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任何深刻與複雜的社會問題，都被簡化、矮化成為了“二極體”式兩性矛盾模式，關於張桂梅校長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存在著用“性別矛盾模式”去解構這種偉大的蟲豸。
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為什麼只辦女校不收男生，這不是“歧視男性”嗎？尤以當前網際網路保守主義大本營知乎為甚。
這種觀點每年高考前後都要炒一番，全都是囿於性別矛盾的狹隘視角，令人不勝其煩。
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問題，不能以省為單位統計，甚至以市、以縣都沒有說服力，因為問題最大的地方處在農村——換句話說，是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生產方式中，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是異常突出的。
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根源在於上世紀八十年我們的“分田到戶”政策，這是一次對共有土地的“私有化”程序，但在這種程序之中，男女性別是嚴重不平等的——農村分地按男丁分，按一戶有幾個兒子分。
本文不去討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當時歷史環境中的是非功過，只是進行一個事實呈現——
按男丁人數分土地，讓女性在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生產生活中嚴重不平等，成為了家庭中男性的附屬品，這是一次封建化的倒退。
申紀蘭奶奶為什麼能在農村實踐“男女同工同酬”？因為生產資料是【公有制】的，她們當年就可以直接分出一塊地跟男隊員搞生產競賽。可見，生產資料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根源。
然而在私有化程序中，不僅僅是土地，耕牛、拖拉機、化肥種子的分配，都變成了以男丁數量為基礎的分配，女性在農村生產生活中也自然成為了男性的附屬品。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在八十年代的農村私有化大倒退之中，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女嬰死亡率”暴增：看下圖的資料，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女嬰死亡率急劇上升，而且絲毫沒有遏止的趨勢；死亡性別比從50年的1.12，驟降到2000年的0.72——這意味著即便在2000年，每20.85個死亡男嬰對應著29.13個死亡女嬰。
很明顯，這不是一個自然數字。同時，男女嬰兒出生比，從60年代107.9升高到2000年的116.86，每100個新生女嬰，對應116.86個新生男嬰。
所以有時候資料會騙人，看入學率、就業率之類的，那好歹也是【長大成人】之後的資料，很多女嬰連【長大成人】的機會都沒有，生下來就成為了冷冰冰的“死亡率大資料”的一部分。
一方面有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男丁數量分配生產資料，此外還有千餘年重男輕女的文化慣性，農村女性權益之嚴峻可想而知。
那麼農村女效能怎麼辦呢？生產資料不屬於自己，在小家庭裡小時候是為“招娣”存在，長大了就要“賣”做彩禮，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只有透過教育走出農村，這就是張桂梅校長存在的偉大價值。
所以我們要對“女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便在計劃生育這種一刀切政策之下，城市獨生女和農村女孩子面臨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我們不能用城市的簡單經驗去帶入農村、甚至是貧困山區。
現在把張桂梅校長樹立為典型，其實是她在很小範圍內對於八十年代私有化程序以來巨大的發展不平等打了一個很小的補丁。這個不平等包括——先富群體和未富群體的不平等，農村與城市的不平等，東南沿海和其他地區發展的不平等，男性與女性的不平等。
誠然，華坪女中確實是靠財政的大力支援才能開搬下去，但是大家要理解“模範”“標杆”“表明態度”的意義，財政的職責其實就有儘量拉平發展中的不平等。
再讀一讀這句話，然後理解一下張桂梅校長的“標杆意義”：“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以自己微薄之力為私有化大潮下的“歷史債務”盡力彌補，張桂梅校長的功績在全國大範圍宣傳，更多是“模範意義”“標杆意義”——這是一個共產黨人應盡的職責。
八十年代開始的“歷史債務”還有很多，我再舉一個農村的例子——農村醫療問題。
曾經，我們共和國建立了世界上覆蓋最全面的醫保體系——沒有吹牛，在當時就是世界領先。當年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山東掖縣調研，得出的結論是：“在世界所有國家中，有一個特例——中國，顯著地示範著‘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這一目標，如何在一個佔有世界人口1/4的國家中實現。”可能當時世界看我們，跟我們現在看古巴一樣，經濟雖然不發達，但是福利特別好。
然而就在聯合國做出這個報告的同時，我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合作醫療覆蓋的社隊從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短短六年銳減近一半。1983年，全國範圍人民公社正式解散，農村合作醫療出現雪崩式地瓦解，覆蓋面驟降至11%，一年時間下降40%。到了1990年，農村醫保覆蓋面僅剩4.8%，不及1958年的一半。
農村醫保制度的瓦解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農民看病的問題，更有公共衛生、預防保健、傳染病預防的作用。於是很快，一些已經被控制和消滅的傳染病死灰復燃：如肝炎、肺結核、血吸蟲病等。
同時，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嚴重，1998年全國這個比率是21.61%，也就是說全國每五個農民中就有一個因為生病重新陷入生活困境。曾經農村公共衛生站，搖身一變成了私人診所，除卻治病費用大幅增長，賣假藥、亂醫療甚至跳大神治病封建迷信等現象迅速蔓延開來。
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我國先後在1990-1992與1996-1997年間兩次試圖重新推廣農村合作醫療，重建農村醫保，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2000年，曾經盛讚中國醫療保障的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告：在191個成員國衛生總體績效評估排序中，中國位列144位；衛生資源分配公平性評估中，中國位列188位——倒數第四。
2002年，國家開始提出“新農合”概念，經過10年的試點在2012年開始全國推廣；而直到2015年才開始大力投入財政支援，三年間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人均補助標準提升了近50%，至此農村合作醫療才重新迴歸共和國的農村中。
再次強調一遍：8、90年代的“繁花”是極少數人的“繁花”，是八旗子弟的繁花、是先富集團的繁花、是學閥士大夫的繁花、是買辦與國際資本的繁花、是東南沿海富庶地區的繁花。而老少邊窮地區、留守兒童、農業與農村、下崗工人，則成為了滋養繁花盛放的灰燼。
文章最後再講一些更深入的內容：農村“包產到戶”經濟基礎的改變，徹底顛覆了“上層建築”，這背後遠不僅僅是農村婦女權益問題這樣單一。
當年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毛主席就非常嚴肅地反對過，並指出：
當時很多同志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怎麼“包產到戶”就扯到工業問題了？怎麼又會動搖公有制了？？跟“兩極分化”又有什麼關係？？？咋還有帝國主義的事了？？？？
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是有時間會證明老人家的正確與偉大。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小崗村，直到2018年才正式“脫貧”——靠的還是“集體經濟”的功勞。
“大包乾”的帶頭人終於拿到了集體經濟的分紅，你看他笑得多開心呢，什麼叫“形勢比人強”啊！（戰術後仰）
事實上，“分田單幹”讓農村從集體經濟倒退回了小農經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一次講座中提到了自己的切身經歷：他在30年前（也就是80年代）曾經在陝西秦嶺地區山陽縣調研，這是一個深度貧困的山區。
然而由於“土地的再分配”（說的非常委婉了，其實就是農村私有化程序），農田水利設施沒有人維護了，小學被洪水沖垮沒有重建了——
汪暉教授講，直到前幾年偉大的脫貧攻堅戰役，山陽縣才摘掉了貧困的帽子，他當年調研的村莊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各種基礎設施修葺一新，生態環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只不過跟前文中的小崗村一樣：三十年了，農村整整等了三十年了。
當年私有化產生的退步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劉慈欣傑出的科幻中篇小說《鄉村教師》想必大家都讀過，當我們感動於鄉村教師的偉大時，有沒有進一步思考過，農村為什麼這麼苦？學校為什麼沒人修？其實在作品開頭，劉慈欣已經給出了我們答案：
“分拖拉機”的魔幻程度，並不比後文中碳基文明和矽基文明的宇宙大戰低，劉慈欣瑰麗的想象力，其實永遠都是基於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東西，劉慈欣正常生活的經歷，無非就是半段新中國的歷史，只是需要大家仔細讀，多思考。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中國人都沒有一位美國人看得遠。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威廉·辛頓（中文名韓丁）在重慶談判後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就，深受觸動，寫下了長達半個世紀跨度的“中國三部曲”：第一部叫做《翻身》，講翻天覆地的中國革命；第二部叫做《深翻》，講農業集體化的程序，意為不但要翻身，還要把舊土壤徹底“深翻”一遍，徹底走向新時代；第三部叫做《大逆轉》，講的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的“逆轉”。
這裡引用韓丁在《大逆轉》中評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段落，可以很明晰幫助大家理解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現象：
下圖是當年某部電視劇裡關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的爭論，劇中四位反面人物的發言：
所以說“形勢比人強”，曾經的反面人物的發言，在人民經歷了“實踐出真知”之後，反而還有了幾分道理。現在大家再來看看毛主席這一段話，是不是全然明晰了呢？只不過倒著活誰都能活明白，當時能理解老人家苦心的又有幾人呢？
再來看一遍這段話：“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物件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偉人就是偉人，比我們多看了至少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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