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叔》
當今世界，很多人希望成為理性的人，最好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能為自己帶來幫助，我們害怕走錯路，擔心稍不留神，失去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但是，十足的理性是可能的嗎？當理性成為社會唯一被推崇的品質，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今天的文章，復旦大學哲學教授謝晶將從社會契約的角度出發，呈現出絕對理性背後的問題。
講述 | 謝晶
來源 | 看理想節目《不平等》
01.
獨立理性個體，只是一種虛構？
1848年，新英格蘭的鐵路工頭菲尼斯 · 蓋奇在一場意外中被一根鐵棒穿過頭顱。蓋奇不僅奇蹟般地活了下來，而且恢復了運動機能和智力。
但是，真正令蓋奇成為醫學史上著名案例的另有原因，按照當時他身邊的人的說法，“蓋奇不再是蓋奇了”，他從一個有責任心、有領導力的人，變得衝動無常、不守規矩、罵罵咧咧，對其他人毫無尊重。他不再能勝任任何工作。
蓋奇的案例使得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重新考察理性和情感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兩者在我們的人格和行動能力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達馬西奧找到了和蓋奇非常類似的案例，在大腦前額葉受到損傷之後，這些人都恢復了包括語言、記憶、觀察、分析、學習等在內的完整的知性；這些人也保留了道德批判的能力，也就是說，ta們對於社會習俗和道德準則有所認知，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進行推理和判斷。
但是，ta們失去了情感，變得冷血、無情，並且像旁觀者一樣，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與自己無關。與此同時，ta們徹底失去了比如說規劃的能力和對不同的事情劃分輕重緩急的能力。
總而言之，這些人在保留了完整的理性的同時，大腦損傷使得ta們徹底失去了情感，而與此同時，ta們也失去了行動和交往的能力。
《我的大叔》
這些觀察使得達馬西奧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設，我們的決策力不僅僅只依靠理性思考，還有賴於情緒和感受。理性本身不在任何情況下可以單獨地發揮作用，如果沒有理智和情感，沒有判斷和切身體會的共同作用，人沒有辦法做出決策、規劃和與人相處，不可能成為道德和行動主體。
這就是他的那本書的名字《笛卡爾的錯誤》的意思，不僅是笛卡爾自己，而且從笛卡爾開始漸漸成為一種共識的“身心”二元論實際上是一種謬誤。
有情緒和感受的身體和有理性的心靈，總是同時參與到行動和決定當中去，我們通常會有的一種觀念，出於“純粹理性的決定”才是一個好的決定，但這種可以做出“純粹理性的決定”的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妄想。這是達馬西奧的觀點。
達馬西奧認為，理性本來就不可能獨立存在和行動；理性不可能構成一個個體，因為人本來就是身和心、理性和感性的共同體。而在這個意義上的人，根本就談不上獨立自主，而無時無刻地不有賴於包括其他社會成員和包括大自然在內的那個周遭世界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獨立自主的理性個體不僅僅是一種要求很高的社會成員型別，而且嚴格來說它是不可能的。
02.
理性，越來越狹義化了
有必要先來定義一下，我們所質疑的理性到底是什麼。
廣義上的理性指的是以理智的方式來行事，它的反面是瘋癲。一個理性的人是一個理智的人，ta可以有正常的行為和交往。廣義上的理性並不與我們的感性、情感有嚴格的界限，人情世故並不被視作是妨礙人做出理智的選擇的。
但是，西方近代尤其是啟蒙以來被對立於情感、被奉為人的本性的理性是什麼呢？英語裡，是rationality，它從拉丁語的ratio而來，意思是計算的過程和計算的結果。由此可見，伴隨著理性和情感的絕對二分的，是理性在內涵上的極度簡化，它成為某種演算法。
伽利略說，自然這本書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笛卡爾和牛頓都繼承了世界的本質是數字和比例的想法；霍布斯不僅把推理能力等同於算數，而且把與義務和正義有關的實踐理性也等同於算數。
在這之後，隨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一個總是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並且知道如何實現利益最大化目的的人，變成了理性行動者的代名詞。
《未生》
今天當我們說到理性的時候，理性並沒有失去合情合理、有理智這樣廣義上的含義，但是演算法才是契約精神所特指的理性。契約關係的泛化也意味著演算法的泛化：實現互惠互利需要演算法，權利義務關係對等需要演算法，罪的等級和懲罰的尺度匹配需要演算法，投資和回報的利益最大化也需要演算法。今天的一切都變成了投資，甚至於教育、情感。
這樣的結果是，從我們認為符合數學的那個外在的自然世界出發，我們把自己的社會世界變成了一個充滿公式的世界。
人工智慧之所以越來越像人，與其說是發生了什麼飛躍，不如說是因為人的理智越來越趨向於人工智慧，越來越趨向於純粹的演算法。我們今天在問人工智慧能不能取代人類，但問題應該反過來：我們為什麼讓自己的理性變得越來越可以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就像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如果理性的個體本身是個神話，一切都為了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本身也是一個神話的話，那麼這些理論實際上並不是在分析現實，而是在透過看上去客觀地“預測”未來在教我們做人。
它在告訴我們，行動應該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展開。而且，經濟學的教育很成功，因為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經濟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世界，我們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但是，即便如此，實際上我們每天做的大大小小的決策，有很多並不是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很難說，經濟人是人類的本性。認識到理性的狹義化，需要長期學習，但它的建構性可以被看得很清楚。
03.
“同意”原則的盲點
很多人，尤其是為經濟人和經濟空間提供再生產勞動的人，很難成為擅長計算的經濟人。無論是在簽訂契約的過程當中（比如說確定勞資關係的過程當中），還是在遵守規則的過程當中（比如去了解各種法律和規範的過程中），ta們都不知道以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為自己謀求利益最大化。
甚至於ta們沒有理直氣壯為自己謀求和捍衛最大利益的意識。比如說，如果ta們從小被灌輸的不是利益最大化是一件好事情，而被灌輸的是奉獻、忍讓、安分守己這些價值，那麼ta們的慣習是忍讓、安分、守己，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訂立契約和遵守規則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和生命需要的人，而不是理性的個體，那麼契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不僅表現為不平等，而且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
作為生命體的我們是脆弱的。對於這種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強調是當代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轉向。首先，生命體從根本上來說是脆弱的，但是，因為可以獲取的資源和掌握的暴力手段有所不同，處於政治經濟世界當中的生命體在脆弱程度上面可能有著天壤之別。
一個在各方面都非常脆弱、沒有很多手段來維繫生命並且防禦自身的人，進入契約關係的時候，哪怕ta坐擁很多的演算法，有很多對於法規的知識，ta也沒有簽訂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契約的能力。
《我的大叔》
我們在#metoo的運動當中看到“同意”原則， 強調同意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這並不足夠。因為當契約雙方有一方處於脆弱的狀態（年齡、經歷、收入、力量、威望、權力等因素），那麼，ta沒有能力說出no，所以ta口中的yes，不是表示同意，而是表示服從。
所以“只要明確說出同意的人就是自願的”，這樣的想法是一種非常偷懶的公正理論，因為它沒有意識到自願和自願之間在同意的程度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別。
極端地來說，一個被刀架在脖子上的人也可以說yes，但是這個yes表達的不是同意，它表達的只是求生的慾望，對自己的生命說yes。
在一個人與人的脆弱性有著天壤之別的社會當中普及契約關係，並不是在推進平權，而常常只是粉飾統治關係。當我們把人視作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體，看到ta的脆弱性的時候，才能進一步看到契約的普遍化會帶來的粉飾統治的結果。
再一次地，強調性關係必須建立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之上，強調任何意義上的強迫都是不可接受的，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認為性關係的全部實質只在於理性個體之間互惠互利的權利義務關係，是荒謬的。
同意原則的第二個盲點，是泛契約化的第二個糟糕的結果（第一個結果是用平等粉飾統治和特權）。第二個結果是，把原來不屬於理性算計的關係強行變成理性算計的關係。
但是，作為活生生的人，我們不僅需要物質和資源意義上的養分，還需要感受和情感意義上的養分，後者對於人來說是更根本的關係。
04.
新型關係的可能：基本共同主義
格雷伯在《債》這本書裡面把這種互助和共生的關係稱為“根本共同主義（baseline communism）”。這裡，我把communism翻譯成“共同主義”，它不是共產主義的意思，而是不分你我、不斤斤計較、不算計的關係，“各取所需，各盡所能”。
嚴格意義上的共同體正好和個體邊界（包括身體和私有財產的邊界）明晰的契約社會恰好相反：共生關係裡沒有涇渭分明的“個體”，只有相互依賴的生命體。
按照格雷伯的說法，“它是一種對於我們相互之間的最根深蒂固的依賴的承認” ，它是對於我們的非個體性的承認；共生關係當中沒有建立在算計之上的、預設好的權利義務關係。
在格雷伯看來，我們忽略了一種最根本的、無處不在的社會關係。作為生命體的我們是脆弱的，我們組成社會的根本目的是共生，而共生的最合理的方式，是不算計。
比如說，發生滋養和照料活動的最常見場所是家庭，實際上更確切的說法是，當人們開始群居，最初建立的共處模式就是家。
家庭當中資源分配和分工，並不按照做了多少家務可以得到多少食物來處理。為什麼？因為我們在家裡被滿足的最基本的需求，是彼此的照料和關愛，這些沒有辦法被計算。每個人每個時刻的需求，食物、關愛、照料、聆聽……是獨一無二的。
《我的大叔》
當下，所有的社會關係都被契約化的最嚴重結果，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不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得到滿足。人們作為生命體的經驗在貧瘠化、惡化，大家在以不恰當的方式被對待，也以不恰當的方式對待別人。
這件事情正在造成一種普遍的人道危機，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幸福感很可能是這種危機的體現，它涉及到的不僅僅是權力關係裡受打壓、經濟關係裡受剝削的那一方，而是所有人。
實際上，在理性得到一片叫好聲的那個時代，盧梭就提醒我們，理性並不是德性的來源，不是好的社會的來源，因為它在令人變得自我中心主義和斤斤計較的同時，把每一個人都變成一座孤島，它令我們失去原本所具有的憐憫心，也就是說共情的能力，令我們對於彼此的歡樂和苦難都變得麻木不仁。
盧梭說，共情能力才是一切德性的來源，因為共情能力使人慷慨、仁慈，共情才有助於真正的人道，才有助於人類的相互儲存。
*本文編輯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不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第18期，主講人謝晶。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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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編輯：ZY
微信內容編輯：汁兒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我的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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