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影響著家長們的搖號決策。
文｜莊曉 編 | Sherry
來源｜外灘教育
“搖，還是不搖？”
最近，女兒正讀大班的朵拉發現，但凡朋友聚會都少不了這個“靈魂拷問”。還有不到一個半月，就是上海的“幼升小”了。朵拉也真切感到了撲面而來的焦灼。
焦慮的源頭正是2020年，上海市教委釋出的“搖號新政”。朵拉現在還記得搖號政策實施前，有同事會帶著幼兒園的孩子，穿梭在各種補習班裡，只為考上名聲不錯的小學；隨著“公民同招、超額搖號”的政策落地，身邊朋友開始陸續“躺平”，而曾經上海熱火朝天的“幼升小”，也慢慢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如今，距離“搖號元年”已悄然過去了五年。
隨著升學政策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原本在擇校上有些淡定的朵拉，卻忽然敏銳感到，無論民辦學校還是家長的心態，多多少少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尤其是眼下，上海小升初四面來風的“自招”訊息，又一次將“擇校”這股風浪吹向了幼升小，以往打定主意不搖號的朵拉，心思也不免活絡起來。
孩子少了，學校卻變多了
這些天，朵拉一直在和朋友討論幼升小。公民同招政策落地後，未雨綢繆的她，早早買入了學區房，一心一意想進對口的公辦小學。
一方面，是她覺得公辦小學教學質量還不錯，另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熱門的民辦學校太難“搖”。
媽媽王洪至今還記得去年搖號時的焦灼。
為了搖中心儀學校，她幾乎跑遍了上海周邊有名的寺廟。等待搖號結果的那一刻，雙手也是止不住地顫抖。
因為家對口一所普通小學，王洪幾乎把搖號視作為孩子升學唯一的機會。那時，積極跑各類學校開放日的她，做了細緻的功課：
去年她心儀學校搖號中籤率不到35%，但或許是功課做得夠足夠充分，孩子最終順利獲得了入學的“領獎券”。
相較於王洪的積極主動，有了“保底”選擇的朵拉，則顯得佛系不少。在過去五年，她對口的這所公辦學校，一直高掛適齡兒童的超額預警。一旦民辦學校不能搖號成功，孩子就可能回不到原本對口的公辦小學，甚至還無法進入原本對口的公辦初中——“風險實在是有些太大了。”
不過一心求穩的朵拉，還是多多少少感覺到了今年和往年的不同之處。
最直觀的變化，那就是孩子變少了。
朵拉朋友為了讓孩子入讀知名的雙語幼兒園，要填寫各類表格、還要參加各種訪校面試，才能換來孩子入學的些許可能。而到了朵拉孩子入學的這一年，可能只要一個報名電話，就能拿到入學的名額。
“這也意味著今年搖號人數，可能會比去年還要少一點，相比之下，競爭可能沒那麼激烈了。”
而另一層保障，則是學校變多了。
為應對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首個入學高峰期，這幾年上海一直在動態佈局資源，新建和改擴建學校。僅2024年，上海全市就新增了約7000個一年級學位。
另外，根據《民促法》的相關條例和要求，世外、平和、愛菊等教育集團也在這兩年建立了不少新校，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此消彼長下，朵拉發現，不少家長們耳熟能詳的學校，實際招生門檻較往年，都有所下調。
擇校的苦，插班的路
入學的選擇多了，父母的心思難免會發生變化。朵拉更在意的，還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在朋友圈，她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那就是“公辦什麼都不教、民辦什麼都會教。”
隨著雙減政策落實以來，朵拉觀察到家附近的公辦學校，很少會留回家作業，這就給校內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看著學校公佈的一週課表，朵拉心裡也不由打起了鼓：“就拿一年級英語來說，滿打滿算一週才兩節課，零基礎入學的孩子，能跟上越來越難的英語新教材嗎？”
孩子在某個公辦學校讀三年級的安安媽媽，就曾帶著孩子參加某一機構的分班測試，結果校內成績還不錯的兒子，在這場測試中絲毫不佔優勢。“差距不是一星半點，很多數學思維你低年級沒有學過，到了三四年級，就很難趕上校外孩子的水平。”
透過這次測試，想要在小升初裡搏一搏的安安媽媽，也看清了校內基礎和校外拔尖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而這光靠校內鞏固基礎，顯然是不夠的。
安安媽媽更擔心的是，一步落後，就可能就步步落後。
這幾年，“貫通”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熱詞。從中考和高考命題來看，不僅考點梯度趨於一致、招生規模也極有可能趨同。
隨著上海一些拔尖人才的實驗班成立，心熱的家長們既眼紅著這些班級的資源，也羨慕能打通初中和高中學段的貫通教育。
眼下，有關上海中考自招的訊息，在安安媽媽朋友圈傳得沸沸揚揚。“是不是孩子校外起步越早，就能有更多機會呢？”她最近不時也感到後悔——如果當初選擇讓孩子進民辦學校，是不是就能幫助孩子補上最初的空白？
而這也是搖號入學的王洪，對民辦學校最滿意的一點。
從孩子入校開始，學校就做足了分層教學的準備。按照不同孩子吸收的程度，老師會專門提供難易不同的作業。
王洪做過比較，學校最難的作業，完全趕得上校外頭部興趣班的難度；當然基礎作業部分，知識點佈置也是相當紮實。
此外，學校提供的雙語教學，也讓孩子能夠輕鬆補齊英語的短板。緊抓課業之餘，學校還會舉辦一些豐富的活動，孩子每天上學，都是開開心心的。
“這真的就足夠了。”王洪告訴外灘君，有了學校的統一規劃，家長在家庭教育裡也有了明確的“抓手”，幫著孩子一步步複習，緊跟校內的進度。如果孩子真的在學科上有某些方面的潛力，學校還會組建更難度的學習小組，託著孩子向前走。
但更多的家長，被擋在了搖號大門的外面。
王洪就認識一位搖號失敗的媽媽，一年後又來參加學校插班考，但是再次遺憾敗北。“大多數搖號難搖的學校，名額有限，插班考都是優中選優，如果不做好充分的準備，真的很難順利透過考試。”
因而臨近搖號季，王洪都會極力勸說周邊朋友勇敢搖號。“很可能搖號是你和夢校間最近的一次距離。”
家庭也可以成為微型的學習中心
最近，心動的朵拉也參加了幾所熱門民辦學校的開放日。她驚訝發現，有些學校的開放日堪稱“秒殺”，熱門時段的探校名額，很快就被搶光了。
讓家長們“狠”心動的一點，是這類學校大多辦學質量有口皆碑，而且還打著“雙軌制”的旗號。“大家都是既想孩子學好、又不想那麼卷，更沒下定決心要走體制外的規劃。”
而上海民辦學校無疑也在暗暗迎合著家長們的喜好。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將目光聚焦於體制內升學，更多曾經的國際化學校，也開始佈局高考升學的新賽道。這些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無疑也在影響著這屆家長們的搖號決策。
去年搖號失敗後，秦青曾在家裡哭了兩天。“那時確實心態有點搞崩了，總有一種對不起孩子的內疚感。”但很快，她又振作了起來——起碼孩子被統籌到家附近的公辦後，接送這塊就不成問題了。
“像我們之前看中的民辦還蠻挺遠的，孩子如果真的搖進去，每天校車就會佔用不少時間，要麼一家人就要搬到學校附近，搖號前，我家人也在問，這種犧牲真的值得嗎？”
搖號成為定居後，秦青一家也鬆了口氣。冷靜下來的她，算了一筆賬。發現加上學雜費、生活費等額外花銷，孩子公辦五年讀下來，總共還能省下近100萬。
現在，秦青打算將這筆“鉅款”，以其他方式重新投入到孩子身上。
在秦青的課外規劃裡，除了線上線下尋找孩子感興趣的學科資源外，她還會給孩子配置相應的體育、藝術課程，儼然把自己的小家，打造成了一個微型的學習中心。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不錯的教學資源，對於有心的家長來說，這點並不難。”經過疫情的考驗後，秦青發現現在市面上不少教育產品，都在教學內容和教育反饋環節下足了功夫，甚至不少學校，也成了這些教育產品的購買主力。
當然，有時課外興趣班的頻繁選擇，會增加試錯成本。但在秦青看來，也是瞭解孩子的一種途徑。她覺得，父母有時會比學校更瞭解孩子的需求。“孩子適合什麼，家長一定要自己先想清楚，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一條更短的學習路徑。”
而從加拿大回流的媽媽Nancy，也沒有一心要進民辦的執念。雖然她也有一些心動的目標民辦校，但在深入瞭解的過程裡，她打起了退堂鼓。
“雖然有些民辦學校確實會非常謹慎來處理類似霸凌的問題，但是在學生層面上，多少會有一些不同價值觀的取向。”Nancy告訴外灘君，她就曾親耳聽到幾位孩子用金錢來衡量自己收到的生日禮物，這讓她心裡多少有些不舒服。
在她看來，公辦學校對孩子德育的重視，恰能補上教育中缺失的一環。在和背景迥異的同學交往中，孩子會自然地去學怎麼交朋友，如何和大家相處；在日常行規裡，也可以明確更多規則意識，初步認識身邊的世界。
雖然公辦學校有些規則在Nancy看來，有些不近人情，但Nancy也看到了溫情的另一面。“低年級課間孩子確實不能離開教室，但有時老師也會創造一些機會，獎勵孩子出教室放放風、玩一玩。”
眼下，Nancy孩子的學校，越來越重視體育和美育、也開展了專案式學習、開設了人工智慧課、各類興趣選修課，這些變化也讓Nancy感到驚喜。“小學教育只是孩子人生的一個起點，未來很長，時代也在發生變化，當父母還是要take easy，可能人生的容錯率，要比我們想象得高出不少。”
當然，無論是秦青還是Nancy，也時刻關注著民辦學校辦學的資訊以及教育領域的新變化。她們也期待有更多民辦學校，可以踏實教研，迎接未來AI時代的新變化，提供更有價值的教育。
“辦學創新上，可能民辦學校的包袱會更輕一些。說不好，我們還會在後面重新再殺進去。”秦青笑道。
誠然，有時家長規劃再好，也趕不上孩子的變化。眼下幼升小的擇校路上，無論選擇公辦還是民辦，秦青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孩子拼命自雞、家長拼命託舉，剩下的就坦然交給命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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