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048年春天，發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這件小事，在二十多年後，影響了整個大宋王朝，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這一年，在浙江鄞縣，有一個28歲的年輕縣令，在鄉村調研時，發現了一個嚴峻的問題：
春天來了，一些貧民卻沒有糧食吃了。只好抵押自家的土地，去借高利貸。等到了秋天，收成好還可以還錢；收成不好，就會破產。
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尚兇飢？
——王安石《郊行》
如何幫助這些窮苦百姓呢？
年輕的縣令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把官府糧倉的糧食拿出來搞借貸！既幫助貧民度過難關，又給朝廷增加收入。真是一舉兩得！
他親自送糧下鄉，翻山越嶺，參與到放貸事業中。
窮苦的人們有救了！年輕的縣令贏得了一片讚美聲。
雖然官位很低，工作很累，下鄉的時候，甚至只能借宿在寺廟裡。但他意氣風發。
百姓們臉上的笑容，讓年輕人感受到了工作的意義。
他寫了很多詩歌，來記錄自己的工作：
驀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
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王安石《發粟至石陂寺》
這個年輕的縣令，就是王安石。當縣令的三年，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快樂的時光。
雖然只是官場上一個最卑微的縣令，但天高皇帝遠，在這個小小的縣，他說了算。
可以擼起袖子，一心一意的幹實事。沒有質疑，沒有批評，只有一片點贊。
在大宋帝國的版圖上，有不少像他這樣的年輕官員。勤政愛民，一心一意地為百姓服務，以天下為己任。
在未來的歲月裡，他們將會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後成為勢同水火的敵人。
02
二十多年後，王安石成為帝國的宰相。
他把自己年輕時在鄞縣的借貸經驗，提煉為“青苗法”，作為變法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推向全國，要求所有地方都必須積極實施。
這條政策，遭到了無數官員的反對。
老上級韓琦，公開批評；富弼、歐陽修等提攜過他的大佬，拒絕執行，為此貶官獲罪也在所不惜；司馬光、孫覺、呂公著等老朋友，紛紛上書彈劾，與他視同水火；當初一起變法的蘇轍、李常等同仁，也與他激烈爭論，從此漸行漸遠；就連弟弟王安國和王安禮，都成了“青苗法”等新法的反對者，與他心生間隙。
這些人都是載入史冊的名臣，更不要說許許多多的普通官員。
反對派中的許多人，與王安石一樣勤政愛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曾經志同道合。
《蘇東坡傳》的作者許葆雲提醒我們，神宗時代並沒有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政治鬥爭的根源，在於關於如何改革，大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宋王朝需要變法革新，這早就是整個國家的共識了，所以當“熙豐變法”開始的時候，稍有見識的人都在支援……只是在眾多支持者中又分為兩群，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為首的一群人認為變法當快，以斂財富國為先，雷厲風行，數年見效；以富弼、司馬光、範鎮、蘇軾等人為首的一群大臣認為變法當緩，應以澄清吏治為首，仁政富民為先，然後富國強兵，一步一個腳印，摸著石頭過河。就像富弼對皇帝暗示的那樣，過程至少要“二十年”……
在“熙豐變法”過程中沒有“變法派”和“反對派”的區別，只有“急變派”和“緩變派”的辯論。後來變法中發生的種種爭端，只是“急變派”與“緩變派”之爭罷了。
——
許葆雲
《蘇東坡傳》
同樣是支援改革的正人君子，為什麼王安石看到的是百姓借貸時臉上的笑容，司馬光、蘇東坡看到的卻是官府催債時的悲慘景象？
我在寫司馬光和歐陽修的兩篇文章裡，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過青苗法：
今天這一篇，想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03
二十多年前，年輕的王安石，作為縣令，把官倉裡的糧食，放貸給農民，為什麼很成功？並且在這份工作中感受到了為百姓服務的幸福？
二十多年後，許許多多基層官員，又為什麼如此反感青苗法？比如王安石的老朋友陳舜瑜是山陰縣令，為了不執行青苗法，寧可辭官。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王安石搞放貸的時候，完全是自由自願的。沒有任何上級強迫他，也沒有業務指標。他的放貸業務，就算不賺一毛錢，也不會有人指責他。
畢竟，一個地方官員，在工作範圍之外，額外加班加點，為百姓排憂解難，有錯嗎？一般來說，只要不虧損朝廷的糧食，就不會有人彈劾他。（更何況，一個小小縣令，也沒什麼人注意。）
他的放貸業務，還具有極大的靈活性。今年還不了錢，明年還就好了，反正也沒有上級來監督這項工作的程序。
二十多年後，負責執行青苗法的基層官員們，和年輕時的王安石，做得是同樣的事，面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處境：
首先，這個工作任務是強制性的。不管你支援還是反對，喜歡還是討厭。你討厭放高利貸，討厭向老百姓催債，討厭也得幹，不幹就滾蛋。要麼換思想，要麼換人。
其次，朝廷專門派往各地的監察官員，會來檢查你完成了多少放貸，賺了多少錢，會給你好評或者差評。這些好評和差評，會直接影響你的前途。業績好升職加薪，業績差批評處分。
最後，嚴格考核之下，基層官員也沒有什麼自主性：
雖然《青苗法》規定：歉收的年景農民可以暫時不還本息，待明年收成增加再還，可天災一來就不是一府一縣的事，大筆派發的“青苗”貸款收不回來，縣令如何面對知府？知府如何面對轉運使？各地轉運使又如何向京城的戶部、鹽鐵、度支三司衙門交待？
——許葆雲《蘇東坡傳》
個人自由自願地探索某個專案，和一整套相關政策的構建與執行，完全是兩回事。
舉個例子：張三拿出一點閒錢借給朋友賺取利息，和張三作為銀行經理必須完成借貸指標和催收任務，也是兩碼事。
來做一個殘忍的假設吧：
如果執行青苗法的基層官員裡，也有一個年輕地王安石。他能透過績效考核嗎？他會不會因為搞錢太少、執行不力，而受到上級部門的嚴厲批評甚至處分？
其他縣令今年放貸賺了五百兩，你只賺了五十兩，怎麼回事？是不是能力不行，態度不端正？是不是對變法有意見？
如果年輕地王安石也是執行青苗法的眾多基層官員之一，他還會快樂嗎？以他的火暴脾氣，會不會像自己的朋友一樣，一怒之下掛冠辭職，老子不幹了？
一個人自由自主地進行探索和創新，和一個人被迫完成上級佈置的任務，所採取的手段、所產生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
你喜歡寫日記，和老師要求你每天寫日記。看起來是一回事，但日記還是那個日記嗎？
宰相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和年輕縣令王安石的放貸探索，看起來是一回事，但真的是一回事嗎？
04
反對派們批評說，那些積極執行青苗法，不惜強迫百姓借貸、暴力催債的官員，並沒有受到處分，而是受到了王安石的青睞，一路升職加薪。
是王安石的初心變了嗎？
這種抒情性的問題毫無意義。
關鍵在於，作為宰相的王安石知道，一個全國性的政策，執行中必須被考核。
考核看什麼？看業績。不然，所有人的工作，都沒法做。
那些派到各地去巡視的監察官員，不看業績，看什麼？難道一個個深入田間地頭和老百姓聊天？這樣的考核工作要搞到何年何月？銳意變法的皇上等得及嗎？眾多反對派會給自己從容改革的時間嗎？
就是王安石本人的工作，也要被考核。你說放貸業務對老百姓很便利，空口白牙，誰知道真的假的。但你給朝廷賺到了大量的錢，充實了國庫，這個是真的，是最有說服力的。
錢，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就像銀行體系的考核，一切手段，要圍繞著“利潤”這個核心目標。手段有問題，只是方式方法不當；面對鋪天蓋地的爭議和批評，難道要打擊那些用行動支援自己的積極分子？
宰相王安石和縣令王安石放貸時的核心目標，並不一樣。前者的最高目標是富國，後者的最高目標是利民。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宗旨，所頒行的一系列新法都圍繞著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一中心，在“國計”與“民生”這兩端上，重心明顯傾向“國計”而忽視“民生”。新法實行之後，國家收入迅速增加，與此同時，百姓的負擔也日益加重。
——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
位置變了，環境變了，價值排序，也變了。
05
讓年輕的王安石感到快樂的放貸業務，卻讓中年人蘇軾痛苦不堪：
青苗法的流弊卻很嚴重，起先是執行的官吏強迫推銷“貸款”，現在則已到了受貸的老百姓還不出錢來，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獄。
預言這惡法必將有此惡果的蘇軾（杭州通判），卻必須每日冠帶整齊，高坐堂上，看衙役著力鞭棰這些窮人，在一片號哭聲中，簽署無情的判詞。
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聲震瓦，而堂上的這位通判，慚汗滿臉，手執判筆，逡巡難下，落筆時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熱淚盈眶，隱隱作痛的良心，總在汩汩泣血。
——李一冰《蘇東坡新傳》
蘇軾上書批判青苗法，說地方官員們用娼優、美酒和各種娛樂專案，刺激消費慾望，吸引農民借貸。結果就是：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蘇軾《山村五絕》
很多人匆匆借錢，匆匆花完。等待他們的，是官府催債時家破人亡的悲劇。
但換一個角度想一想：
這些地方官員，沒有像另一些同行那樣，透過暴力方式強迫農民借貸。而是為了完成放貸任務，想方設法、絞盡腦汁，甚至都把自己的工作和娛樂業結合起來了。（這可是古代的官員），他們容易嗎？
這裡面當然有可能是為了政績、為了升官，但有沒有一種可能：他們也是沒辦法，誰不是為了完成工作混口飯吃呢？
就像當時的杭州，成千上萬的百姓因為販賣私鹽被捕。他們只是為了生活，抓捕他們的官員、士兵，審判他們的蘇軾，也只是為了生活：
執筆對之泣，哀此係中囚。
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
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
——蘇軾《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
百姓們為了生活而做“違法”的事，自己為了生活而做違心的事，誰不是活在一張無形的大網之中呢？
官鹽制度是一張無形的網，青苗法也是一張無形的網。（蘇軾這些批評朝政的詩句，還將讓他在未來歲月裡墜入文字獄的恢恢大網之中。）
二十多年前，那個步履輕快地走在山路上，去給貧農發放貸款的年輕縣令，大概從未想過，最初的一點善意，一旦在擁有巨大權力後進行強制性推廣，竟然會演變成一張巨大的網。
會把無數人（也包括自己）的命運，困在其中。
通往地獄的道路，常常是由善意＋強制鋪就的。
己之所欲，勿強制於人。
參考文獻：
01.崔銘《王安石傳》
02.吳鉤《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時代》
03.周文翰《孤星之旅：蘇東坡傳》
04.李一冰《蘇東坡新傳》
05.許葆雲《蘇東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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