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2日晚，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正式揭曉，美國導演肖恩·貝克以性工作者為主角的電影《阿諾拉》（Anora）橫掃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在內的五項大獎。影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名叫阿諾拉的年輕脫衣舞者邂逅並衝動地嫁給一位俄羅斯寡頭的兒子，當訊息傳回俄羅斯，她的灰姑娘夢想變得岌岌可危，寡頭夫婦動身前往紐約，試圖取消這樁婚事，種種風波隨之發生。這一獲獎結果迅速引爆網路，歡呼之餘，影片對性工作的呈現也牽引出一系列爭論。

在頒獎禮上，影片女主演麥琪·麥迪森說道：“我只是想認可並致敬性工作者群體，我會繼續支援她們，做一名盟友，能認識這個群體中那些了不起的女性，是這段非凡經歷中最令人難忘的事情之一。”導演肖恩·貝克也在發言中向性工作者表達了感謝：“她們（性工作者）與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以及多年來的生命經驗，我深表敬意，謝謝你們，我與你們共享這一榮譽。”

許多人為此振奮，認為影片獲獎以及名人的公開支援將有助於性工作者的去汙名化，並進一步推動社會將性工作正常化為一份職業。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些言論感到滿意。有人認為，兩人的發言錯過了倡導真正變革的機會，一位性工作者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如果他們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需要完全除罪化’，那實際上會產生更大的影響。”《道德的脫衣舞者：夜間經濟中的性、工作與勞動權利》（The Ethical Stripper: Sex, Work and Labour Rights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一書作者史黛絲·克萊爾（Stacey Clare）也指出：“真正的進步是，性工作者可以不用生活在被定罪的恐懼中，也不會被剝奪未來獲取社會保障、住房或就業機會的權利——因為性工作並不是我們可以寫在簡歷上的東西。”

實際上，過往關於性工作者的電影往往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如何避免在影片中過度審美化或剝削性工作者？在《阿諾拉》的製作階段，貝克和麥迪森諮詢了大量現實中的性工作者，但最後仍然出現了圍繞性工作者代表性的爭論。不少現任或曾經的性工作者讚賞了影片的代表性，認為阿諾拉是一個全面的、成熟的角色，真實還原了她們在行業內外豐富而複雜的生活，其中有許多精心處理的細節——比如在更衣室用特百惠塑膠碗吃午餐。但也有人表示，這部電影只代表了“非常小的一部分性工作”，主角阿諾拉是一位年輕的白人性工作者，會說英語，很可能持有美國護照——她其實享有多重特權，這種視角是被淨化的。

影響較大的一篇批評文章來自一位名叫瑪勒·克魯絲（Marla Cruz）的性工作者，她在題為“浪漫勞動”（Romance Labor）的文中指出，《阿諾拉》建立在對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之上，“粗鄙、衝動，並具有病態的性慾”，影片塑造了一個去人性化的消費者幻想：“一個忠誠的勞動者，她愛著她的消費者，以至於根本不把自己的服侍視作勞動。”她認為，這種想象符合自由派代表性政治一直以來的框架，即邊緣群體往往只有在苦難中才最真實，“性工作即勞動（sex work is work）這句話已經淪為自由派的口頭禪，卻並未帶來任何權利層面的實質改變。”

此外還有性工作者指出，與同主題的其它影片一樣，《阿諾拉》錯過了或是沒有足夠深入討論的問題是：購買性服務的男性的道德問題，“這是關於性同意的問題，大多數電影都拒絕回答它，但它從未存在於這份職業之外。”

當一部電影以壓倒性優勢獲得大獎，來自評論者的加倍審視似乎是可以預料的，尤其是《阿諾拉》這樣一部在製作和美學方面並非主流的獨立電影。自從去年在戛納電影節贏得金棕櫚獎以來，《阿諾拉》就被許多人納入《芭比》和《可憐的東西》等新近女性主義電影的脈絡進行評判，其中當然存在批評，但如《洛杉磯時報》的評論所指出，《阿諾拉》的成功令人欣慰的是，這個時代正在為女性創作更多值得演繹的角色，這些具體的作品和討論比單一的標籤更有意義。

日前，《華盛頓郵報》所有者傑夫·貝索斯宣佈，將對該報的評論版進行重大調整，未來該版塊只會關注“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並且不再發表與這些主題相反的觀點，“反對這些的觀點將留給其他人發表。”他在宣告中寫道，“美國成功很大部分在於經濟和其它領域的自由，自由是道德的——它將強制降到最低——同時也是務實的，因為它推動創造力、發明和繁榮。”

這是自去年美國大選背書風波以來，貝索斯再次干預《華盛頓郵報》的業務。儘管內部員工收到的備忘錄中註明了這一改變“不是為了站在任何政黨的一邊”，但仍被許多人視為其進一步轉向右翼的表現，因為這與該報數十年來廣泛發表各類觀點的路線明顯不同。

這一決定立即引發評論版和其他記者的公開反對，該欄目的編輯大衛·希普利（David Shipley）隨即因意見不合宣佈離職。《華盛頓郵報》首席經濟記者傑夫·斯坦因（Jeff Stein）稱這是對評論版員工的“巨大侵犯”，因為“異議觀點將不再被髮表或容忍”。在接受《衛報》採訪時，曾在2012-2021年間擔任《華盛頓郵報》執行主編的馬蒂·巴倫（Marty Baron）表達了震驚，稱貝索斯的行為是“對言論自由理念的背叛”。他回憶，貝索斯在自己任職期間很少介入社論版面，並認同專欄中存在各種觀點，如今顯然不同，貝索斯選擇了更保守的立場，這被視為他試圖與特朗普修復關係的努力。

這被進一步解讀為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國新聞業處境的對映：美國新聞機構正處在持續焦慮的氛圍中。同樣在上週，白宮新聞秘書宣佈將取消長期以來由白宮記者協會協調的日常輪換制度，轉而由白宮內部決定哪些記者可以跟隨並向總統提問。在此之前，白宮剛將美聯社驅逐出報道行列，因為後者拒絕配合特朗普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的行政命令。新政策實行第二天，路透社失去席位，取而代之的是首次亮相的保守派媒體Blaze Media，以及為數不多使用“美國灣”名稱的媒體Axios。自1996年以來持續報道白宮新聞的《紐約時報》記者彼得·貝克（Peter Baker）表示：“現在他發出了訊號，如果你寫了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你就出局了，你不能再留在這裡。”

另一處新變化是播客的引入。不同於競選期間對於播客宣傳功能的強調，特朗普進一步將播客作為政府的新人才庫，就在上週，特朗普聘請了兩位知名右翼播客創作者丹·邦吉諾（Dan Bongino）和格雷厄姆·艾倫（Graham Allen）加入政府，分別擔任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和國防部高階通訊官員，其中邦吉諾曾在節目中聲稱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是虛假的，併為衝擊國會山事件辯護，艾倫曾稱泰勒·斯威夫特為“女巫和魔鬼”。

在一篇評論中，《大西洋月刊》將這一狀況稱為“新型國家媒體”。媒體工作者離職加入政府並不是新鮮事，例如前《時代》雜誌知名記者傑伊·卡尼（Jay Carney）在2008年辭職擔任奧巴馬的新聞發言人，但特朗普政府內部發生的事情是：媒體與政府之間的壁壘正在被打破，這些新興媒體從業者開始從事政策工作並涉足政治，同時政客也紛紛設立自己的播客，二者毫不掩飾地展開交際，並朝著相同的目標努力。

日前，《紐約客》釋出長篇報道，深度梳理了哈佛大學過去幾年在文化紛爭與政治壓力下的動盪處境。

2023年10月巴以衝突發生以來，美國高校陷入了持續的分裂和衝突，時任哈佛大學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迫於各方壓力於去年初辭職，成為哈佛校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長。但這一人事調整並沒有帶來平靜，校園仍然處於一種“困惑不安”之中，換言之，前一年的掙扎很可能會成為未來的常態。

這種焦慮首先關聯向高校最直接的生存危機。特朗普上臺以來，政府多次威脅要凍結聯邦資助專案，美國富商、特朗普追隨者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將撤資作為政府管理高校的手段，“政府撤資會促使哈佛，以及全世界的哈佛們進行自我改革。”在上一財年，哈佛大學研究資金的資助中有2/3——接近7億美元——來自聯邦政府，這並不是個例，聯邦資金支援了斯坦福大學3/4的專案，這個數字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佔到一半。哈佛法學院教授安德魯·克雷斯波（Andrew Crespo）指出，美國高校正處在一種幾乎無法抉擇的困境中：“一方面，包括聯邦政府在內的外部資助方掌握著威脅大學運作的權力，另一方面，大學自身也有其使命。”而夾在其間的，是高校對醫學、藝術等完全不同領域的影響力，“這件事關乎整個美國的高等教育是繼續生存並繁榮，還是逐漸衰落。”

另一個重要危機發生在言論領域。巴以校園抗議以來，哈佛大學提出了“機構中立”（institutional neutrality）的目標，即大學作為一個整體不應該對當下問題採取立場，例如不能掛旗幟，併發起一系列鼓勵“建設性對話”的專案。但這一理念在執行上困難重重，因為學生內部的分裂已經越發嚴重，巴以議題已經深刻影響了校園內的各項事務，在學生們看來，校領導並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這代人具有何等深遠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在加劇這一分裂。上任以來，特朗普下令禁止公共資金用於任何與D.E.I.（多元，平等，包容）相關的專案——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塔裡克·馬蘇德（Tarek Masoud）指出，真正多元化的人群帶來真正多元化的觀點，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在過去最強勢、最真實的權力主張，就在上個月的一場論壇上，哈佛校長阿蘭·加伯（Alan Garber）還在重申學校“接觸不同的背景、觀點和經歷能促進智力和個人成長”的理念，並公佈了旨在彌合分歧的四個資助專案。

作者最後指出，美國大學本質上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集合體，在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中奇蹟般地運作，這種狀態無疑是脆弱的。過去一年的言論之爭進一步揭示了這一體系的失衡，而近年政府和捐助者的意識形態壓力將使高校體系變得更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