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影響著家長們的搖號決策。
文|莊曉 編 | Sherry
來源|外灘教育
“搖,還是不搖?”
最近,女兒正讀大班的朵拉發現,但凡朋友聚會都少不了這個“靈魂拷問”。還有不到一個半月,就是上海的“幼升小”了。朵拉也真切感到了撲面而來的焦灼。
焦慮的源頭正是2020年,上海市教委釋出的“搖號新政”。朵拉現在還記得搖號政策實施前,有同事會帶著幼兒園的孩子,穿梭在各種補習班裡,只為考上名聲不錯的小學;隨著“公民同招、超額搖號”的政策落地,身邊朋友開始陸續“躺平”,而曾經上海熱火朝天的“幼升小”,也慢慢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如今,距離“搖號元年”已悄然過去了五年。
隨著升學政策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原本在擇校上有些淡定的朵拉,卻忽然敏銳感到,無論民辦學校還是家長的心態,多多少少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尤其是眼下,上海小升初四面來風的“自招”訊息,又一次將“擇校”這股風浪吹向了幼升小,以往打定主意不搖號的朵拉,心思也不免活絡起來。

孩子少了,學校卻變多了
這些天,朵拉一直在和朋友討論幼升小。公民同招政策落地後,未雨綢繆的她,早早買入了學區房,一心一意想進對口的公辦小學。
一方面,是她覺得公辦小學教學質量還不錯,另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熱門的民辦學校太難“搖”。

媽媽王洪至今還記得去年搖號時的焦灼。
為了搖中心儀學校,她幾乎跑遍了上海周邊有名的寺廟。等待搖號結果的那一刻,雙手也是止不住地顫抖。

因為家對口一所普通小學,王洪幾乎把搖號視作為孩子升學唯一的機會。那時,積極跑各類學校開放日的她,做了細緻的功課:
去年她心儀學校搖號中籤率不到35%,但或許是功課做得夠足夠充分,孩子最終順利獲得了入學的“領獎券”。
相較於王洪的積極主動,有了“保底”選擇的朵拉,則顯得佛系不少。在過去五年,她對口的這所公辦學校,一直高掛適齡兒童的超額預警。一旦民辦學校不能搖號成功,孩子就可能回不到原本對口的公辦小學,甚至還無法進入原本對口的公辦初中——“風險實在是有些太大了。”
不過一心求穩的朵拉,還是多多少少感覺到了今年和往年的不同之處。
最直觀的變化,那就是孩子變少了。
朵拉朋友為了讓孩子入讀知名的雙語幼兒園,要填寫各類表格、還要參加各種訪校面試,才能換來孩子入學的些許可能。而到了朵拉孩子入學的這一年,可能只要一個報名電話,就能拿到入學的名額。

“這也意味著今年搖號人數,可能會比去年還要少一點,相比之下,競爭可能沒那麼激烈了。”
而另一層保障,則是學校變多了。
為應對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首個入學高峰期,這幾年上海一直在動態佈局資源,新建和改擴建學校。僅2024年,上海全市就新增了約7000個一年級學位。
另外,根據《民促法》的相關條例和要求,世外、平和、愛菊等教育集團也在這兩年建立了不少新校,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此消彼長下,朵拉發現,不少家長們耳熟能詳的學校,實際招生門檻較往年,都有所下調。

擇校的苦,插班的路
入學的選擇多了,父母的心思難免會發生變化。朵拉更在意的,還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在朋友圈,她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那就是“公辦什麼都不教、民辦什麼都會教。”
隨著雙減政策落實以來,朵拉觀察到家附近的公辦學校,很少會留回家作業,這就給校內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看著學校公佈的一週課表,朵拉心裡也不由打起了鼓:“就拿一年級英語來說,滿打滿算一週才兩節課,零基礎入學的孩子,能跟上越來越難的英語新教材嗎?”

孩子在某個公辦學校讀三年級的安安媽媽,就曾帶著孩子參加某一機構的分班測試,結果校內成績還不錯的兒子,在這場測試中絲毫不佔優勢。“差距不是一星半點,很多數學思維你低年級沒有學過,到了三四年級,就很難趕上校外孩子的水平。”
透過這次測試,想要在小升初裡搏一搏的安安媽媽,也看清了校內基礎和校外拔尖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而這光靠校內鞏固基礎,顯然是不夠的。
安安媽媽更擔心的是,一步落後,就可能就步步落後。
這幾年,“貫通”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熱詞。從中考和高考命題來看,不僅考點梯度趨於一致、招生規模也極有可能趨同。
隨著上海一些拔尖人才的實驗班成立,心熱的家長們既眼紅著這些班級的資源,也羨慕能打通初中和高中學段的貫通教育。

眼下,有關上海中考自招的訊息,在安安媽媽朋友圈傳得沸沸揚揚。“是不是孩子校外起步越早,就能有更多機會呢?”她最近不時也感到後悔——如果當初選擇讓孩子進民辦學校,是不是就能幫助孩子補上最初的空白?

而這也是搖號入學的王洪,對民辦學校最滿意的一點。
從孩子入校開始,學校就做足了分層教學的準備。按照不同孩子吸收的程度,老師會專門提供難易不同的作業。
王洪做過比較,學校最難的作業,完全趕得上校外頭部興趣班的難度;當然基礎作業部分,知識點佈置也是相當紮實。
此外,學校提供的雙語教學,也讓孩子能夠輕鬆補齊英語的短板。緊抓課業之餘,學校還會舉辦一些豐富的活動,孩子每天上學,都是開開心心的。
“這真的就足夠了。”王洪告訴外灘君,有了學校的統一規劃,家長在家庭教育裡也有了明確的“抓手”,幫著孩子一步步複習,緊跟校內的進度。如果孩子真的在學科上有某些方面的潛力,學校還會組建更難度的學習小組,託著孩子向前走。

但更多的家長,被擋在了搖號大門的外面。
王洪就認識一位搖號失敗的媽媽,一年後又來參加學校插班考,但是再次遺憾敗北。“大多數搖號難搖的學校,名額有限,插班考都是優中選優,如果不做好充分的準備,真的很難順利透過考試。”
因而臨近搖號季,王洪都會極力勸說周邊朋友勇敢搖號。“很可能搖號是你和夢校間最近的一次距離。”

家庭也可以成為微型的學習中心
最近,心動的朵拉也參加了幾所熱門民辦學校的開放日。她驚訝發現,有些學校的開放日堪稱“秒殺”,熱門時段的探校名額,很快就被搶光了。
讓家長們“狠”心動的一點,是這類學校大多辦學質量有口皆碑,而且還打著“雙軌制”的旗號。“大家都是既想孩子學好、又不想那麼卷,更沒下定決心要走體制外的規劃。”
而上海民辦學校無疑也在暗暗迎合著家長們的喜好。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將目光聚焦於體制內升學,更多曾經的國際化學校,也開始佈局高考升學的新賽道。這些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無疑也在影響著這屆家長們的搖號決策。

去年搖號失敗後,秦青曾在家裡哭了兩天。“那時確實心態有點搞崩了,總有一種對不起孩子的內疚感。”但很快,她又振作了起來——起碼孩子被統籌到家附近的公辦後,接送這塊就不成問題了。
“像我們之前看中的民辦還蠻挺遠的,孩子如果真的搖進去,每天校車就會佔用不少時間,要麼一家人就要搬到學校附近,搖號前,我家人也在問,這種犧牲真的值得嗎?”
搖號成為定居後,秦青一家也鬆了口氣。冷靜下來的她,算了一筆賬。發現加上學雜費、生活費等額外花銷,孩子公辦五年讀下來,總共還能省下近100萬。
現在,秦青打算將這筆“鉅款”,以其他方式重新投入到孩子身上。
在秦青的課外規劃裡,除了線上線下尋找孩子感興趣的學科資源外,她還會給孩子配置相應的體育、藝術課程,儼然把自己的小家,打造成了一個微型的學習中心。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不錯的教學資源,對於有心的家長來說,這點並不難。”經過疫情的考驗後,秦青發現現在市面上不少教育產品,都在教學內容和教育反饋環節下足了功夫,甚至不少學校,也成了這些教育產品的購買主力。
當然,有時課外興趣班的頻繁選擇,會增加試錯成本。但在秦青看來,也是瞭解孩子的一種途徑。她覺得,父母有時會比學校更瞭解孩子的需求。“孩子適合什麼,家長一定要自己先想清楚,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一條更短的學習路徑。”

而從加拿大回流的媽媽Nancy,也沒有一心要進民辦的執念。雖然她也有一些心動的目標民辦校,但在深入瞭解的過程裡,她打起了退堂鼓。
“雖然有些民辦學校確實會非常謹慎來處理類似霸凌的問題,但是在學生層面上,多少會有一些不同價值觀的取向。”Nancy告訴外灘君,她就曾親耳聽到幾位孩子用金錢來衡量自己收到的生日禮物,這讓她心裡多少有些不舒服。
在她看來,公辦學校對孩子德育的重視,恰能補上教育中缺失的一環。在和背景迥異的同學交往中,孩子會自然地去學怎麼交朋友,如何和大家相處;在日常行規裡,也可以明確更多規則意識,初步認識身邊的世界。

雖然公辦學校有些規則在Nancy看來,有些不近人情,但Nancy也看到了溫情的另一面。“低年級課間孩子確實不能離開教室,但有時老師也會創造一些機會,獎勵孩子出教室放放風、玩一玩。”
眼下,Nancy孩子的學校,越來越重視體育和美育、也開展了專案式學習、開設了人工智慧課、各類興趣選修課,這些變化也讓Nancy感到驚喜。“小學教育只是孩子人生的一個起點,未來很長,時代也在發生變化,當父母還是要take easy,可能人生的容錯率,要比我們想象得高出不少。”
當然,無論是秦青還是Nancy,也時刻關注著民辦學校辦學的資訊以及教育領域的新變化。她們也期待有更多民辦學校,可以踏實教研,迎接未來AI時代的新變化,提供更有價值的教育。
“辦學創新上,可能民辦學校的包袱會更輕一些。說不好,我們還會在後面重新再殺進去。”秦青笑道。
誠然,有時家長規劃再好,也趕不上孩子的變化。眼下幼升小的擇校路上,無論選擇公辦還是民辦,秦青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孩子拼命自雞、家長拼命託舉,剩下的就坦然交給命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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