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鄧公逝世28週年紀念日，他改變了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中國社會的風氣和氛圍都是自上而下啟動的，不要小看一場座談會，春江水暖鴨先知。春天的故事，不止一次，我們最熟悉的是1992年那個春天……
第一次春天的故事是1979年的春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徐徐拉開大幕，從一頓火鍋開始。
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然而，怎麼搞，不知道。
“摸著石頭過河”，石頭在哪兒？河在哪兒？誰來摸？如何摸？當時統統是兩眼一抹黑。
中蘇改革，一成一敗，常為史學家津津樂道。主流認為蘇聯改革的失敗，是隻搞政治體制改革，不搞經濟體制改革，而中國的成功正好相反。這是誤讀。戈爾巴喬夫一開始搞改革，同樣想振興經濟，改革刻板僵化的計劃體制，平衡極度扭曲的產業結構，但他發現，搞不成。
為什麼蘇聯搞不成呢？
很簡單，太晚了，據戈爾巴喬夫所言，蘇聯的計劃體制已經實施了70年，足足三代人的時間，當時所有活著的人，從一出生就生活在國企和計劃之下，沒人具備商業經驗和市場經濟的知識。那些東西已經完全成為蘇聯人的文化古董，沒有留下任何記憶。
相比之下，中國是幸運的，因為1978年改革開放時，計劃經濟體制在神州大地只搞了不到30年，還有老一輩人活著，儲存著碩果僅存的商業經驗，知道怎麼做生意，怎麼核算成本，怎麼經營企業，所以，政府一“放”民間就能搞“活”。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第一個新年，鄧公決定請客吃飯。
1979年1月17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飄出陣陣羊肉香。75歲的鄧公支起銅鍋，宴請五位平均年齡77歲的“老資本家”，他們是——
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
史稱“五老火鍋宴”，一頓飯，看似家常，實則暗藏玄機：涮的是羊肉，暖熱的是中國的未來。
彼時的中國剛從十年動盪中甦醒，經濟凋敝，外資退避，資本家戴著“剝削”的帽子戰戰兢兢。由於極左思潮的長期流行，解放思想太難，人們還普遍停留在“越窮越光榮”的荒唐之中。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如何破局？
鄧公盯上了一群“靠邊站”已久的老工商業者——他們既有辦實業的經驗，又有海外人脈，更重要的是，以前個個都是“行業大王”：機械、鋼鐵、紡織、水泥、豬鬃，幾乎覆蓋國民經濟。
飯桌上，鄧公開門見山：“中國要改革，要吸引外資，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話音未落，84歲的胡厥文就發牢騷：“統戰部門還給我們扣著‘投降主義’的帽子，誰敢說話？”
鄧公笑道：“帽子？該摘就摘！你們早不拿定息了，只要沒剝削，憑啥還叫資本家？”
開場白打消了顧慮，這頓飯吃得熱火朝天，暢所欲言，五位世紀老人彷彿又回到年輕時叱吒風雲的歲月。
榮毅仁吐槽外資談判亂象：“美國老闆一來，各部門爭相討好，結果人家尾巴翹上天，要價翻倍！”
鄧公點頭：“得有個專職部門負責外資，不能一窩蜂。”
“豬鬃大王”古耕虞掏出一疊手寫建議書：“我在美國的親戚想回國投資，但缺政策保障。”
鄧公馬上說：“條例辦法馬上搞！你們列個單子，我讓下面研究。”
最幽默的當屬胡子昂。這位民國時期的“鋼鐵大王”曾把全部資產捐給國家，現在住公房、領工資，卻豪氣不減當年：“我手下還有技術骨幹，只要國家給機會，立馬能開工！”
鄧公調侃：“您這是‘裸捐’不留後路啊！”
一頓火鍋吃完，改革開放進入快車道。
不到半年，首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出臺，資本家集體“摘帽”改稱“勞動者”，全國個體工商戶登記數量翻倍。
更妙的是“火鍋效應”引發的老人們老當益壯，相繼創業：
胡子昂牽頭成立中商公司，專攻工商實業開發；
周叔弢以88歲高齡出任天津信託董事長，四處奔忙；
古耕虞化身“建議狂魔”，提交厚厚一摞改革方案，從豬鬃定價到長江航運，知無不言；
胡厥文胃癌手術前熬夜寫完《調動工商界積極性建議書》，笑稱“再活三年就能完成任務”；
榮毅仁在火鍋宴後，重出江湖，白髮出征，申請成立中國首家信託投資公司“中信”，這就是現在名聲赫赫的頂級央企——中信集團。世界500強，年營收超過9千億，淨利潤超過1千億，榮氏一手創辦，又完璧交給國家。
這是第一次春天的故事。
東道主故意選涮羊肉，只因“火鍋能一直加熱，談話不冷場”。鄧公深知，市場化改革需要“老爺叔”的經驗背書，更需要制度保障。他一邊拆雷（摘除剝削階級帽子），一邊搭臺（鼓勵成立中信、光大），甚至親自為榮毅仁創業站臺：“誰說信託公司姓‘資’？我看它姓‘社’！”
當年的“五老”，是後來馬雲、馬化騰等創業者的先驅，企業家精神，代代傳承，民營經濟，龍騰虎躍，直到今天爆款的DeepSeek、哪吒……
誰能想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破冰之旅，始於幾位老人的圍爐涮肉？沒有一頓火鍋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就是國運。
國運無常，惟德是輔。本號老朋友，智本社的認知課，理解國運，感受國運，追隨國運，這是投資者的自我修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