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僅對個人成長具有意義，更為民族進步和國家發展提供歷史的新視野。過去一百年間，“青春”作為一種話語實踐的象徵符號，在中國知識話語中發揮了主導性修辭作用，並幾乎成為一切進步象徵詞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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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出版社自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推出文學史新編系列，迄今出版法國、德國、美國、中國（現代）四卷。編輯體例在四卷中有統一規定，按照編年次序來撰寫，每一個年代，對應一個事件，再在更大意義上對應一個文學史或思想史的主題。例如，本文選擇的時間點是1916年9月1日，在這個時間點上，《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李大釗的散文《青春》，而這篇文章的誕生、內涵、影響涉及二十世紀中國的青年文化，有關少年中國的種種論述，以及描寫青少年主人公的現代小說基本形式——成長小說。本文選自王德威主編《哈佛中國現代文學新史》，撰寫所依據的是作者宋明煒的著作《少年中國：青春話語與成長小說》（英文版：哈佛亞洲中心，2015；中文版：即將出版）。
1916年9月，一篇題為《青春》的散文刊載於《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一號，這份由陳獨秀（1879—1942）主編的雜誌在一年前才開始出版。作者李大釗（1889—1927）在同時期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久之後，他與陳獨秀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參與編輯《新青年》、併為其勤奮撰稿的李大釗與其他啟蒙知識分子，為何能夠成為接下來幾十年裡改造中國並重塑其文化的一股前所未有的新生力量的代言人，對於這個問題有許多種解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許就在於他們成功地將他們心目中的時代精神清晰而生動地凝聚在一個具有廣泛吸引力的單一文化符號之中，那就是“青春”。李大釗《青春》文白夾雜，詞藻生動，意象迷人，他借用許多比喻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青春”——以及這個詞語同時指向的青年人——的活力和美好。李大釗強調的是青春所具有的復生之力，由此青春可以用來表達希望和未來；青春不僅對個人成長具有意義，更為民族進步和國家發展提供歷史的新視野。作者召喚中國重獲青春之轉型，他將青春表述為無所不能的變革的象徵，這樣的象徵性的力量被賦予從自我、家庭、國族一直延伸至整個人類乃至宇宙全體，一切都有青春，一切都可以重獲青春。
“青年人”的崛起，是現代中國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年輕人要尊重長輩，任何試圖改變這種等級關係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僭越和冒犯。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出現了一種對青年的崇拜，從此改變了長幼之間的等級秩序，推動社會改造和革命，這個現象對中國現代知識界發生了全方位的影響。在過去一百年間，“青春”作為一種話語實踐的象徵符號，在中國知識話語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修辭作用，並幾乎成為一切進步象徵詞語的核心。在文化的現代性意義上，“青春”代表著新生、未來和改變；它在近代獲得一種象徵意義，這種意義超越了原來將青春期看作不成熟和脆弱敏感階段的生物學定義，使之能夠應用於整個世界處在無限變化中的現代變革，以及由此對這變革找到反思的契機。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轉型過程中，不安定、難以琢磨、變化多端的青春形象，卻成為具有著革命潛能的最具決定性的現代形象，其中既包含除舊佈新的力量，又孕育著有關未來理想的願景。從常變常新、活力永駐的青年形象中，有許多政治、文化和文學想象的新正規化開始生長。
對“青春”的現代禮讚，最早是由晚清改革家梁啟超（1873—1929）在其石破天驚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而梁啟超這篇後來膾炙人口的文章，恰好發表於中國進入二十世紀的第一個農曆新年的正月。在文中，梁啟超以壯麗的比喻和有力的修辭召喚民族的青春復興，他意欲將中國的意象從老邁帝國重寫為“少年中國”。對於無論是個體、還是民族象徵的青年，他賦予之無限美好的願景：“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體現他的政治願望，那就是中華帝國可以返老還童，進入富有競爭力的年輕國家的行列，由此登上國際政治舞臺。透過命名“少年中國”，梁啟超為中國塑造了一個嶄新的民族理念，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這個理念在中國政治思想中佔據最核心的位置。它不僅意味著中國在對抗興盛的西方世界時能夠克服挫折，也意味著在世界歷史新的時間表上，中國經過浴火重生，重新變成一個年輕的國家。梁啟超借鑑的是像義大利和日本這樣的新興國家，少年中國與少年義大利、少年日本，可以一樣重生為富強的民族國家。在使用“少年”來命名中國的同時，梁啟超筆下的“青春”（晚清時期，青春、少年、青年的含義時有互通）這個詞語也獲得超越其僅僅作為形容詞的意義。他加諸青春的政治象徵，使它成為一個普遍的文化符號，意味著“歷史進步”的現代視野。青年人的活力，不僅能使民族復興，也推動一種新的時間概念形成：這是一個永遠保持最新、永遠保持向前的歷史運動，正如李大釗後來所讚美的那樣：
青年銳進之子，塵塵剎剎，立於旋轉簸揚迴圈無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轉之精神，屹然獨立之氣魄，衝蕩其潮流……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迴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氣魄，即慷慨悲壯、拔山蓋世之氣魄也。惟真知愛青春者，乃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惟真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種精神與氣魄。惟真有此種精神與氣魄者，乃能永享宇宙無盡之青春。
陳獨秀於1915年9月創辦的《青年》雜誌（後來更名為《新青年》），最終為抗衡傳統的新一代中國青年賦予了一個集體名稱。毫無疑問，吸引當時的年輕人響應“新青年”之理念的，是前所未有的對個體自覺的強調。《青年》雜誌第一卷即以陳獨秀對年輕讀者的熱忱“敬告”而開場：“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新青年》後來的各種論述中，將傳統描繪為令人窒息的體系，或者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所言，是“吃人社會”。對於中國青年來說，更加急迫的使命，就是把自身從傳統的沉重負擔下解放出來。新青年這一代的自我塑造，激發了文學創作中的新形式，文學上的青年書寫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中達到極致。這類創作聚焦於新青年自我身份的塑造，隱含一種新的歷史意識，在這種意識中，個性解放和民族復興糅合在一起，並被結合在青年參與歷史運動之過程的情節中。
一些最著名的中國現代小說都突出了這樣的場景：年輕的主人公以閱讀《新青年》作為觀念轉變、追求新我的開始。在葉紹鈞（1894—1988）的《倪煥之》（1928）裡，當主人公不斷在事業和婚姻生活中遭受挫敗而感到自己的理想已經受到侵蝕之際，他從這本“新”雜誌中發現啟迪，重塑價值觀，開啟了人生新的篇章。在茅盾（1896—1981）的《虹》（1930）裡，梅女士在讀了《新青年》後，感到自己經受了精神的洗禮，成為一個充滿自決意識的新女性。在巴金（1904—2005）的《家》（1931）裡，高家兄弟激動地閱讀和討論《新青年》上的文章，甚至於那位被描寫為墨守成規、屈服於家長權威的大哥覺新，也感受到自己失去的青春在體內甦醒。
《倪煥之》是中國最早一部整體聚焦於青年心理成長的現代小說，在其開篇，主人公離開他的故鄉，去探索更廣闊的世界。離家遠行，去往遠方的旅行，向他承諾生命的嶄新篇章。雖然他乘坐的小船被黎明前的黑暗所吞沒，他仍然感到如同正沐浴著明亮的光芒一般。他幻想著可能發生的所有變化：新生活從此開幕了！出現在中國最早一部涉及中國新一代青年成長經驗的長篇現代小說中的這一時刻，具有高度的寓言意義。旅程和夢想，激情與承諾，希望和未來——這些元素構成了中國現代青春敘事的核心情節基礎。
《倪煥之》出版於1928年，距離新文化運動的輝煌歲月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倪煥之的形象正是“新青年”的模範：他追夢，奮鬥，有時勝利，但後來，他感到困惑，試圖妥協。最後他失敗了，悲慘地死去。故事在希望與幻滅、理想和行動、渴望和絕望的迴圈之中迴圈不止。小說情節展示了一個封閉的迴旋過程：主人公渴求實現他的理想，繼而遭遇挫折、失敗和致命的危機。這個情節模式將在現代中國“成長小說”中不斷地出現。《倪煥之》描述了主人公一生的歷程。
像這樣一部專注於旅程之開端的意義的小說，與歌德（1749—1832）對威廉·麥斯特離家出走的描寫、巴爾扎克（1799—1850）關於外省青年來到巴黎逐夢的故事和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為他筆下的年輕人物的個性成長所安排的遠大前程極其相類。或者借用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的話來說，這類情節來自那一類描述青年成長的偉大小說譜系，這些青年總是“一開始就對生活產生了強烈的欲求，對它的複雜多變和它所做出的承諾感到強烈的困惑”。這個系譜即“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是小說敘事中特定的一類，聚焦於青年人的心理成長，包括自我修養、個性塑造以及在歷史運動的背景之下去尋求實現理想的嘗試。
作為中國的“成長小說”，《倪煥之》透過敘述一位同時試圖改變自身生活和國家命運的新青年的生命歷程，創造了一個將個體發展和社會革新結合在一起的現代史詩。倪煥之還只是五四運動後現代中國小說中開始湧現的虛構青年人物中的一位；在他身後還矗立著現代中國作家塑造的一系列青年形象，包括梅行素（茅盾《虹》），高覺慧（巴金《家》），蔣純祖（路翎[1923—1994]《財主底兒女們》）和林道靜（楊沫[1914—1995]《青春之歌》），這只是一些最著名的例子。同時，在倪煥之年輕的身影背後，是少年中國輝煌、崇高的形象放射的光芒。現代中國小說民族主義話語中，青年這一核心象徵符號，表達了對民族復興的不息呼喚。這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眾多改良和革命運動始終不變的目標。
一般認為，成長小說的敘述規劃，是將青年成長最後達成的定型塑造為代表特定理唸的充分發展了的人格。但正如黑格爾（1770—1831）和盧卡奇（1885—1971）所說，這樣的理想視景很少能夠在現代小說缺乏詩意的散文化世界中得到明晰表達。中國現代成長小說中較為罕見的成功例子是，《青春之歌》（1958）能夠演繹完整的目的論修辭；正如巴金早期無政府主義小說所表明的那樣，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歷史境遇瓦解了小說原本意圖強化作者政治信仰的敘事設定。例如，巴金的第一篇小說《滅亡》（1928）裡，主人公為實現其理想而付出的努力，以自我毀滅而告終。在《愛情的三部曲》（1931—1933）中，巴金把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對比表現得更為感傷而誇張，情節走向某種道德神秘主義，青年的成長被寓言性地詮釋為“生命的開花”，但最終仍舊以青年的自我犧牲告終。
青年的犧牲或自我犧牲，通常被設定為中國成長小說的高潮部分。在現實生活中，李大釗於1927年光榮就義。他的殉難使他成為一個民族英雄，一個道德楷模和不朽的傳奇，最重要的是，成為中國青年人效仿的偶像。但李大釗並非現代中國青年史上唯一的烈士：二十年前，鄒容（1885—1905），年僅20歲，就死於獄中，這位年輕的革命者被認為是革命精神的化身而名垂千古，他贏得了“青年之神”（孫中山[1866—1925]語）的不朽美名。鄒容的殉難表明革命青年的犧牲如何為死亡賦予了高尚的意涵。然而，這些死亡被賦予的文化意義和關於年輕殉道者的文學再現，也同時暴露了舊時代革命青年自我成長當中永恆的衝突，那就是生與死的衝突——年輕生命的犧牲，得以使青春永恆，而在青春“永遠”定格之際，也正是它因暴力而遭遇摧毀之時。
（本文在原書中題為《1916年9月1日 李大釗詮釋“青春” 現代中國的“青年”之發明》）
原刊 “ 學林（2019.5.10）”| 五四時代·少年中國·與現代成長小說的誕生
宋明煒 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盧冶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