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青年思潮的改變，還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其中中美抗疫的不同結果，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國體制在青年心目中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國自身。青年對資本反感並非只在中國存在，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是一樣的。
續上一篇
4、
自由派失去新一代青年的第二個原因，是過去二十年中國和世界的變化，這種變化徹底的改變了青年的思想。
就舉我自己的例子吧，這20年，我自己也從青年變成了中年。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出國。大二就開始準備考託福GRE，把超過60%的學習時間都放在背GRE單詞上。俞敏洪老師的紅寶書，天天隨身攜帶。
從中學到大學，我最厭惡的課就是政治課。大學的那幾門政治課，老師上的無精打采，完全靠每節課點名來逼迫學生上課。中學大學政治課的效果，對我來說完全是負面的。政治課只會讓我加倍厭惡傳統的那套政治敘事體系。
然而我的英語一直不夠好，GRE分數不夠，本科畢業時出國未遂。
畢業後，我第一個工作是體制內的，考上了比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領導動員我入黨，當時我心裡想的是：我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才不能墮落到要去入黨。
那時還是一心想出國，上班偷偷背單詞，下班每天晚上做一套GMAT題，一心要繼續努力出國。在體制內呆了一年多點就離開了，現在看起來，那個工作其實挺不錯的。當時年輕氣盛不太珍惜。以後，就再也沒在體制內待過一天。
那個時候，我對體制是充滿著厭惡的，對西方國家是充滿憧憬的。
其後，經過了出國讀MBA，看到了真實的西方，又在外企工作多年，比較成熟了，認識到西方的那一套確實不適合中國國情，原封不動的照搬會出大問題。但當時，我的思想還是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優越的，是歷史的終結。中國因為經濟落後，人口素質差，所以不能馬上應用西方民主的體制，需要很長時間，幾代人來過渡。那時我這種思想已經算是保守派了，那時的自由派恨不得馬上就來個休克療法，馬上就全盤照搬西方的體制。
西方民主體制明顯更優越，可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是那時候（10年前）社會的主流思潮。
舉個例子。2010年底，爆發了阿拉伯之春。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下臺，敘利亞內戰爆發，10月，利比亞變天，卡扎菲被殺。現在看起來，阿拉伯之春，是一場美國影響下的顏色革命，對這些阿拉伯國家，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場徹底的悲劇。敘利亞十年內戰，利比亞陷入分裂泥潭，埃及政治強人重新統治，而第一個爆發革命的突尼西亞，經濟停滯10年。
但那時，中國的主流看法不是這樣。2012年3月，當記者問一位國級領導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時，這位領導的回答是：“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趨勢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這個採訪百度可以查到，沒被限制，所以應該可以寫吧）
這位領導當時的判斷無疑不太正確，阿拉伯人沒有得到民主，也沒形成什麼不可阻擋的追求民主的趨勢。但我相信當時這句話是這位領導的真心話。說真心話是無可非議的。那時，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明顯優越的體制，只是對這種制度是否適合當前的中國有分歧。
10年前，黨的形象和今天比，也差了很多。2011年，某頂尖大學黨支部給某副國級領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黨員被社會歧視，被社會嘲諷，黨員過街，人人喊打，不情願亮黨員身份。信裡面寫了一個這樣的小故事 ：“今天一個女大學生去面試，經理看了看簡歷抬頭問她：‘你是黨員？’那個女生頓時緊張了起來，激動地說：‘黨員也有好人啊！’”。這些大學年輕黨員感到迷惘，該不該在外界自稱黨員，亮不亮黨員身份？
該領導看了後去大學和學生交流上黨課，交流主旨是雖然黨犯過錯誤，但還是有糾正能力的，雖然有腐敗問題，也在努力解決，大家還是要對黨有信心，黨能夠找到正確的道路。要敢於在外面說自己是黨員。會場上當場有學生遞條子，問“對黨的未來怎麼看，黨有沒有未來？” （這個事件百度也能查到）
10年前，社會的主流思潮中，黨、政府和體制的形象，遠遠不如今天。
今天的美國政客和媒體，認為美國人被中國騙了。美國原以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國最終會皈依美國，採用西方的民主體制。其實，中國沒忽悠美國。十幾年前，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可美國的體制優越性，也認為在未來，中國需要過渡到類似美國的那種體制。區別是右派認為應該馬上變天，溫和左派認為穩定第一，需要幾代人努力之後才行。我當時算是溫和左派，認為穩定第一，美國雖好，不能著急。
真正讓中國人對美國的體制失去信心的，是美國自己，不能責怪他人。
我個人對美國體制產生質疑，起始於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民主，居然選出了這麼一個不靠譜的總統。隨後我開始認真思考美國的體制問題，並在19年寫了那篇《民主的黃昏》。
我個人真正徹底轉過來，得到2020年疫情之後。
當我瞭解到新冠病毒的潛伏期和傳播力後，我對中國能控制住疫情其實是沒有太大信心的。當時我寫了一系列疫情的文章，從來不敢說中國必勝。主要就是表達如果疫情發生在西方國家，也會完全無法控制的觀點，就算中國輸給了疫情，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天塌不下來。20年2月時，我是不敢拍胸脯說中國一定能戰勝疫情的。
當時，我和武漢當地朋友，去武漢的媒體記者，一些醫學和傳染病學的朋友也交流過。因為新冠的潛伏期，隱蔽性和傳染力，他們私下裡的觀點也都是控制疫情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這個觀點管軼公開也表達過。其實，他們的判斷不算錯，今天的世界，除了中國外，沒有一個國家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當時，國家說要一定要堅決戰勝疫情，我當時的感覺是憂心忡忡，覺得話說的太滿了……但中國，在全體民眾和政府的努力之下，完成了難以想象的艱鉅任務，控制住了疫情。這件事，回想起來，至今我仍有不可思議的感覺，對我個人認知的衝擊相當大。
5、
我的思想經歷，應該還有些代表性。我有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就是在這兩三年，改變了原先的看法。
我認為，所謂的輿論監管，其實效果不是那麼好，很難單純靠監管改變民意思潮的主流。輿論整肅只能讓青年面上不說，心裡照樣不爽。12-16年，青年人主要的不滿還是針對體制的，那時小粉紅是貶義詞。
真正民意思潮的改變是18年才開始有的。民意主流思潮徹底轉變，是疫情後的事情。客觀環境的幾點變化，導致了這個轉變：
16年特朗普上臺，美國選了個不靠譜的總統。中國人開始對美國體制有了一些懷疑。18年貿易戰關稅戰。當時很多人是沒信心。中國對美出口遠大於進口，進口又有很多必需品，關稅戰後面也沒有辦法繼續對等報復了。18年美國打壓華為，11月孟晚舟事件。當時罵華為的人不少，說華為活該的人也不少。當時輿論場有很多人主張貿易戰儘快妥協，體制內這種觀點也為數不少。
18年美國的極限施壓，在中國青年中引發了壓抑、憤怒、被欺負的情緒。這種情緒，和99年炸館事件後的青年情緒是很類似的。只不過，那次之後，發生了911，中國入世，中美關係迅速改善。這次就沒那麼簡單了。
19年香港風波，大陸這邊意識形態實際上拿到了很大的加分。大陸人對香港的心態是很複雜的。認為香港人有經濟優勢，對大陸居高臨下，社會也更自由。結果香港人還不滿足。同時香港問題是一個身份政治問題，讓大陸青年對香港對西方產生更大的不滿。西方媒體的雙標報道也讓很多中國青年感到憤怒。
但直到20年初主流思潮還是沒轉過來。20年2月初，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大家估計都還有印象。各種神仙鬼怪都跳出來了。一段“說實話，是病毒殺死了醫生，不是傳喚的人也不是醫院也不是zf。現在我們還是要冷靜，真正的敵人是病毒”這樣的非常正常理性的發言，在網上被罵的狗血淋頭。
西方媒體那時說新冠是中國切爾諾貝利時刻，那段時間真有這個感覺的。
結果呢。新冠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反而變成了西方的切爾諾貝利。之前被西方打壓積累的憤怒，特朗普對中國的惡狠狠的攻擊，中國戰勝疫情的自豪，對發達國家抗疫失敗的鄙視交織在一起，才有今天的思潮。小粉紅，這個詞也就翻身了。
疫情，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衝擊國會山，美國對中國歇斯底里的抹黑和攻擊。讓很多中國人第一次覺得，也許中國的體制真的不比美國的體制差。
今天的青年人所謂的“愛黨愛國反資本主義”的主流思潮，實際上的歷史只有1-2年時間，大概從香港風波開始，抗疫勝利後形成。
即使在2020年初，民意思潮和現在也完全不一樣。民意思潮的轉變的主因，不是政府的監管，也不是宣傳部門的引導和管控，核心原因還是客觀事實。中國打贏了抗疫這場戰爭，美國打輸了。這個對比太強烈了。如果中國抗疫和美國一樣垮，上億人感染，幾百萬死亡，民意思潮根本不可能轉過來。
在中國疫情嚴重時，自由派的那些文章成為了笑柄。
張千帆教授的那篇《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在網際網路上留下了永遠的記憶。張教授的那段：“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於搖籃。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把自由派的公信力，直接打到了谷底。
自由派在疫情期間的種種行為，讓中國的青年人怎麼能再相信你們？你們說民主國家不會有疫情，但結果呢？你們自己犯了錯誤，怎麼能把失去新一代青年人的責任都推給監管呢？
今天中國的青年，看到美國的亂象和拉胯，看到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種種可笑言論，自然而然就不會跟著自由派走了。
未來人類的命運充滿未知，傳染病危機，氣候危機、經濟危機、地緣政治危機都可能爆發。如果世界陷入混亂，那究竟是西方民主體制還是中國式體制更適應一個混亂的世界？我無法給出一個答案。但至少在抗疫方面中國體制明顯優越。也許中國式的體制更能適應亂世。
6、
古往今來，無論中國外國，青年都是最有反體制傾向的群體。青年反體制再正常不過了。中國今天這麼多青年維護體制，才是異常現象。
為什麼今天中國的青年反資本但不反體制？
自由派的朋友需要深入理解全球青年人的主流政治立場。
西方定義下的自由派/左派（Liberal），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經濟上是干預主義。主張：大政府，結果公平，偏向弱勢群體。西方定義下的保守派/右派（Conservative），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經濟上是自由放任。主張：小政府，低稅收，機會公平，減少福利。
西方的右派是更純粹的更傳統的資本主義。但青年通常是偏左的。青年逆反不服管，政治上喜歡自由主義，經濟上比中老年人窮，積累的財產少，所以追求公平。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是幾乎所有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美國的反戰運動、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日本的全共鬥都是很激進的學生運動。
中國的左右和美國定義不同。中國的過去的官方意識形態（16年以前）裡：經濟上其實是偏自由放任的，至少比歐洲更接近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美國差不多。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穩定第一。
中國的自由派/右派是政治上自由主義，經濟上也是自由放任主義。中國的左派定義就不清晰了。經濟上肯定是干預主義，政治上就有分歧了。主流左（中左）是政治上保守主義，維護權威，維護體制，經濟上干預主義。另一種左（極左）政治上是無政府自由主義，反體制，經濟上干預主義。文革的左派就是後者。極左其實在中國是與官方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
一般所說的青年人喜歡自由派，是西方語境下面的自由派，政治主張自由，經濟主張公平，而不是中國語境的自由派。
青年真正最關心的，還是經濟上的問題。18-29歲的年輕人中，有55%在最終大選中選擇了希拉里，37%選擇了特朗普。但是，在民主黨初選中，71%選擇了桑德斯，28%選擇了希拉里。至少，在選擇民主黨的青年人中，在經濟方面更激進的桑德斯明顯更受歡迎。西方的青年，本來就有強烈的反資本傾向。
提到民營企業，一個常用的數字就是，民營企業提供了中國80-90%的就業。今日中國的青年，估計也有差不多80%在民營企業就業吧。
這些青年日常接觸的“權威”是企業老闆，企業中的上級，而不是體制。青年和政府體制的互動，雖然肯定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了。青年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對主要矛盾，是面對代表資本的老闆、公司、上司。青年天生有反抗性，天生不爽。他們因此產生反抗資本的情緒，不足為奇。
我的個人感覺是：體制外青年反而對體制怨言更少。比如，對國企是否有效率的看法，反而是國企自身員工，對國企的問題更多微詞。因為在體制內的人，反而看到體制的缺點更多，受到體制的直接壓力會更大。
今天的青年，工作的重壓之下，對資本產生反感，不是很正常的嗎？即使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信念最根深蒂固的國家，也有高達一半的青年，對社會主義抱有更大的好感。更不要提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了。
還有最後一部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