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自己：中國的力量與未來的思量||大視野

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在產生全球驚擾效應的同時，也在演變成一場自以為是的“低幼化”表演。

當世界上大部分貿易伙伴，包括昔日的盟友，甚至美國國內的不少支持者，都擔心“他的話一秒鐘都不能相信”（托馬斯·弗裡德曼語），“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深刻性也開始被他的任性所消解。

從4月2日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稅”開始，關稅稅率的魔幻變化和貿易伙伴的反制，讓美國的股債匯市場也動盪不已。特朗普不得不做出對大部分國家暫緩90天實施“對等關稅”的決定，並釋放了“非常希望與中國達成協議，以結束不斷升級的貿易戰”的資訊。

中方已經發布了《中美經貿關係中方立場白皮書》，用事實說話。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方履約過程中，曾面臨因美方原因導致的多重障礙。

一是美相關產品產能有限，對華出口能力不足。例如2020年波音公司的飛機產量僅相當於2019年的40%左右，對中方的交付帶來較大影響；

二是美基礎設施不足導致運輸成本增加。例如，美墨西哥灣港口大多無法直接靠泊超大型油輪，需中型油輪轉運加註，導致美原油運輸至中國成本較中東高出2倍，價格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

三是美方部分產品在價格、安全等方面競爭力不強，影響中方企業市場化進口意願。例如相較於美國大豆，南美大豆價格優勢更為明顯；美國牛肉價格較南美高50%左右；美國大米在質量、外觀、口感、價格等方面相對於東南亞相關國家大米的競爭力不強；

四是美方原因導致中美國際物流受到影響。例如美國港口等設施處於緊平衡狀態，受疫情影響，鐵路、港口、集裝箱卡車等供應鏈諸多環節難以適應，造成貨物大量積壓，等等。

看到這些，我腦子裡閃現出的是中國出口企業為了保交付，爭分奪秒、齊心協力的場景。工人在加班，老闆給他們準備夜宵，集卡司機24小時待命，貨一齊立即開往碼頭，碼頭上早有人辦妥了通關手續……

商場如戰場。誰能為消費者創造更高價值，誰就更受歡迎。競爭的本質是企業的能力，加上整個配套能力。你加再多關稅，中國能力也不會被加沒了，反而把自己消費者的福祉減掉了。

所以，能力才是抵抗一切外部壓力的信心基石。

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一些近期我所感受到的中國力量。

同時，當我們已經具備了強大產業能力之時，如何促進全球貿易的可持續，讓各類貿易伙伴都能更好地接受中企的產品、服務、投資，上善若水，水利萬物，也要佈局謀篇。這是著眼未來的思量。

求知若渴的故事

在“杭州六小龍”之一群腦科技參訪時，我問其創始人韓璧丞怎麼看中美科技的未來。

他講了一段故事。

2014年韓璧丞到哈佛大學腦科學中心讀博士，這裡有很多做神經科學研究的大教授。一般到下午5點鐘，美國人拿著包就下班了，去過自己的生活。

“但我們很珍惜機會。從中國來，好不容易考到最好的學校，晚上11點我們那棟樓大概有‎六七‎盞燈還亮著，就是有‎六七‎個實驗室還在工作，全是中國人在幹活。半夜2點鐘還有一個燈亮，那是我在幹活。這就是中國人的縮影。最後你發現那些好的科研文章，幾乎都是華人做的。現在，美國的人形機器人公司、大模型公司，如果想拿主流投資人的融資，他要看你團隊成員裡有多少華人。如果沒什麼華人，他會問‘你們公司誰來幹活’。”

“很多時候，技術就是一層窗戶紙，沒那麼神奇，最核心的是你要先走很艱難、很漫長的路，走到那個窗戶前，可能一戳就破了。”

“Stay hungry，Stay foolish”是喬布斯的名言，中文譯為“求知若渴，虛懷若愚”。聽韓璧丞的故事，我又想到了這句話。過去這幾十年，全球哪裡還有比中國人更求知若渴、拼命幹活的？

彩虹曲線的故事

所謂微笑曲線，就是在中間做製造的最辛苦，利潤最薄，所以又叫痛苦曲線。

給耐克等品牌做製造的申洲國際剛剛釋出財報，2024年銷售收入為286.63億元，稅後淨利潤為62.41億元，淨利潤率為21.85%，而耐克2024財年（截至2024年5月31日）營業收入為513.62億美元，淨利潤為57億美元，淨利潤率為11%。申洲是耐克的兩倍。

這樣的中國製造，其實是彩虹曲線。

再來看一下果鏈上的中企。蘋果是一家很了不起的公司，對中國消費電子供應鏈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但這也是雙向的，蘋果也離不開中國企業的精工匠制。

我聽說，有果鏈上的中企產品的合格率已達到single PPM，接近零PPM，即只有百萬分之幾的瑕疵，甚至1000萬臺產品只有一兩個不合格品。

如果你去查一些中國果鏈企業在專利方面的公告，就會明白它們都是高科技企業。在質量、效率、材料、工藝、模具、精準測量、自動化、應對產品快速迭代和淡旺季差別的柔性化能力等方面，都做到了世界領先。

雖然2018年前後中國果鏈企業開始在越南等地佈局，但核心零部件、關鍵製造和高價值的部分還是集中在中國，越南等地主要是組裝。未來蘋果可能會將增量產能在製造地上更加分散，也可能會保留部分自動化程度高、價值高的產品在美國生產，但消費電子產業鏈長，涉及多級材料廠商，在供應鏈集聚、物流運輸、工藝人才等方面都有較高要求，所以想移出中國還是相當困難的。

為什麼果鏈製造環節中的“強能力”部分在中國？因為背後是中國工程師、創新研發團隊這些“強人力資本”在主導。

突破天花板的故事

幾年前我在崑山的三一重機調研，時任董事長俞宏福告訴我，三一重機等國內挖掘機企業的發展中，一家常州的民企恆立液壓做出了很大貢獻。挖掘機的核心部件是高壓油缸，在恆立液壓之前中國始終無法突破高壓油缸技術，遇到了天花板。

去年10月，偶然看到一則新聞的標題《總重量達385噸全球最大打樁船主油缸在常州下線》，我想到了恆力液壓，果然是。

“二航長青”是中國造出的全球樁架最高、吊樁能力最大、抗風浪能力最強的打樁船。由中交集團所屬中交二航局牽頭研發攻關，上海振華重工建造。長130.5米，型寬40.8米，型深8.4米，樁架高度150米，可打最大樁重700噸、直徑7米的樁基。

油缸是打樁船的“心臟”。“二航長青”號主油缸自主研發的成功，打破了中國大型打樁船主油缸核心部件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補上了在油缸V組密封、關節軸承織物襯墊原材料、活塞桿雷射熔覆耐腐蝕材料等關鍵部件上的短板。

這一“全球最大的液壓油缸”，重385噸，直徑近2米，總長28米，額定推力為5000噸，相當於一次能舉起1000頭5噸重的非洲象。

恆力液壓厥功至偉。但整個專案的成功，也依靠了其他產業鏈頭部企業的參與，以及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等4所高校的支援。透過組建體系化、任務型創新聯合體，終於實現了超大超長油缸的國產化。

就我的感覺，2018年“卡脖子”概念被正式提出時《科技日報》列出的35項關鍵核心技術挑戰，現在基本都已突破了。

“軍民融合”的故事

改革開放前，中國有“兩彈一星”的突破，有不少軍工企業，而民用品方面的技術很薄弱。我採訪過比亞迪的一些早期研發骨幹，好幾位都是從貴州和東北的軍工企業、軍工科研單位出來的。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民用品大發展。最近這些年，我在不少科創型民企看到，有的軍品所需的高精尖技術、裝置、關鍵材料和零部件，就來自它們。由於民用品企業參與充分的市場競爭，所以對成本、效率、功耗等方面有更強的考慮，設計得更合理，產品做得更好。

也有一些情況是軍品和民品企業進行專案與技術合作，這就是“軍民融合”。

我看過《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該書主要觀點是“戰場的背後是實業的較量。”書中說，“正是那些被戰爭動員起來的民用工業，以及在軍工生產中得到鍛鍊的普通男女，讓美國在戰爭中唱響了凱歌，併為戰後長達30年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的繁榮不僅帶動了世界的發展，同時在冷戰中拖垮了以國營軍工為實業主體的蘇聯。”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在採訪中，有企業家說，企業家最怕打仗，但如果有一天讓我們造大炮坦克，也沒問題。也有做電動垂直起降新型航空飛行器（eVTOL）的年輕創業者說，如果有一天台灣海峽有需要，我們可以造出幾萬臺幾十萬臺無人機，還能抗電子干擾，密密麻麻就覆蓋過去。

強大的工業能力，也是護佑國家安全的基石。

自食其力、為國分憂的故事

上週我在北京出差，住在金融街威斯汀酒店。關稅戰一天一個樣，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大量時間都在房間瀏覽資訊和做電話採訪。

4月10日下午2點樣子，我想出去吃碗麵，順著金融大街走到酒店公寓，剛好看到一個戴著頭盔、穿著黃藍色工服、送閃送的中年男子從裡面出來。他失去了右胳膊，袖管裡是空的。他走到馬路邊，跨坐到摩托車上，一條腿立地，一條腿踩著擱腳板，用左手熟練地操作手機，估計是接單，過了一會兒，他左手開著車啟動了。

走進麵館，等上面時，看到微信群裡正在討論“對等關稅”、反制和促內需，我講了剛才的所見，並感慨：我們有這樣自食其力不給政府添負擔的人民，誰怕誰？如何對他們更好一些呢？

第二天中午，和一家金融機構的管理者吃飯，他是80後。我說，這兩年做金融很辛苦吧，行業整頓、聲譽受損、房地產拖累、IPO減少、高管限薪等等，和華爾街的薪酬完全沒得比了。他說，是挺辛苦，但最近和做金融的朋友們吃飯，大家都說“特朗普這麼幹，沒什麼好說的，就跟他幹”，也沒有誰再抱怨限薪什麼的了。

國家越是困難時凝聚力越強，為國分憂，人人盡責，真的是中國力量。

企業如何面對匪夷所思的關稅？

正是從無數像上面這樣的故事中，我堅信，能力在，誰也壓不垮自己。

能力在，無論是反霸凌、反脫鉤，更深地融入全球化，都是有利的條件。

經過不斷上調，目前美方對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政策是：

非郵政渠道：3.3%（正常的最惠國關稅）+約19%（301稅率）+20%（芬太尼稅率）+125%（對等關稅提高後），總稅率約為167%；

郵政渠道：對中國出口的價值800美元以下商品，5月2日後（美國東部夏令時間）每件郵政小包裹徵收相當於貨值120%或100美元的關稅，並從6月1日起（美國東部夏令時間）再上調至200美元。

這種匪夷所思的關稅水平，即便站在美國立場考慮，也很不智，並不可持續。簡單說，在“消費剛需+高關稅”下，進口商們一定會採取低報貨值甚至走私等方式，而海關的監管要做到不留縫隙，需要極高的成本，很不現實。

所以我認為，特朗普的超高關稅更像是揮動的“武器”和“籌碼”，接下來，他大機率會透過與中方談判做相當程度的修正。

美東時間4月11日晚，美國海關宣佈，對若干稅號的商品不徵收“對等關稅”，其中包括積體電路、半導體器件、快閃記憶體、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顯示模組等。這就是一種修正。如果徵收，大部分在中國生產的蘋果手機會首當其衝。

我在和中國的實體企業、外貿企業、跨境電商平臺的交流中，感到總的反應是出乎意料、覺得未來無法捉摸，特別是立即丟單的中小企業，確實面臨“生死考驗”。

但大部分企業的情況，並非“天要塌下來了”，總體是在觀望、消化資訊，與客戶等相關方溝通，推演各種方案進行比較，如漲價、暫時停產、將貿易做轉口處理、考慮將生產轉移到較低關稅區或在當地找合作伙伴，等等。

有的企業在抓緊出貨，客戶已下單或已在海上運輸的，客戶天天催；

有的企業透過比較不同地區的稅率，在供應鏈上做調配；

有的企業因為產品成本和售價之間差距很大，並不怕高額關稅，如一些打火機生產企業；

有的企業原來走空運，現在考慮走便宜得多的海運；

按照FOB模式出口的企業（即美國客戶負擔中國產品從中國港口上船之後的運費、保險和關稅），心裡沒有那麼緊張；

按照DDP模式出口的企業（即中國企業完稅後再向美國客戶交貨），因為自己要承擔高關稅，很多就選擇先停下來；

已經做了分散式海外生產佈局的企業，看到特朗普暫緩90天實施“對等關稅”，就考慮從緩衝區域或豁免區域（如“中轉要地”墨西哥）出口，改變一下原產地就行了；

很多企業也在研判出海到“新窪地”的可能性，比如只徵收10%基準關稅的新加坡、埃及、沙特、巴西、智利、土耳其、阿聯酋、紐西蘭、阿根廷和一些非洲國家。

不同行業和企業的情況也有很大分別。過去形成了“電子組裝向東南亞遷移，紡織服裝向南亞、非洲擴散，汽車整機和電池廠投資北美”等趨勢，現在到海外建廠，或尋找當地的代工廠，需要有更多的備份地，以建立多區域供應鏈佈局。但同時，也要仔細計算新目的地的綜合成本和收益。

對跨境電商行業來說，如果5月2日真的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商品的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加徵重稅，並採取新的清關政策（原來的T86清關非常簡易，新的T01和T11清關很繁複，效率很低），則小包裹通道等於基本關停。那麼未來針對美國的跨境電商，就要更多從直郵模式轉到海外倉模式，即把批次的貨物先發到海外倉，再到平臺上架。

現在的確是非常時期，非常動盪，但並非“滅頂之災”，因為中企有能力，有對沖，有調整，加之可以預期的政府幫扶，以及“出口轉內銷”的努力，相信這場驚濤駭浪最終可以過得去。

著眼於全球貿易的可持續

最近的採訪交流中，我也聽到了一些企業家和學者對如何推動全球貿易可持續發展的想法。

不止一位熟悉中美兩國情況的企業家說，以他們在兩國的生活感受，中國在很多方面都不比美國差，甚至超過了美國。一位在中國二線城市的企業家說，他平時看到的豪華車比在舊金山、洛杉磯看到的要多，而且在美國大城市走幾個街區就能看到流浪漢。一位在中國三線城市的企業家說，他們企業提供的待遇已能吸引到一些國際一流公司的人才。

他們認為，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中美兩國，但美國的受益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和華爾街，而原來不少製造業企業和中部地區則有大量失落者。這是特朗普上臺的重要理由，也是他要讓製造業迴流的理由。中國恰恰是製造業第一大國，所以衝突是必然的。

有學者則指出，中國製造的一個特徵是“全能”“通吃”。從前沿科技突破，到高階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到中低端，乃至簡單加工，都在做，都有競爭力。中國的出口順差不僅在中高階或新興行業加速擴大，在相對傳統的部門和較低端的行業也在快速增加。

2024年，中國在WTO內遭遇的貿易調查數達到198起，比2009年的高點124起跳升近60%。發起貿易調查的貿易伙伴不僅有發達經濟體，也有發展中國家，2024年它們佔117起，是貿易爭端總數的近六成。

站在中國企業的立場，自己好像沒什麼錯。中國確實也沒有刻意追求順差。但問題在於，這樣的貿易格局能不能持續。如果不能，不僅經貿關係會經常緊張，最終中國的發展也會受抑制。因此我們需要客觀看待美國的“製造業迴流”，以及越來越多經濟體都在加強供應鏈“在地化”“本土化”等趨勢，並未雨綢繆。

首先，強內需，舉國已有共識；

其次，更開放，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機遇。去年12月1日，中國給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未來在推動零關稅方面還可以有更大舉措。

第三，促出海。出海是讓中國能力走向全球、並帶動本地化發展的重要機遇，要把出海作為和出口並重的戰略安排。要相信出海不會削弱中國能力。以消費電子、家電、電腦等行業為例，研發創新、核心零部件、關鍵精密製造等核心都在中國，企業出海後還會反向擴大對中國核心零部件和技術服務的採購。

更長遠地看，促出海，也是為了讓一些中低端製造業走向世界，既減少內卷，也促進所到國的供應鏈發展。既然它們一定要發展，我們越早去合作越有利。同時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和就業偏好，也不支援一直做加工組裝型的製造業。

所以，全球範圍內的供應鏈調整，對中國不一定是壞事，也可能是轉型升級的機遇。

還要看到，製造業和供應鏈的流動是有規律的。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幾年其製造業一直在迴流，製造業就業人數從總體下降轉為上升（2023年較2010年增加136萬人），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顯著增加（2023年為7434億美元，較2010年的3650億美元增長了一倍多），製造業增加值大幅增長（2023年製造業增加值較2010年增長了59%），但美國的貿易逆差仍在擴大，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還在下降（從2010年的11.9%降至2023年的10.2%）。

有企業家說，全自動化程度比較高的，類似半導體、整合模組等，也許有可能迴流到美國，汽車這樣美國有基礎的產業也可能迴流，但產業鏈條很長、需要快速應變的消費電子，迴流非常難。電子產業鏈在中國落地生根，從專業裝置、人才到零元件供應，質量過硬，價格便宜，響應迅速，員工心靈手巧。想在美國重建這樣的供應鏈，需要大量資金和時間投入，需要鉅額補貼，4年任期遠遠不夠。就算建了，有沒有成本優勢也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從依賴出口到出口與出海並重，進一步開放市場，把貿易平衡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有利於全球貿易的可持續。中國本土的製造業依然大有空間，新空間就是高階化、綠色化、智慧化和創新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