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調而突然的更名,會有用嗎?
撰文 | 張天祁 李珊珊
傑青,中國學術界30年來的一個重要“招牌”,消失了。
“為持續深化科學基金人才專案改革,確保人才專案健康發展,切實起到激勵人才成長的目的,避免“帽子化”等異化使用現象,自2025年起,將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更名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A類),將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專案更名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B類),將青年科學基金專案更名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C類)。”
在2025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申請指南釋出之後,科學基金網路資訊系統更新了本年度各專案的撰寫提綱和相關要求。其中國家傑青和優青申報說明的開頭,增加了這樣一段話。
這意味著,傑青、優青這兩個為學術界熟知的名字,可能從此成為歷史的遺蹟,被青年科學基金專案(A類)、(B類)替代。剛過去的2024年是“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設立30週年,僅僅一個月不到,這塊三十年的招牌已經成為歷史。
本次更名進行得十分低調且突然,出乎很多申請人的意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官網上並沒有通報這則訊息。這一變化是1月15日之後,當多位研究人員登入科學基金網路資訊系統準備提交申請時,注意到系統介面的改動,以及專案申請書填報說明中的變化才發現的。
此前,傑青、優青、青基等專案並沒有顯示出任何即將更名的跡象。
一週前的1月14日《2025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指南》(以下簡稱《專案指南》)上線,其中“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的名稱並未出現改動,在“2025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改革舉措”這一章節中,也全然沒有提及各類青年科學基金專案更名相關的動向。
01
傑青是如何變成帽子的?
作為國家設立的最重要的人才遴選和培養途徑之一,本次更名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在科技界備受關注。
在中國的科研文化中, 這個為期5年,資助金額達400萬的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往往與其他高階人才專案(如大小長江學者、萬人領軍/青拔計劃、千人/千青等)一同被提及,幾乎被異化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徵,一頂“摘不掉的帽子”、“小院士”。進而出現了高校、科研機構的各種“搶帽子”,爭取優青、傑青等“帽子”則幾乎成了青年科研人員的工作目標。
而這一切,一個青年科研資助專案異化成“帽子”的魔幻現實,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始於1994年。當時,學者陳章良向當時的總理提議,借鑑美國總統基金支援青年科學家的做法,設立專門基金以資助傑出的青年科研人才。經過多方努力爭取和支援,最終設立了“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並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負責實施和管理。
這是國家為培養青年學術帶頭人、尤其是積極延攬海外優秀學者而設立的專項基金,用以資助在基礎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績的45週歲以下青年學者,自主選擇研究方向開展高水平研究。
2012年設立的“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則是建立在國際評估專家組的建議上。因為儘管傑青基金對中國優秀科研人才的成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許多獲資助者年齡接近45歲上限,不利於支援學術生涯早期的優秀人才。專家組建議基金委參照國際經驗,設立專門專案支援早期科研人員。
從起源來看,儘管傑青和優青旨在延攬和鼓勵人才,但本質上,這兩個專案是為資助科學研究而設立的基金,而非人才評價機制。
然而,在隨後興起的量化評價人才的趨勢中,這一根本區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認為,進入新世紀,中國逐漸加大對科技人才培養的投入和開發,透過設定各種基金專案吸引海外和本國人才,“應該說,這種做法起初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評價中的問題越來越多,尤其是量化指標的科學性受到嚴重挑戰。按照科學界共識,對科研成果的評價需要同行評議,且要求非常高,必須是小同行。但這些在國記憶體在人情世故等問題,因此一直以量化指標來評價科研專案或人才。”
根據樊秀娣介紹,90年代後期,大約在2000年左右,科研量化評價指標興起,當時國內學者發表國際期刊論文較少,質量相對來說是較高的。高校和政府部門將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視為重要的科技成果指標,並透過設立專項獎勵和增加科研基金專案來支援相關的人才。隨著類似專案的逐漸擴充套件,形成了多個層級的帽子,被廣泛用作對科研人員能力和地位的評估。優青、傑青等是繼長江學者之後,成為了評判科研人員水平的典型量化指標,逐漸被作為人才標籤使用。
“當你追求一個指標時,它已經變質。”樊秀娣說。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莉表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長期以來一直強調,傑青和優青並非“帽子”,而是旨在支援青年科學家的科研專案。這一立場在近年來基金委主任的媒體講話和2024年傑青分級評審改革中亦可窺見一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一直在嘗試推動相關改革,淡化傑青的帽子屬性。
2023年底,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宣佈將從2024年起,對上一年底資助期滿的傑青專案開展分級評價。綜合得分靠前的20%確定A檔專案,從而獲得延續資助。“推出這樣的新政策,目的就是為了破解傑青專案‘帽子化’‘終身制’等問題,強化專案屬性,構建對優秀人才的長週期穩定資助機制。”竇賢康說。
今年更改傑青、優青的專案名稱,可以看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去帽子”的進一步舉措。
“傑青和優青的更名體現了基金委在減少“帽子化”和“異化”問題方面的新舉措,旨在避免將榮譽終身化,並更加聚焦於對高水平研究的穩定支援。”唐莉說。
02
更名能改變“帽子”文化嗎?
然而,將傑青、優青更名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A類和B類,能真正改善唯“帽子”的現狀嗎?這會是中國科研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開端嗎?
至少5位高教評估或是科技政策領域的研究者向《知識分子》提到,本次的更名,“對於改善’唯帽子論’可能效果有限,但至少體現了中央政府和基金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
對於此次更名,樊秀娣對《知識分子》解釋:“至少名正才可能有行端”。
此前,樊秀娣就曾多次在各種媒體採訪和文章中指出基金專案不是人才評比,更不是獎項。申請到基金專案,只能說明該研究者在某個研究專案申報上獲得立項,“這些情況,需要向地方行政管理部門和更廣泛的公眾解釋清楚。這次名稱的更改,至少是一種直觀的說明”。
樊秀娣認為,人才“帽子”更名,釐清科研基金專案中標與人才認證的不同,對於地方政府、行政人員等科研局外人對“帽子”的認知將有望有所改善。當然,還需要不斷改進各種學術和科研評估。如果仍然採取 “數帽子”的方式,這種更名效果將會受到限制。
多年研究科技政策的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賈鶴鵬提到,在美國,能夠拿到一些享有盛譽的科研資助,如HHMI這類的科研基金,對研究者而言,也是極大的榮譽,在學術界也很受尊重,但是這些基金學者們的影響力並不會像“傑青”類的帽子一樣過分地“溢位”到方方面面,乃至學術界以外,“雖然這種’溢位’往往並非出於科研人員的本意”。
賈鶴鵬提到:在中國的這種高組織性的追趕型經濟體中,“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成了一種剛需,而這種方向明確,資源積聚的模式勢必需要一個或是一群核心的戰略科學家掌控大部分資源。在選擇這些科學家的過程中,因為行政部門沒有更好的方式,“帽子”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考核標準。基於目前的這種現實,“完全放棄帽子是非常困難的”。
“在’立’的維度上,如果沒有學界廣泛認同且能夠落實的評估標準,’破’和’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唐莉說。
唐莉認為:“我們當前以及未來繼續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學術界越來越‘卷’。在這種環境下,‘破五唯’和‘去帽子’可能難以切實消解科研評價中的壓力與偏差,反而可能導致培養出更多的‘六邊形戰士’,甚至間接導致學術界出現違背科研誠信與科技倫理的行為,劣幣驅逐良幣,進一步影響科研的公正性和質量。對於中青年學者而言,這種過度競爭必然影響其身心健康。”
而對於“發帽子”,唐莉認為這無可厚非,“初衷之一是為了給予有潛力的科學家穩定的支援,幫助他們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學術研究、資政建言或致力於學科佈局與改革”。
然而,在實踐中,“帽子”的畸形化卻肉眼可見。“帽子”人才“贏者通吃”,在科研立項、高校排名、學位點申報等各類資源的爭取上,擁有極大的優勢。這也導致了年輕人為了“帽子”而科研,因為,35歲之前必須拿“優青”、在45歲之前必須拿“傑青”……
如何打破這種圍繞“帽子”的怪象,讓“傑青”的更名,不僅僅是“換湯不換藥”和“帽子還是那個帽子”?
“什麼時候科研資源分配不再由行政幹部主導,帽子的權重才會降低“。賈鶴鵬這樣表示。
“帽子本身並非根本問題,問題在於發展並不斷完善與科技治理現代化相匹配的科技評價體系,其中科學、透明、公正的同行評議機制尤為重要。”唐莉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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