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Targaryen
編輯 | xd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鄧中夏
鄧中夏是我們所熟知的早期共產主義革命鬥士，但其實他也並非生來便是一位戰士。年少時，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興趣濃厚，因此考入北大中文系，專心研讀古文。但國難當頭，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讓他關注起社會，從一箇舊式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探索救國道路的途中，又深受李大釗等人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理論學習與實踐當中培育出了共產主義思想。
“古文迷”求學北大
鄧中夏出身於湖南宜章一個地主官僚家庭，其父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家中也能算得上一個書香門第，故鄧中夏自幼在家鄉就讀了不少古文。求學的過程中也是以學習古文為主要方向，後慕北京大學國學鼎盛之名考入了北大國文門，入學後在傳統文學上狠下功夫，還以“清操厲冰雪，赤手縛龍蛇”自勉，寓意要勇敢追求自己高潔的志向，要透過學術鑽研來為民請命，這也為他後來打碎舊世界的鐐銬埋下了伏筆。
和以往的舊知識分子一樣，鄧中夏也有著一定的愛國情懷，但他的愛國始終是封建落後式的愛國——試圖從古文中尋求救國救民、改變社會的思想與道路，因此他也在愛國的層面上停滯不前。
正巧的是，鄧中夏在北大求學時恰逢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新舊思潮鬥爭激烈。“一心只讀聖賢書”的鄧中夏受當時思想自由的空氣影響，開始閱讀各類新出版的書籍與報刊，還經常去哲學系、經濟系聽課，參加哲學研究會，探索中西哲學及時事問題等等。試圖從這些湧動的新思潮當中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同時，鄧中夏自身的思想認識也在不斷提高，逐漸疏離了陳舊酸腐的傳統學問。以至於有一次，湖南舊同學張楚從長沙給他帶來一部王先謙的《莊子集解》，鄧中夏直接把它給撕了。在新文化運動中，鄧中夏告別了傳統文學，接受了民主主義的愛國思想。
五四運動中，北大和清華學生在街頭演講
初步參與社會變革
新文化運動興起後，出現了一大批青年團體與他們創辦的刊物，鄧中夏參與創辦了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們辦雜誌，寫文章，利用媒體手段參與社會思潮的變革，但主要受眾都是在學校內部。
為了喚起全國民眾共同救國，鄧中夏認為“到民間去，是我們唯一的使命”。1919年3月，他和高君宇等人組織成立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他們不僅在城市當中講演，更注重到鄉村中去講演。講演的內容主要是破除迷信，反對封建制度，普及科學知識，提倡學習文化。後來慢慢增加國內外大事述評，以喚起民眾共同投入反帝、愛國、救國鬥爭。鄧中夏帶領講演團成員，多次深入工廠、農村，向社會的各個階層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傳播民主與科學的思想。
經歷過五四運動，鄧中夏成為了時代的新青年，並且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嘗試與工農大眾的接觸與融合，他沒有像上一個階段那樣在大學的象牙塔裡鑽研理論與思潮，而是從實踐與社會的變革當中尋求答案。
從理論家到實幹家
接觸新思想的青年們容易存在的毛病就是鑽入理論當中而忽視了理論的真實意義——落實到生活當中去。1919年暑假，為了比較系統地鑽研馬列學說和探討有關中國社會問題的答案，鄧中夏邀約羅章龍、易克嶷、楊東蓴、馬非百等十幾位同學，在北京東皇城根達教衚衕四號租了一個大院作為公寓，他給這個公寓取名為“曦園”，開始和同學們過一種“共產主義式”的學習生活。在“曦園”將近一年的時間裡，鄧中夏一面研究中外歷史，一面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書刊，比較系統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涵。
此時的鄧中夏已經開始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落實到自己的實踐當中去，他深入工廠、農村，向社會的各個階層從事革命宣傳以及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鄧中夏（左五）等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中國工人飽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反抗與革命的要求已經十分迫切，加之鄧中夏等人創立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各地宣傳民主與科學，民眾也開始思考如何反抗壓迫與剝削。工人集中分佈於廠礦，於是在1920年的5月，鄧中夏趕到長辛店進一步宣傳革命思想，為工人的集體反抗與鬥爭做思想動員。
當時長辛店的工人冬天每天需要工作十小時、夏天約十一二小時，工資卻只有三毛至一元不等（以北京物價與現在物價比例為基準，一元約摺合為2007年50元左右人民幣），醫療、教育全無保障。鄧中夏長期講演鍛煉出來的生動的講演形式讓工人朋友們易於接受那些比較晦澀的理論。他對工人們說：“一堆沙子是散的，用石灰和水一攙和，就粘在一起了”，“五個人團結是隻虎，十個人團結像條龍，一百人團結起來，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搖也搖不動。”
自發的工人運動難以形成馬克思主義意識，革命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有組織保障，所以團結工人、組織工會成為這一階段的重要任務。於是在1921年五一勞動節這一天，鄧中夏等人組織了長辛店工人舉行群眾大會：一千多人集聚於長辛店，“除了有北京工人外，還有從天津、保定來的工人”，《晨報》和《京報》的記者都到會採訪，在這次群眾大會上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即工會) ，工人朋友們興高采烈地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整隊遊行。勞動補習學校的學生唱著“走上光明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惟互助，願大家齊努力進取”，“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消除盡”的歌曲。
工會組織成立後，鄧中夏開始領導工會組織進行實際鬥爭。1922年8月，在鄧中夏領導下，長辛店車輛工廠的三千多名工人控制電話，佔領車站，截斷來往火車，鄧中夏在罷工大會上呼籲工人們：“斷絕南北交通，雖有軍隊干涉，但工人毫無所畏，終使路局屈服。”經過工人的堅決鬥爭，軍方和路局不得不同意了工人們提出的條件。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
《人民日報》這樣評價這場罷工：
“這次罷工的勝利猶如星星之火，很快地造成燎原之勢。緊接著，京奉路、粵漢路、京綏路、正太路、津浦路、京漢路的工人紛紛舉行罷工。這些罷工象潮水一樣，猛烈衝擊著反動政府的統治寶座。”
鄧中夏對於當時的自己，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不才如我，既不配稱為詩人，更不配稱為革命家，憶三年前過洞庭有一詩，其辭雲: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禽獼殘除之，我行適我素”。“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秋水含落暉，彩霞如赤炷。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貧富，慘淡經營之，我行適我素”。此詩雖極幼稚，然而當時頗有朋輩為之感動，亦因我當時投身實際活動的原故。
追求革命文學、注重實際行動，鄧中夏的戰場從媒體到街頭到廠礦，從勞動補習學校到成立工會再到組織罷工，他從一個理論家成長為了實幹家，從一箇舊式知識分子成長為了一名共產主義的革命鬥士。思考社會命運，參與社會變革，他走出書齋與工農為伴，因為他在不斷的成長中意識到，要讓更多的工人學習馬克思主義、團結起來爭取自由與權利，深入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最好的辦法。
蘇兆徵
“廣大人民已不能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著我們去組織……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奮鬥……大家同心合力起來，一致合作達到我們最後成功……”
1929年2月25日下午，蘇兆徵生命垂危。彌留之際，他用微弱而沙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為我們留下了這些話。蘇兆徵，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先驅，國際職工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因其長期奮戰於艱苦環境之中，終積勞成疾。
蘇兆徵
革命領袖於今日的我們而言，是一尊尊高高在上的神像，或被供奉起來消解其原有意義，或被我們全然忘卻。當一個個革命者的名字被冠上“XX家”“XX先驅”之時，我們便覺距離之遙遠，唯有“天降大任於斯人”時才有此類英雄人物出現。但其實沒有人出生便是革命者，而革命者也絕不是革命思想機械地堆疊而成的工具。
與絕大多數人的經歷一樣，蘇兆徵也曾對英雄人物著迷，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1885年，蘇兆徵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的一個貧農家庭之中。時帝國主義列強瘋狂侵略中國，腐敗的封建政府選擇與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共同魚肉百姓，而非反抗外國侵略。對英雄的崇敬、對侵略者的憎恨充斥了他的童年生活，愛國、憂民如此沉重的字眼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逐漸沉澱。
18歲那年，貧農出身的蘇兆徵迫於生計到香港海洋輪船上工作。跟著海輪跑遍各個港口的他，耳聞目睹封建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遭人欺壓，華僑的生存處境十分艱難。機緣巧合的是，孫中山常乘坐海輪來往於海內外，二人是同鄉，自然也就聊得來。久而久之，便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還積極參加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利用自己海員身份之便運送軍火、傳遞情報，受到孫中山的多次表彰。
可惜，辛亥革命的曇花一現讓他原有的期待落空——革命果實被竊取，帝國主義肆虐、軍閥割據混戰，水深火熱的現狀依舊未能改變。當他回到農村時，“見農村中地主豪紳高利貸者對於農民之剝削與壓迫，往往抱不平，鼓動農民從事反抗，後來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獄年餘。”[1] 保釋他出獄的私塾老師王步千被反動當局抓捕入獄、迫害致死，反動統治者的反動本質暴露無遺。當蘇兆徵再次離開家鄉之時，他發誓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大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香港與多國的海運中斷，於是蘇兆徵隨著海輪遊歷於國內各港口之間，他發現“本國資本家吸允工人的血汗如帝國主義一般的兇殘”。[3] 舊有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已經無法滿足當前中國面臨的社會矛盾需要，蘇兆徵不斷重新思考革命道路的問題，但他始終懂得反抗是必要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各國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紛紛受到鼓舞，投身於革命事業之中；國內的反帝反封建情緒高漲，工人階級的大罷工讓蘇兆徵認識到，中國的解放單憑少數人的鬥爭決不能取得成功，而一定要依靠絕大多數人投入革命鬥爭。
自1920年起，蘇兆徵便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船上的工友，並開始著手組織海員工會，領導全體海員開展革命鬥爭。中國海員遭受著殘酷的壓榨與剝削：人均二十元上下的工資連自己都難以養活；包工制之下還要求海員將工資按比例上繳給“洗馬沙”，否則就會被強制撤換；對民族和人種的歧視也異常嚴重，工資待遇懸殊。蘇兆徵是海員中的一員，深味此間種種，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鼓舞，更加堅定了他抗爭的信念。
“1921年9月起，香港海員工會先後3次向輪船資本家提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的要求，但均遭到資方的拒絕。1922年11月20日，香港海員為此舉行大罷工。罷工海員紛紛離開香港返抵廣州，並在廣州成立海員罷工總辦事處，作為罷工鬥爭的總指揮部。蘇兆徵被選為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後又被選為海員工會代理會長，成為罷工鬥爭的實際領導人。”[4]
海員工人代表合影，前排右三為蘇兆徵
罷工實現之初，香港政府馬上派華民政務司到海員工會進行半欺騙、半恐嚇的“勸告”，華民政務司說：“本港政府是不允許此種罷工行動的，你們有條件可交本大人，替你們斟酌辦理。你們罷工，不怕餓肚嗎？”
蘇兆徵從群眾中站出來高聲回答他：“我們提條件已經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來說話？現在在我們已經罷工了，要復工除非完全承認我們的條件。我們餓肚子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擔心。”罷工的海員們和聲如雷，華民政務司只得灰溜溜地請群眾讓路好讓他出去。
香港政府先是封閉海員工會、搶去工會招牌，並架起大炮對準工會會所，後來又利用中國紳士邀請海員談判。中國紳士與海員代表談判時提出了兩點：“恢復工會是可以的，但不是原來稱的工會，而應改名，工會招牌不能送還，你們是知道的，這是與政府威信有關，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來。關於增加工資也可以的，但是你們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樣，最好你們先上工，我們大家從長商議，哪船該加工資，哪船該減，定出一個公平辦法來。”
此時罷工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海員代表中有人已經開始動搖，認為罷工的確難以為繼，且相信了紳士為香港政府開脫的那套說辭，認為工會改名和不歸還工會招牌都無傷大雅。
蘇兆徵毅然起來答覆紳士說：“工會名稱是一個字也不能改，工會招牌必要送還。各船情形雖略有不同，然而工資太薄，不能維持生活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增加工資非馬上簽字不行，不能待以後從長商議。”蘇兆徵始終堅持原則，香港政府不得不承認海員條件，而且恭恭敬敬地送還招牌。罷工勝利之後，海員群眾與全香港工人群眾約二十萬人，把香港街市擠得水洩不通，燃著爆竹，一致仰著頭，呼喊著“海員工人萬歲”的口號，看著工會招牌掛上去。
1922年，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
加入共產黨後，在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的幫助下深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後來蘇兆徵領導的省港罷工等實踐活動促進他的工人運動思想走向成熟。從萌芽到發展到成熟，蘇兆徵對工人運動思想的理解在一次次的罷工實踐活動中不斷加深。儘管他身體強健，但操勞過度並在日積月累之下還是將他的身體擊垮。“兆徵同志身體本來強健，但因辦事認真，操勞過度，而營養又不足，逐漸羸弱下去。其病源由來已久，但他並不休息，以致所病日益潛滋暗長。”[3] 隨著革命鬥爭的不斷深入發展，只念過三年私塾的他真正做到了告別家鄉時所立下的誓言。
鄧中夏如此評價蘇兆徵：
“兆徵同志是由不斷鬥爭中，由群眾運動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是海員的領袖，他是香港與廣東勞動群眾的領袖，他是全中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職工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好領袖之一，他是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的領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為這樣偉大的領袖，在東方還只有兆徵同志一個。”“廣州公社所湧現的蘇維埃，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個出現的蘇維埃，而兆徵則是東方第一個蘇維埃的領袖，他已經成為東方一切勞動群眾解放運動的酵母。”[1]
註釋：
[1]摘自《鄧中夏文集·蘇兆徵同志傳》
[2]摘自葉慶科《蘇兆徵評傳》
[3]摘自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蘇兆徵研究史料》
[4]摘自雄文《工人運動的先驅——蘇兆徵烈士傳略》
本文首發於土逗公社
轉載請聯絡土逗獲得內容授權
喜歡這篇？
掃碼讚賞
漫畫：發條
閱讀原文，讚賞“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