、劉沂倫等。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當事人的回憶，因為各自持有不同立場，他們提供的很多歷史證言是完全相沖突的，需要讀者兩面兼顧地看，並且要有去偽存真的能力。

七年前，筆者與宋彬彬有一面之緣，後來也曾與她的一位兄弟在紐約一起參加遊覽活動，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出於禮節，並沒有向他們詢問一些關於歷史細節的疑惑。好在忘年交黃以平女士組建的“歷史研究”聊天群，裡面有多位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友，他們很多人參與了對“八五事件”的調查，該群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討論一直持續到今天，他們分享的很多資訊，讓我受益匪淺。

綜合上述資料，筆者對關於卞仲耘之死，以及宋彬彬的若干核心問題做出一個簡單梳理，描繪出一個更接近於客觀事實的歷史脈絡，不周到的地方，請當事人以及此領域研究專家批評指正。

1. 文革中死於暴力的高階幹部或名人不計其數，為什麼“小人物”卞仲耘之死，反而成為歷史研究的長盛不衰“顯學”話題？

卞仲耘之死真正走入歷史研究視野，嚴格來說是到了21世紀之後。這跟史學界對文革研究的深入有關，過去史學家更從權力鬥爭角度研究文革，所以就更側重大人物的命運。進入21世紀後，開始關注文革更基層的思想土壤、社會土壤，所以，思想教育、群眾暴力等問題開始被重視，卞仲耘作為北京第一個遇難者，因此她的死具有明顯的標本意義。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早年是一名新聞工作者，後來成為歷史研究學者。他具有極強的新聞和歷史敏感性，在卞仲耘死後，立即到西單商場購買了最先進的攝影器材，記錄下當時的場景，並且多年來不間斷蒐集有關資料，這些豐富的一手資料，也極大幫助了卞仲耘之死進入國內國際研究視野。

再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卞仲耘所領導的北師大女附中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學校，對西城區很熟悉的讀者都知道，女附中坐落在西單，周邊是最高層領導人的密集居住區，幾乎全國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家的女孩子都曾經在女附中唸書，女附中因此被稱為“皇家女校”。並且很多很多高層領導的子女，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女附中的早期文革運動，因此，卞仲耘之死也就很容易被與高層政治聯絡起來，具有很大的歷史想象空間。以上因素促成了，卞仲耘這個普通人物之死，不但沒有隨著時間流失被淡忘，反而歷史衝擊效應越來越發酵。

2. 宋彬彬在師大女附中早期文革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她是否是暴力行為的急先鋒？

1966 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委書記聶元梓貼出了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受此鼓舞，6月2日，女附中的三名預備黨員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也貼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大字報稱：“外面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很顯然，宋彬彬是揭開女附中文化革命潘多拉魔盒的關鍵人物之一。

6月3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直接領導的工作組開始進駐女附中，並在3天后主持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指定劉進、宋彬彬作為代表會的核心人物，女附中的文化革命逐漸開展起來。

不過無論是胡啟立，還是一直在關注女附中文革動態的鄧小平（鄧對工作組既有領導責任，也因為其女兒鄧楠和鄧榕都曾經是女附中的學生），都明確表示女附中的文化革命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反對打人。

比如，6月4日，胡啟立在西城區工作組會議講，“要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解決”；在6月23日第一次批判卞仲耘大會上，女附中工作組組長張世棟一再規勸比較激進的老師學生：“不要打他們罵他們，這樣不能很好的解決問題，還可能被敵人利用”，6月25日，他又講：“要貫徹政策，不要大罵人” 。

7 月5日上午，鄧小平專門約見張世棟、劉進、宋彬彬等人，對女附中文化革命做了詳細指示，他說：“一定要制止在校園出現紅衛兵組織，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若有那麼多，我們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這時候，宋彬彬、劉進等高幹子弟作為工作組的最重要團結物件，在運動路徑上跟工作組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揭批老師，另一方面又反對暴力。比如，6月20日師生代表會召集女附中全體師生開會，劉進提出了對文化革命的三點意見：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鬥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

所以，儘管宋彬彬、劉進等是女附中的最早文革造反派，不過與8.18後的暴力造反派相比，她們還都是比較溫和的。這時候已經出現了反工作組的組織，指責工作組和師生代表會壓制學生革命行動，屢次不顧勸阻打罵老師。但是在工作組及劉進、宋彬彬為代表的師生代表會努力下，學校文化革命總體沒有失序，被點名批判的教師人身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3. “八五事件”導致了卞仲耘的死亡，兇手是誰？

7月29日，在毛澤東的壓力下，駐大中學校的工作組突然撤走，這樣女附中真正陷入“無政府”、無約束的狀態。早在6月17日，高三學生就開始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隨即高一、初二部分學生也貼出大字報，他們在與支援工作組的劉進、宋彬彬等人的辯論中，出現了圍攻、謾罵、亂扣帽子行為。

工作組的撤離，無疑為反工作組的激進派的造反革命行動提供了絕好契機，他們開始報復性地揪鬥老師，這是“八五事件”產生的主要原因。8月5日上午，女附中副校長鬍志濤已經到北京市委進行“越級上訪”，直言學生造反越來越不講規矩，這樣下去老師們的生命安全堪憂，不過當時市委自身都難保，沒有人理會她的告狀，她的這些擔憂在當天下午就成為現實。

8月5日下午，部門學生開始批鬥學校的五位校領導。根據歷史當事人的回憶，發起卞仲耘批鬥的是高一（3）班的學生（而宋彬彬是高三三班學生），部分初二同學也參加了毆打和暴力。眾多目擊者的回憶表明，幾個打人積極分子來自於“城西的軍隊大院”。

另據8月6日北京市委的《每日快報》，高一（3）班也是主兇，內文說：“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幹部子弟，鬥爭黨組織書記卞仲耘等5名有問題的領導幹部，5人被學生毆打，有的學生還用纏鐵絲的木棒打，卞仲耘受傷較重，送醫院搶救無效已死。”

至於為什麼高一年級成為打人主兇，一些參與“八五事件”調查的女附中校友指出，一部分跟他們當時正處於青春叛逆期有關，二來他們覺得之前文化革命主要參與者是高年級學生，他們要拼命表現自己的革命積極性和重要性。

大概由於這個班與卞仲耘之死干係最大，文革後這個班級同學極少有人參加校友活動。團中央子弟，作家韋君宜之女楊團恰好是這個班的學生，她回憶說，在學校的校友通訊錄上，別的班級基本上是所有同學都有登入，而她們班的56人中，只有5人參加校友登記。

2007年宋彬彬被評選榮譽校友風波後，劉進、馮敬蘭、葉維麗等曾經對八五事件做過一次深度調查，訪談物件達一兩百人，基本可以把兇手嫌疑縮小至個位數以內。但是調查組始終沒有公佈這些嫌疑物件的名字，他們的理由是希望這些人勇敢地自己站出來承認，當然也跟顧忌得罪人有關。筆者也希望，這些調查者能在一定時機公佈調查內容，這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負責態度。

4. 那麼宋彬彬是否對卞仲耘之死負有責任？

在打人過程中，宋彬彬等師生代表會成員曾經兩次前往勸阻，但是用葉維麗的話來講是：“勸阻無力，反應遲緩”，並沒有一直在場監督，而是稍加勸阻即離開；甚至根據陶洛誦回憶，在卞仲耘等人被罰跪的時候，宋彬彬還曾經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當然這是一個孤證。

至於她們為什麼這個態度，很多歷史研究者認為是由於工作組撤走，並受到批判，讓宋彬彬這些支援工作組的老造反派突然一下子很尷尬。比如葉維麗等人訪談中，很多同學說不認她們了，認為她們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宋彬彬等人陷入彷徨、不解。她們當時既內心無法理直氣壯，也在實際上很難起到制止作用。

不過，筆者認為也跟當時階級鬥爭思維下，青少年對“階級敵人”的冷血麻木有關。誠如“八五事件”中與卞仲耘一起被毆打的梅樹民老師，在晚年對劉進等人的一句反問：“為什麼你們不能一直呆在那兒，為什麼要走開？如果是你們的父親，你們能走嗎？”

另外，在卞仲耘被打重傷後，宋彬彬雖然反應遲緩，但最終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爭取為她採取救治。比如，郵電部醫院因為卞是“黑幫”拒絕派大夫搶救，宋彬彬說解放軍抓了國民黨俘虜都還給治病。最後郵電部醫院要求校方開證明才給看，宋彬彬等七位師生做了擔保，醫院才收治了卞仲耘。

總體看，在卞仲耘之死的歷史鏈條上，宋彬彬等人負有間接責任，但是沒有直接責任，各種證據很確鑿，宋彬彬既沒有發動暴力，也沒有親自參與暴力。

5. 最近一些研究文章，對於兇手又有新的指向，認為是L姓和D姓領導人子女，這兩個說法成立嗎？

根據筆者閱及的所有資料，L姓女生和D姓女生兇手說，雖然沒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否定，但是這些目擊證人的回憶有很大問題，是否可信需要劃一個大問號。

L姓女生兇手說，來自於北師大女附中老教師林莽。他說：“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腳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這種尖銳的叫喚聲，連我立在樓內也聽得刺耳，令人寒心”。又據王容芬女士的文章，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耘校長的是LTT”。

此外，在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燕京大學同學何燕凌等2009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完整引用了林莽記載的細節，並明確說：“同學們看見，特別使勁猛踢她的頭顱的是LTT”。王晶垚還在文前寫了一個推薦語，他稱，何文是“截至目前最符合歷史事實、最真實的報道”。無疑這種說法得到他的認可。

不過，更關鍵的歷史現場見證者張靜芬老師（卞校長死後，冒著極大風險給王晶垚寫信告訴他遇難真相的人）曾經澄清：毆打卞仲耘校長的人，沒有戴紅袖章、穿軍裝，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兵，最顯眼的裝束是把褲腿挽到膝蓋上，根本不穿鞋。聯想到當時是8月初的酷暑，學生穿長軍靴、大皮鞋的可能性的確很小。

同樣在政治高壓下，曾經揭發學迫害壞卞仲耘暴行的女附中老師劉秀瑩，在2012年接受訪談時，也明顯否認了L是毆打卞仲耘女生的說法，她說：“當時L才上初一，個子平常，根本不是個子又高又長”。

而D姓女生為兇手說主要來自於姚監復和王友琴。姚監復說王晶垚親口告訴他：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DN和DR到她家，警告王先生，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是被打死的。

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友琴的文章則說：“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DR，她身穿軍裝，腰繫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DR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據說王友琴曾經多次採訪王晶垚先生，所以，這兩個信源都來自於王晶垚。在民間則被進一步演繹為DR是兇手。

這兩個說法也明顯有紕漏。首先說，DN早在1964年就從女附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介入女附中文革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去卞家警告王先生一說顯然難以成立；其次，根據李紅雲的考證，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成立於8月8日，而卞仲耘之死在8月5日，所以 DR既不可能以紅衛兵裝束見王晶垚，更不是紅衛兵首領；再次，即便是王晶垚混淆了紅衛兵組織與師生代表會的區別，但是DR此時也並不是師生代表大會成員，顯然她對打人事件不負有領導責任，沒必要替學校去掩蓋真相。

所以，透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L姓和D姓女生為兇手說，在證據鏈上存在問題，不可以全信。筆者近年在閱讀一些史料時也發現，並不是所有的親歷者是完全誠實的，很多人不自覺會迎合權力或社會情緒的需要，去提供一些符合他們口味的“證言”，我們作為讀者要有鑑別能力，不能被這些親歷者的年齡或身份標籤所迷惑。

至於L姓和D姓女生為兇手說為什麼在社會上有市場，這個現象也值得琢磨。根本還是，文革結束後，對極左錯誤反思不徹底，並且反思和清算受到很大壓制，導致民間有一股怨氣和不信任感。把兇手的家庭權勢說的越大，民間就願意相信，認為遲遲不能懲罰兇手，系她們家庭阻撓的原因。所以，這種謠言流傳，罪責也不在老百姓，宏觀環境使然。

6. 宋彬彬關於8.18給領袖戴“紅衛兵”袖章是什麼回事？宋彬彬在紅八月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還沒有被公開批判，天安門城樓上新舊兩個陣營並列，氣氛尷尬。於是周恩來等人為了緩和氣氛，邀請一些中學選派紅衛兵上天安門，給領導人獻袖章。這時候，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劉進命令宋彬彬選拔40人上城樓，自己在廣場留守。

同學們遠遠看到毛澤東後，心情非常激動，都想給領袖敬獻紅袖章，但是因為有嚴密的保衛，大家並沒有機會靠近，又因公安部長謝富治認識宋彬彬，所以她有機會來到領袖跟前，並且領袖隨口說了一句“要武嘛”這個永載史冊的名言，不過這過程中，毛澤東始終不知道她是宋任窮的女兒。

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領袖獻上紅袖章，引起了女附中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的憤慨。她們的領袖梁二同找宋彬彬談話，說你是保工作組、犯了錯誤的人，怎麼有資格能給毛主席戴袖章呢？這是對主席最大的侮辱！為此宋彬彬又做了檢討，並在 8 月 19 日退出女附中“文革籌委會”，不再參與學校的文革運動。

8月20日，在宋彬彬不知情的情況下，《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署名是“宋要武（宋彬彬）”，第二天《人民日報》又頭版轉發。我們可以看出，宋彬彬在獻袖章和改名事件中，她是偶然參與，並且是被上層文革勢力所利用，而非主動參與。

宋彬彬退出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後，開始做逍遙派，更不用說參加“西糾”和紅八月暴力。中間只有1966年9月初，她受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之邀，去武漢參與保湖北省委的行動。王任重是宋任窮的老部下，宋彬彬覺得他平時品行端正，不是壞人，所以答應了他的請求。不料，宋彬彬到武漢後再次受到湖北省委的捉弄利用，湖北省委未經宋彬彬同意，就以“宋要武”的名義發表保省委的大字報，不但措辭違背宋彬彬等人的看法，還夾帶著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

總體看，宋彬彬對文革參與不深，早期的積極主動，更多是受教育宣傳的蠱惑，當革命理想與人性發生衝突的時候，她基本選擇服從人性。尤其是，在8.18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後，宋彬彬沒有選擇順杆爬，主動迎合中央文革派所好，像蒯大富、聶元梓一樣當造反英雄，也非常容易，她反而立刻選擇退出運動，這一點在當時而言，已經非常難得，有幾人能做到？

7. 應該如何看待宋彬彬、陳小魯、馬曉力等老紅衛兵的道歉行為？

2014年前後，宋彬彬、陳小魯和馬曉力等知名紅衛兵，先後主動為他們的文革所作所為道歉，一時引起社會關注。應該如何看他們的道歉行為呢？

筆者認為，這些“紅二代”出身的紅衛兵道歉本身就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事情。左派會認為他們這是向自由陣營的投靠，是叛徒，並且是醜化領袖、汙衊文革；右派又認為這是作秀，膚淺的道歉不會洗刷掉他們的原罪。

其實，文革初期的知名造反派，沒有道歉，反而在改革、市場陣營裡面混的風生水起的多的是，大家也沒有追究他們過去的歷史。反而道歉會激發大家爭議，想必宋彬彬等人在道歉之前會意料到這一點，但是他們明知不討好也要這麼做，體現出歷史和社會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