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現代化歷史座標軸上的鄧小平時代的改革，為何發生？做對了什麼？哪些沒有做到做好？
本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20週年，每當逢五逢十，我們都要莊重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與他誕辰100週年、110週年時不同，隨著時間和社會環境逐漸遠離鄧小平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們今天可以更清晰觀察、評價那個時代。本文就鄧小平時代改革的幾個關鍵問題做些拋磚引玉性質的研究，讓我們更清晰瞭解那個時代，以及更好思考怎麼做好未來的改革。
在本文的討論開始之前，首先我們需要定義一下“鄧小平時代”起止時間。筆者認為，從權力更替角度上講，鄧小平時代應該起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1992年的“十四大”。雖然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辭去了軍委主席一職，但是我們透過鄧小平年譜和文選可以看出，他仍在直接指導國家大政方針，並且有扭轉方向的能力（“南方談話”），直到“十四大”完成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交班，鄧小平才算正式退休，完全退居幕後。
從路線、思想上講，筆者認為鄧小平時代應該是始於1978年，而終於2008年左右。這是因為，雖然“十四大”完成了權力更替，但是鄧小平執政期間的改革任務，即完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仍未達成。1992年“南方談話”後，中國大概又用了9年時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隨後中國利用經濟體制轉型，以及加入WTO的紅利，初步實現了工業化（中國並於2010年製造業產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大致以2008年為轉折點，隨著中國工業化初步完成，以及國內國際局勢的新變化，黨和政府治理思路出現了明顯有別於鄧小平治國思維的新特徵，此所謂鄧小平時代的真正終結。
鄧小平時代改革是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主導的歷史的一部分。
自從新航路開闢之後，中國史逐漸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並且由於西方掌握了歷史的主導權，中國歷史演進歸根結底受全球史，尤其是西方史前進方向的左右。
整體而言，自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全球開始了“向左轉”的洪流，自由主義衰微。（其原因有二，一是第二次工業革命讓工業化在西方世界縱深發展，先發國家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因此工人階級空前壯大；二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重化工業主導的工業革命，鋼鐵、化工、重機械等都是重資產、重資本型產業，需要加強國家的投資和調控能力）這期間不但在資本主義薄弱鏈條上爆發了十月革命，西方國家也普遍放棄傳統自由主義模式，強化對經濟的干預，社會政策上也逐漸採取社會主義思想家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發展壯大，及至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計劃體制，都是全球“左轉”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不過，進入7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各模式（形形色色的計劃體制或凱恩斯主義）的弊端都逐漸顯現，自由主義再度興起，全球重新“向右轉”，後人將這些一時代普遍減少國家干預，增強市場自主性，降低稅率，完善私有產權保護的改革，謂之為“新自由主義”，其核心主張體現在“華盛頓共識”上。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影響力與當年社會主義一樣廣闊，除了伊朗、朝鮮、土庫曼等極少數國家採取了相反行動外，幾乎所有國家都採取了順應這個潮流的改革行動。比較典型的有：美國的里根新政，英國的撒切爾改革，東歐蘇聯劇變以及隨後的私有化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印度的1991改革，智利的皮諾切特改革等等。
（1984年鄧小平會見里根夫婦，80年代東西方各自最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家聚首）
中國的改革無疑是這些改革中最成功的一個。中國在沒有發生社會或經濟大的動盪情況下，就破除了原有的計劃體制，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可謂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以最小的代價實現體制轉軌的；並且又是發展中國家中，以最快速度實現工業化的，這不能不說這是個奇蹟。
1978年中國GDP的全球佔比僅為1.8%，降至歷史最低水平，不及晚清和民國，2021年這個比例已經達到18.37%，中國從經濟弱國一躍成為成為具有全球性領導力的經濟強國。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銀行所統計的155個經濟體中居第148位，是最貧困國家之一，比多數非洲國家的排名都要落後；2021年，中國人均GDP第一次超過全球平均水平，排名第79，成為中高收入國家或準發達國家。因此，鄧小平時代的改革，不僅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經濟政治秩序。
進入2008年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與以往任何模式一樣，在經歷了一段時間大流行後，弊端逐漸顯現，全球開始向逆自由化、全球化的方向發展，首先是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繼而特朗普主義興起，歐洲發生英國“脫歐”及右翼崛起，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都同時出現了對過去經濟模式的重大修正，甚至是牴觸反動。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步告別舊的發展模式，步入嶄新的一個階段，都體現了中西曆史發展的同步性。
現在經常看到有人討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放在中國整體歷史上來說是不是一種例外，或者說是反常態？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大家也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未來的事情，的歷史，我們無法精準預測，不過對於剛剛過去的這段歷史，筆者可以肯定的是：過去我們把中國改革的成功視做一種必然，其實這高估了人類的理性和歷史向前發展的必然性，現在重新審視的話，中國改革成功其實具有很大偶然性，是眾多稍縱即逝的國內和國際機緣的結合促成了這個成功，如果中國浪費掉了這些機緣，今天仍在處於貧困的半農業社會。
從國際來說，隨著技術資訊化和經濟資本化的來臨，全世界工業化先發地區，先是美國、西歐（70年代），繼而是日本和當時仍處於英國統治的香港（80年代），接著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90年代），發生了持續的，全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產業轉移浪潮，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火種和充足劑量的助推燃料。像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只靠承接某一個經濟體的技術和資本，是無法完成工業化的，只有這種全域性性的、持續的產業轉移，才能提供足夠多的產業資源，完成工業化過程。
（上海通用汽車工廠，中國利用發達國家產業轉移，進行製造業合作的最成功典範之一）
這個時期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優越的外部條件。中國鴉片戰爭以後的現代化程序的屢次失敗，跟外部條件險惡有關，所謂洋務運動毀於甲午戰爭，國民政府十年建設毀於八年抗戰。二戰後西方平權運動和去殖民化，促進了國際關係的進步一步民主化、平等化，同時，東西方領導人吸取二戰和冷戰的教訓，主動淡化意識形態和文明的分歧，求同存異，為中國獲取西方支援創造了歷史上再好不過的環境。
此外，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地緣政治競爭對手——俄羅斯、日本的同時衰退，也為中國崛起創造了百年不遇的好時機。中國近代化屢遭坎坷，外部原因主要是俄羅斯和日本蓄意阻撓，試想如果蘇聯-俄羅斯轉型成功，日本保持繼續崛起態勢，中國不可能從西方獲得如此多的產業資源，這兩個國家也會用各種方式干擾中國崛起，90年代它們嚴重衰退、自顧不暇，中國現代化之路才會如此坦平。
從國內來講，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一批具有歷史眼光、改革決心，又具有很強領導操作能力的“打江山”一代領導集體的存在，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在中國這樣保守惰性極強的大國推行改革是一項極其複雜、風險極高的工程，眼光、決心、經驗、權力操控度都缺一不可，鄧小平這一代領導群體也恰好是歷史上幾百年不遇同時具備以上素質的。可以參照的反例是蘇聯-俄羅斯改革，它的領導者雄心有餘而經驗、能力不足，最終社會代價高而效率低。
中國在經歷了建國前三十年人口高速增長後，讓中國勞動力資源極為充足，勞動年齡人口長期保持7億以上。同時，一直令人忽視的是，經歷了人口高增長後，中國政府立即採取的極其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又使得勞動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值）變得超低，鄧小平時代平均水平在42%左右（估計是人類歷史上最低的撫養比，低於同期發展中國家至少15%，發達國家至少25%，尤其是我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平均低於10%），形成了一個約40年的超低撫養比視窗期，社會撫養負擔達到最低化，極其有利於快速實現資本積累，完成工業化。
改革開放前，中國一個多世紀所嘗試的艱辛現代化轉型，都是因為國內條件與國際條件不匹配，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匹配而失敗。鄧小平時代改革成功，委實是各方面機遇都達到完美匹配，並且形成了一個持續時間很長的視窗期，才催生了這個巨型後發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奇蹟。
最近社會也都在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過去的改革做對了什麼？筆者去年和今年曾經寫了兩篇文章，做過一些總結。最近的一個心得是：鄧小平時代的領導集體以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堅持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化，這其實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基礎。
首先，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歷史來看，其實是開放早於改革。從1972年後，中國就開始大規模引進外國裝置，1974年中國外貿總額已經達到1959年的二倍，這說明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絡密度，已經超過了當年與蘇聯陣營高峰時期，所以，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的起點應該是尼克松訪華。從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看，開放也是為先，比如1978年、1979年已經開始更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後來被批評為“洋躍進”），並且批准設立了深圳、汕頭、珠海、廈門等四個特區，而這期間農村改革還在艱難中起步，直到1982年的“一號檔案”釋出後，包產到戶才獲得準生證。稍後，當對外開放已經形成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的成熟梯度時，經濟改革還在為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而僵持不下，直到1992年才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從改革的演講歷程來看，每次改革的深化，都是源於開放的擴大。經濟開放，讓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獨立於計劃體制的資源迴圈體系，削弱了計劃經濟的統治力（詳細可以參考傅高義所著的《先行一步》）；同時，外來的先進生產方式和技術，帶來的先行先試效果，從實踐層面直接否定了計劃體制的低效性，這些都有助於形成改革的壓力，不斷解體舊體制。比如1984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產生，最直接源於鄧小平等核心決策者視察深圳特區後，所感受到的震撼和刺激。再比如，90年代大幅度的經濟體制改革，相當程度是滿足“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進行需要；加入WTO後的史無前例的開放，進一步大大加速了國企改革、政府經濟治理模式改革和社會管理模式改革。
再次，中國早期現代化所需的技術和制度，主要源於吸收外界，而很少系內生自創，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化的深度，決定了改革的效果。從區域上看，我國最發達的地區是東南沿海以及北京等一線城市，這都是加入全球化最深的地方；從行業上講，中國目前的優勢產業是通訊、電子硬體、汽車等，也都是開放程度最高，加入全球供應鏈體系最深的行業。雖然參與全球化會有一定風險，但仍舊是根本塑造產業生命力的關鍵一招，而那些行政保護最強大的地區和行業，往往都是四十多年來變化最小的地區或行業。
從策略上來講， 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化的關鍵是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因為，雖然全球是一個多極化世界，但是毫無疑問美國主導的製造業供應鏈體系（以美國-日本-四小龍為梯度軸心）和金融體系（以紐約-香港-新加坡為梯度軸心），是最有影響力和最有活力的。二戰後，工業化成功的僅有幾個非西方體系經濟體，無疑例外都是妥善處理好與美國關係，加入了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的經濟體。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一個重要起點就是高層領導於1978年至1979年訪問東南亞、日本和美國，表達學習先進技術和開放投資的意願。此後，中美關係深化，中日密切活動（產生了中日關係蜜月期），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對臺提出和平統一、三通方針，在東南亞放棄“輸出革命”，中韓建交，實質都是服務於一個目標：與全球最活躍的產業、資本體系成員搞好關係，加入它們主導的全球化，儘可能多得引進技術和資本，快速實現工業化。
（1984年10月中英簽署解決香港問題的聯合宣告）
從實踐上看，鄧小平時代的這些戰略是非常有效的，中國透過對外開放，從1978年至2008年，中國累計利用外資8200多億美元，積累外匯儲備近3萬億美元，為工業化積累了充足而必要的資本。沒有充分開放，中國改革很可能會像朝鮮或古巴式的改革一樣，行而未遠就夭折。
第一，承認西方某些價值和制度的普世性，承認自身文化和制度的不足，以向西方學習，建立西方採用的某些體制為目標；同時堅定地走自己的路，而不迷信西方權威，順從西方一些理想主義者的指指點點。
第二，向下賦權，增加社會空間，尊重基層政府和民間的首創性。如果詳細考察改革開放開展、逐步深入的過程，它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個團體規劃出來的，而是在寬鬆的氛圍下，由一線的幹部群眾自發創造出來的，領袖和中央主要起認可、總結和推廣的作用，所以有的歷史學家講，鄧小平不是“總設計師”，而是“總批准師”。尊重基層創造性，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也是那個時代改革充滿魅力的原因所在。
（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手印和順德鄉鎮企業：改革開放是人民探索出來的）
第三，建立專業化的官僚體系和諮詢體系，最為人們熟知的是以體改委、農村政策研究室、社科院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團隊，尊重專業化團隊的作用，實質也是放棄對權力的迷信，而回歸對常識的尊重。
第四，以富民、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為基本落腳點之一，而不是烏托邦式的制度理想，或者單純以強國為目標。儘管改革開放的結果並不是公平的，但是它的確是一場全面普惠的變革，即便是最貧困的地區，收益最小的群體，他們的生活水平與改革前也有根本的變化。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後，我國在這漫長的五千餘年時間，始終處於農業社會。從先發地區歷史經驗來看，現代化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工業化，二是社會權力民主化、科學化。工業化實質是社會執行機制的一次根本重塑，從經濟邏輯、社會結構到個人生活方式、價值觀都發生根本變化。所以說，國際社會通常認為工業化國家才是發達國家，中東石油富國只能稱為“高收入國家”，因為這些地方沒有實現工業化洗禮，社會執行方式根本還處於前現代階段。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大致讓4.4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從農田轉移到工商機構，而後十年，中國又有2.1億人口進入城市，這意味著40年內中國約有6.5億人口從類似中世紀的傳統生活方式，步入現代生活方式，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國從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成為非農產業佔大多數的國家。
經歷了鄧小平時代改革的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已經不是小農或聽從於行政指令的國營工廠，而是數千萬個初具現代特徵的企業，其中相當一部分企業具有很強的創新組織能力，走在世界前列；我們的青年人初步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並且我們的國民開始更重視自我，即便是鄉村的Z世代，也在追求更自由的價值，更個性化的生活方式。總之，與改革前相比，我們社會和個體力量有了根本性的成長，我們社會內生的創造和發展能力有了根本變化。
因此，現在很多人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悲觀，筆者倒是持樂觀態度。因為未工業階段社會的文明，往往遭受創傷後就萬劫不復，但是工業化社會的文明，具有頑強的抵禦風險能力、再修復能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德國、日本都可以從戰爭廢墟中短時間恢復繁榮。我們也可以說，鄧小平時代的改革，不僅讓中國實現了繁榮富足，還奠定了長期繁榮富足的基礎。
最後談一談如何客觀認識鄧小平時代的改革。筆者認為，目前大家對這個時代的認識呈現兩種極端化：一種是我們過去比較熟悉的、完全否定改革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才是最公平、最正義的社會，改革完全是破壞性的、倒退性的，是一種充滿道德負面的變化；另一種是最近一些年新出現的，過分美化這個時代的認知傾向，周圍不乏很多知識分子、企業家、高階專業人士，開口閉口就是那個時代多麼英明偉大，認為當下的社會問題，都是背離了那個年代的改革模式導致的——貌似只要是遵循了那個年代的改革教導，就不會有經濟低迷，不會有中美衝突。
其實這是另一種歷史虛無，筆者和諸多讀者都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深知那個時代改革本身有諸多明顯的不足，在此僅羅列其中三四。
其一，制度轉型的滯後性。中國現代化的使命，一是前面講的經濟的工業化，另一層面是制度的現代化，這是現代化更深層的要求。從那個時代的改革內容上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速度遠遠滯後於經濟改革速度，導致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脫節，當下群眾所痛心疾首的腐敗、分配不公、缺乏財產安全均等問題都與之密切相關。制度建設不足，不但會嚴重掣肘社會進一步發展，過去的經濟建設成果也有得而復失的危險。
其二，沒有徹底反思和清除“左”的錯誤。“文革”結束後，黨內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領導人，以及廣大知識分子，曾經希望徹底反思和清除極“左”思想錯誤，在社會思想意識的核心問題上正本清源，徹底剷除“文革”這樣歷史悲劇重新發生的思想土壤。但是由於阻力重重，這種嘗試最終沒有進行下去。時至今日，很多極“左”思想元素以新的方式改頭換面出現，並且在青年人中頗有市場，這些都加劇了中國未來發展改革的風險。
其三，正因為我們的制度轉型滯後和思想解放不徹底，導致了我們沒有建立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儘管我們在這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取得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成就，但是政府與市場關係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的嚴重扭曲，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也沒有完全到位，法治建設滯後，這種非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會滋生民營經濟“增長天花板”，消費低迷、內需不足，金融市場波動性大（最明顯的是股災頻繁）等長期困擾經濟發展問題。
其四，改革中社會底層的利益，一直被忽略，甚至被犧牲，沒有建立一個公正的改革成果分配機制。除了改革之初，農民處境一度改善外，其他時段仍均處於利益被犧牲的角色，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末，農民負擔不斷增加，甚至接近歷史最高水平，“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雖然工業化過程中，先後數億農民工脫離鄉土進入城市，但是政府長期維持二元機制，壓低他們的福利待遇，剝奪與城市戶籍工人同工同福利的權利。在城市改革中，很多城鎮國有職工在改革中利益沒有得到合理保障，最明顯的是90年代後期的國企改革中，約有3000工人被下崗分流。我國在改革前是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經過了三十年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基尼係數最高國家之一。
此外，高房價、土地財政、地方債等問題也都是當初政策設計不周遺留的。因此，最幾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遇到的困境和新矛盾，並不能歸結為脫離了過去的發展模式，反而某種程度上講是過去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以上討論的幾項改革的不足，也並不是站在上帝視角苛責前人，這些問題都是改革過程中諸多幹部和學者反覆被呼籲，一再提醒，但是依然沒有收到重視或改正的，相當程度是人為原因導致的歷史欠賬。這些不足嚴重異化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初心，影響了人們的改革獲得感，也過早透支了發展紅利，後人為了解決當初的改革欠賬，不得不付出多得多的成本。
總之，認識到那個時代改革的不足，跟認識到它的成績和思想遺產一樣重要，只有科學評價過去的改革，未來才能更好繼續推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