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市中小學生心理健康促進條例》規定，學校可禁止學生攜帶手機等智慧終端，進入學校或者在校園內使用。中小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配合學校禁止或者限制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等智慧終端產品。
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很多學校早就這麼執行了。這類規定，也得到大多數家長的贊同。目的當然都是，為了避免孩子玩手機。
一、只禁進入校園
其實，中小學生帶手機，作用很大。
家長有聯絡孩子的需要。比如，來不及接孩子，就要提前打個電話給孩子，讓孩子和同學一起走回家。放學路上，如能隨時保持聯絡，家長也安心。我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孩子放學，自己走回去了，家裡學校，兩邊聯絡不上。
讓學校在專門在門口設定一個放手機的地方，不現實。手機也算貴重物品，學校也不想承擔這個麻煩。
諷刺的是，現在老師都會透過智慧終端佈置作業，並要求上傳，孩子就可以藉此玩手機。但沒有任何地方，任何學校，禁止老師用手機佈置作業。
同樣的，這個條例，規定了中小學生不能帶智慧終端，但卻沒有規定，老師不準在學校範圍之內，用學生做直播、發影片，賺流量。
智慧終端可以做到沒有娛樂性，孩子的確也有通訊需求，學校完成教學任務，也離不開手機。
那麼為何很多地方、很多學校，還是一刀切的禁止了一切智慧終端進入學校？而且，只是禁入校園，並不禁在家裡使用。
僅僅是為了學習嗎？
二、記錄與權利
學校在乎的恐怕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智慧終端的通訊與拍攝、記錄功能。
最近的社會新聞中，有孩子在武術學校、訓練營，死亡或被性侵的案例。這些機構無一例外地都要禁手機。家長們後來痛哭流涕，但他們沒想過，一個孩子，被剝奪通訊，長期離開家長，必然意味著不安全嗎？
學校和這些機構當然不一樣，一個人的通訊、記錄權利和他的安全、權益息息相關。這個原理仍然成立。
現在成年人遇事，都會立馬掏出一個手機開始拍或錄。
你會給你的貓買一個GPS，買一個攝像頭帶上項圈上。因為小貓不會說話，你想看看它每天在小區經歷了什麼，是否被其他貓欺負。
但你的孩子，也未必能描述、能定性自己的遭遇，即便明白，他也未必敢說出來。
網上著名的打學生的影片，都是因為拍了影片，流出。這些影片都是成年人拍到的，沒有學生自己拍的。如果中小學生，能帶手機進學校。流出的老師打人、同學霸凌的影片會不會更多？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一、二年級的小學生不敢、不會拍，但四、五年級，初一、初二的學生是會拍的。這肯定有利於治理霸凌和制止老師打人。對老師，對那些霸凌同學的孩子，會形成一種提醒。
道自己可能被拍，是每一個在公共場所的人都面臨的正常情況，對老師也沒什麼不妥。考慮到他們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場所，面對完全無力反抗自己的學生，這應該被接受。
實際上，此次《條例》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治理校園霸凌。我曾寫過文章，分析校園霸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校園的封閉性。禁止任何智慧終端進入校園，加大了學校的封閉性。
四，校園越來越封閉了
現在很多人說，日本人的學校不準中國人進，所以有陰謀。這當然是無事生非。因為，中國家長也進不了自己孩子的學校。學校成為一個完全封閉性的場所。
網上陰謀論的人的推測，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合理性：一個封閉的地方，更可能發生問題。日本人的學校，自然有安全部門強力監控，但學校的日常，卻應該對家長開放。
小時候上美術課，我們幾個孩子沒有帶畫筆，美術老師擰我們耳朵。恰好我爸到學校來，正好在教室後門看到了——他一直很喜歡出現在學校看我。他立刻找到了班主任反映。今天的家長几乎沒有這個機會了。所以有時候，很難說，我們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學校的鐵門一旦關上，家長很難進入，就像鐵幕落下。
其中發生的一切，都是封閉的。那些學校裝的攝像頭，往往在關鍵時刻會壞掉。甚至在法律意義上，學校也是封閉的。在地鐵上，你打一個人一耳光，肯定是拘留，但在校園內，老師打學生一耳光，只會停職。
家長想要了解孩子一天發生了什麼，遭遇了什麼，這是一個基本權利，並不多高的要求的。這會給老師造成一些麻煩，但這比起各種老師要填的報表，更必要。
五、看到，很重要
要不要對老師信任？當然要，就像應該對醫生信任，對官員信任、對銀行櫃員信任一樣。但為什麼銀行櫃員要工作在攝像頭下，官員有監察制度，醫生檢查女病人，需要第三人異性在場呢？信任和監督，是並行不悖的，信任是建立在監督制度上的，更本質的，信任是建立在瞭解上的。
只要學校吐出“成績”兩個字，中國家長就會立刻喪失對現實社會複雜性的認知，附和任何要求孩子放棄權利的要求。
中國家長不能只有當孩子吃了臭肉，才憤怒、才哭訴。總要思考一點深入的東西，比如，減弱校園的封閉性，維護家長的“進校權”。愛孩子，第一位，肯定是安全，而不是成績。這個道理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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