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老C
青年思潮的改變,還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其中中美抗疫的不同結果,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國體制在青年心目中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國自身。青年對資本反感並非只在中國存在,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是一樣的。
續上一篇
4、
自由派失去新一代青年的第二個原因,是過去二十年中國和世界的變化,這種變化徹底的改變了青年的思想。
就舉我自己的例子吧,這20年,我自己也從青年變成了中年。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出國。大二就開始準備考託福GRE,把超過60%的學習時間都放在背GRE單詞上。俞敏洪老師的紅寶書,天天隨身攜帶。
從中學到大學,我最厭惡的課就是政治課。大學的那幾門政治課,老師上的無精打采,完全靠每節課點名來逼迫學生上課。中學大學政治課的效果,對我來說完全是負面的。政治課只會讓我加倍厭惡傳統的那套政治敘事體系。
然而我的英語一直不夠好,GRE分數不夠,本科畢業時出國未遂。
畢業後,我第一個工作是體制內的,考上了比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領導動員我入黨,當時我心裡想的是:我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才不能墮落到要去入黨。
那時還是一心想出國,上班偷偷背單詞,下班每天晚上做一套GMAT題,一心要繼續努力出國。在體制內呆了一年多點就離開了,現在看起來,那個工作其實挺不錯的。當時年輕氣盛不太珍惜。以後,就再也沒在體制內待過一天。
那個時候,我對體制是充滿著厭惡的,對西方國家是充滿憧憬的。
其後,經過了出國讀MBA,看到了真實的西方,又在外企工作多年,比較成熟了,認識到西方的那一套確實不適合中國國情,原封不動的照搬會出大問題。但當時,我的思想還是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優越的,是歷史的終結。中國因為經濟落後,人口素質差,所以不能馬上應用西方民主的體制,需要很長時間,幾代人來過渡。那時我這種思想已經算是保守派了,那時的自由派恨不得馬上就來個休克療法,馬上就全盤照搬西方的體制。
西方民主體制明顯更優越,可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是那時候(10年前)社會的主流思潮。
舉個例子。2010年底,爆發了阿拉伯之春。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下臺,敘利亞內戰爆發,10月,利比亞變天,卡扎菲被殺。現在看起來,阿拉伯之春,是一場美國影響下的顏色革命,對這些阿拉伯國家,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場徹底的悲劇。敘利亞十年內戰,利比亞陷入分裂泥潭,埃及政治強人重新統治,而第一個爆發革命的突尼西亞,經濟停滯10年。
但那時,中國的主流看法不是這樣。2012年3月,當記者問一位國級領導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時,這位領導的回答是:“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趨勢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這個採訪百度可以查到,沒被限制,所以應該可以寫吧)
這位領導當時的判斷無疑不太正確,阿拉伯人沒有得到民主,也沒形成什麼不可阻擋的追求民主的趨勢。但我相信當時這句話是這位領導的真心話。說真心話是無可非議的。那時,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明顯優越的體制,只是對這種制度是否適合當前的中國有分歧。
10年前,黨的形象和今天比,也差了很多。2011年,某頂尖大學黨支部給某副國級領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黨員被社會歧視,被社會嘲諷,黨員過街,人人喊打,不情願亮黨員身份。信裡面寫了一個這樣的小故事 :“今天一個女大學生去面試,經理看了看簡歷抬頭問她:‘你是黨員?’那個女生頓時緊張了起來,激動地說:‘黨員也有好人啊!’”。這些大學年輕黨員感到迷惘,該不該在外界自稱黨員,亮不亮黨員身份?
該領導看了後去大學和學生交流上黨課,交流主旨是雖然黨犯過錯誤,但還是有糾正能力的,雖然有腐敗問題,也在努力解決,大家還是要對黨有信心,黨能夠找到正確的道路。要敢於在外面說自己是黨員。會場上當場有學生遞條子,問“對黨的未來怎麼看,黨有沒有未來?” (這個事件百度也能查到)
10年前,社會的主流思潮中,黨、政府和體制的形象,遠遠不如今天。
今天的美國政客和媒體,認為美國人被中國騙了。美國原以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國最終會皈依美國,採用西方的民主體制。其實,中國沒忽悠美國。十幾年前,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可美國的體制優越性,也認為在未來,中國需要過渡到類似美國的那種體制。區別是右派認為應該馬上變天,溫和左派認為穩定第一,需要幾代人努力之後才行。我當時算是溫和左派,認為穩定第一,美國雖好,不能著急。
真正讓中國人對美國的體制失去信心的,是美國自己,不能責怪他人。
我個人對美國體制產生質疑,起始於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民主,居然選出了這麼一個不靠譜的總統。隨後我開始認真思考美國的體制問題,並在19年寫了那篇《民主的黃昏》。
我個人真正徹底轉過來,得到2020年疫情之後。
當我瞭解到新冠病毒的潛伏期和傳播力後,我對中國能控制住疫情其實是沒有太大信心的。當時我寫了一系列疫情的文章,從來不敢說中國必勝。主要就是表達如果疫情發生在西方國家,也會完全無法控制的觀點,就算中國輸給了疫情,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天塌不下來。20年2月時,我是不敢拍胸脯說中國一定能戰勝疫情的。
當時,我和武漢當地朋友,去武漢的媒體記者,一些醫學和傳染病學的朋友也交流過。因為新冠的潛伏期,隱蔽性和傳染力,他們私下裡的觀點也都是控制疫情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這個觀點管軼公開也表達過。其實,他們的判斷不算錯,今天的世界,除了中國外,沒有一個國家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當時,國家說要一定要堅決戰勝疫情,我當時的感覺是憂心忡忡,覺得話說的太滿了……但中國,在全體民眾和政府的努力之下,完成了難以想象的艱鉅任務,控制住了疫情。這件事,回想起來,至今我仍有不可思議的感覺,對我個人認知的衝擊相當大。
5、
我的思想經歷,應該還有些代表性。我有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就是在這兩三年,改變了原先的看法。
我認為,所謂的輿論監管,其實效果不是那麼好,很難單純靠監管改變民意思潮的主流。輿論整肅只能讓青年面上不說,心裡照樣不爽。12-16年,青年人主要的不滿還是針對體制的,那時小粉紅是貶義詞。
真正民意思潮的改變是18年才開始有的。民意主流思潮徹底轉變,是疫情後的事情。客觀環境的幾點變化,導致了這個轉變:
16年特朗普上臺,美國選了個不靠譜的總統。中國人開始對美國體制有了一些懷疑。18年貿易戰關稅戰。當時很多人是沒信心。中國對美出口遠大於進口,進口又有很多必需品,關稅戰後面也沒有辦法繼續對等報復了。18年美國打壓華為,11月孟晚舟事件。當時罵華為的人不少,說華為活該的人也不少。當時輿論場有很多人主張貿易戰儘快妥協,體制內這種觀點也為數不少。
18年美國的極限施壓,在中國青年中引發了壓抑、憤怒、被欺負的情緒。這種情緒,和99年炸館事件後的青年情緒是很類似的。只不過,那次之後,發生了911,中國入世,中美關係迅速改善。這次就沒那麼簡單了。
19年香港風波,大陸這邊意識形態實際上拿到了很大的加分。大陸人對香港的心態是很複雜的。認為香港人有經濟優勢,對大陸居高臨下,社會也更自由。結果香港人還不滿足。同時香港問題是一個身份政治問題,讓大陸青年對香港對西方產生更大的不滿。西方媒體的雙標報道也讓很多中國青年感到憤怒。
但直到20年初主流思潮還是沒轉過來。20年2月初,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大家估計都還有印象。各種神仙鬼怪都跳出來了。一段“說實話,是病毒殺死了醫生,不是傳喚的人也不是醫院也不是zf。現在我們還是要冷靜,真正的敵人是病毒”這樣的非常正常理性的發言,在網上被罵的狗血淋頭。
西方媒體那時說新冠是中國切爾諾貝利時刻,那段時間真有這個感覺的。
結果呢。新冠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反而變成了西方的切爾諾貝利。之前被西方打壓積累的憤怒,特朗普對中國的惡狠狠的攻擊,中國戰勝疫情的自豪,對發達國家抗疫失敗的鄙視交織在一起,才有今天的思潮。小粉紅,這個詞也就翻身了。
疫情,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衝擊國會山,美國對中國歇斯底里的抹黑和攻擊。讓很多中國人第一次覺得,也許中國的體制真的不比美國的體制差。
今天的青年人所謂的“愛黨愛國反資本主義”的主流思潮,實際上的歷史只有1-2年時間,大概從香港風波開始,抗疫勝利後形成。
即使在2020年初,民意思潮和現在也完全不一樣。民意思潮的轉變的主因,不是政府的監管,也不是宣傳部門的引導和管控,核心原因還是客觀事實。中國打贏了抗疫這場戰爭,美國打輸了。這個對比太強烈了。如果中國抗疫和美國一樣垮,上億人感染,幾百萬死亡,民意思潮根本不可能轉過來。
在中國疫情嚴重時,自由派的那些文章成為了笑柄。
張千帆教授的那篇《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在網際網路上留下了永遠的記憶。張教授的那段:“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於搖籃。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把自由派的公信力,直接打到了谷底。
自由派在疫情期間的種種行為,讓中國的青年人怎麼能再相信你們?你們說民主國家不會有疫情,但結果呢?你們自己犯了錯誤,怎麼能把失去新一代青年人的責任都推給監管呢?
今天中國的青年,看到美國的亂象和拉胯,看到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種種可笑言論,自然而然就不會跟著自由派走了。
未來人類的命運充滿未知,傳染病危機,氣候危機、經濟危機、地緣政治危機都可能爆發。如果世界陷入混亂,那究竟是西方民主體制還是中國式體制更適應一個混亂的世界?我無法給出一個答案。但至少在抗疫方面中國體制明顯優越。也許中國式的體制更能適應亂世。
6、
古往今來,無論中國外國,青年都是最有反體制傾向的群體。青年反體制再正常不過了。中國今天這麼多青年維護體制,才是異常現象。
為什麼今天中國的青年反資本但不反體制?
自由派的朋友需要深入理解全球青年人的主流政治立場。
西方定義下的自由派/左派(Liberal),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經濟上是干預主義。主張:大政府,結果公平,偏向弱勢群體。西方定義下的保守派/右派(Conservative),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經濟上是自由放任。主張:小政府,低稅收,機會公平,減少福利。
西方的右派是更純粹的更傳統的資本主義。但青年通常是偏左的。青年逆反不服管,政治上喜歡自由主義,經濟上比中老年人窮,積累的財產少,所以追求公平。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是幾乎所有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美國的反戰運動、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日本的全共鬥都是很激進的學生運動。
中國的左右和美國定義不同。中國的過去的官方意識形態(16年以前)裡:經濟上其實是偏自由放任的,至少比歐洲更接近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美國差不多。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穩定第一。
中國的自由派/右派是政治上自由主義,經濟上也是自由放任主義。中國的左派定義就不清晰了。經濟上肯定是干預主義,政治上就有分歧了。主流左(中左)是政治上保守主義,維護權威,維護體制,經濟上干預主義。另一種左(極左)政治上是無政府自由主義,反體制,經濟上干預主義。文革的左派就是後者。極左其實在中國是與官方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
一般所說的青年人喜歡自由派,是西方語境下面的自由派,政治主張自由,經濟主張公平,而不是中國語境的自由派。


青年真正最關心的,還是經濟上的問題。18-29歲的年輕人中,有55%在最終大選中選擇了希拉里,37%選擇了特朗普。但是,在民主黨初選中,71%選擇了桑德斯,28%選擇了希拉里。至少,在選擇民主黨的青年人中,在經濟方面更激進的桑德斯明顯更受歡迎。西方的青年,本來就有強烈的反資本傾向。

提到民營企業,一個常用的數字就是,民營企業提供了中國80-90%的就業。今日中國的青年,估計也有差不多80%在民營企業就業吧。
這些青年日常接觸的“權威”是企業老闆,企業中的上級,而不是體制。青年和政府體制的互動,雖然肯定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了。青年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對主要矛盾,是面對代表資本的老闆、公司、上司。青年天生有反抗性,天生不爽。他們因此產生反抗資本的情緒,不足為奇。
我的個人感覺是:體制外青年反而對體制怨言更少。比如,對國企是否有效率的看法,反而是國企自身員工,對國企的問題更多微詞。因為在體制內的人,反而看到體制的缺點更多,受到體制的直接壓力會更大。
今天的青年,工作的重壓之下,對資本產生反感,不是很正常的嗎?即使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信念最根深蒂固的國家,也有高達一半的青年,對社會主義抱有更大的好感。更不要提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了。
還有最後一部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