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5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了《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原文為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以下簡稱“備忘錄”）。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備忘錄在政策措施方面特別提出，為減少美國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的興趣，將考慮可能暫停或終止（review whether to suspend or terminate）《中美雙邊稅收協定》。
一、對個人的影響：稅負激增與合規風險
1. 跨境收入雙重徵稅風險顯著上升
股息、利息與特許權使用費稅率跳升
根據現行《中美稅收協定》，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的稅率上限為10%。若協定終止，中國個人從美國取得的股息和利息收入將按美國國內法30%稅率扣繳（非居民稅率），而中國對特許權使用費的稅率可能恢復至20%（企業所得稅）或累進稅率（個人所得稅，3%-45%）。例如，一名中國投資者從美國公司獲得100萬美元股息收入，協定終止後稅負將從10萬美元增至30萬美元。
薪資與財產收益的雙重徵稅
協定失效後，稅收抵免機制失效。
例如，一名中國公民在美國工作年薪20萬美元，可能需在美國繳納約5萬美元所得稅（按24%聯邦稅率），同時在中國按45%累進稅率補繳差額（約4萬美元），實際稅負率高達45%。
2. 高淨值人群財富管理成本增加
跨境資產配置效率下降
當前協定下，許多高淨值人士透過美國信託或離岸架構最佳化稅負。
若協定終止，此類結構可能因兩國稅率差異失去優勢。例如，透過美國房產投資信託（REITs）獲取的收益，綜合稅負可能從10%（協定稅率）升至30%（美國預扣稅）+20%（中國資本利得稅），整體稅負達44%。
遺產與贈與稅風險暴露
中國雖無直接遺產稅，但美國對非居民遺產超過6萬美元即徵收最高40%的遺產稅。協定終止後，缺乏稅收抵免機制，可能導致跨境資產傳承稅負翻倍。
3. 合規成本與爭議解決難度加大
資訊申報復雜度提升
協定包含的稅務資訊交換機制（如CRS）失效後，個人需自行向兩國稅務機關申報跨境收入，合規成本增加。例如，美國FATCA申報與中國CRS申報可能產生重疊，導致重複披露或遺漏風險。
爭議解決機制缺失
現行協定第25條允許雙邊協商解決稅務爭議，協定終止後，爭議可能需透過國際仲裁或外交途徑，耗時長達數年。
二、對投資的影響：成本激增與市場波動
1. 中美雙向投資成本結構性上升
股權與債權投資稅負對比
截至2023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837億美元，證券投資1.43萬億美元（股權3090億，債權1.12萬億）。
協定終止後，股權投資的股息稅負將從10%升至30%，債權投資利息稅負從0%（美國債務豁免規則）升至30%。以1.12萬億美元債權投資為例，年化稅負增加約336億美元。
技術合作與專利使用成本上升
中國使用美國專利的特許權使用費稅率可能從10%升至20%（中國國內法）或30%（美國法）。例如，華為每年支付美國高通約18億美元專利費，稅負可能從1.8億增至3.6億-5.4億美元。
2. 資本市場波動與中概股風險
中概股退市壓力加劇
截至2025年2月，美股中概股共375家，總市值約1.2萬億美元。協定終止可能疊加《外國公司問責法》（HFCAA）審查，導致PCAOB無法獲取審計底稿，引發退市潮。
2022年已有中國移動等4家央企因此退市，若協定終止，科技類中概股（如阿里、拼多多）可能面臨類似風險。
二級市場流動性收縮
美國對華證券投資佔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的12.8%（2169億美元）。若稅率上升引發資金撤離，可能導致A股和港股相關板塊拋售。例如，2025年2月25日納斯達克金龍指數因政策擔憂單日下跌5.2%，拖累港股開盤。
3. 跨境併購與融資結構重構
CFIUS審查範圍擴大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將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尤其在人工智慧、半導體等領域。例如，2024年10月美國財政部實施的14105號行政命令，已限制美資對中國AI和量子技術的投資。協定終止後，審查可能擴充套件至傳統行業，如能源和農業。
融資成本上升與架構調整
中企在美髮行債券的利息扣除可能受限（如BEAT稅），疊加協定終止，綜合融資成本或上升2-3個百分點。企業需轉向新加坡或歐洲市場，利用第三國稅收協定降低稅負。
三、對稅務體系的影響：雙重徵稅與全球稅改聯動
1. 企業利潤分配稅負激增
跨境利潤匯回稅率對比
現行協定下，中國子公司向美國母公司匯回利潤的實際稅率為25%（中國企業所得稅）+（10%-21%美國稅，經抵免後）。協定終止後，實際稅率可能升至25%（中國）+21%（美國）=46%，顯著高於OECD平均23.5%。
轉讓定價爭議激增
缺乏協定協調，中美稅務機關可能對同一交易利潤分配產生分歧。例如，蘋果中國子公司2023年營收約740億美元，若兩國對利潤分割比例爭議提升10%，可能導致額外稅負約15億美元。
2. 美國稅改與全球最低稅的疊加效應
GILTI與BEAT規則強化
美國全球無形低稅收入（GILTI）最低稅率為10.5%，若疊加中國稅率，中企海外子公司綜合稅負可能超過15%的OECD全球最低稅標準，觸發補稅。例如，騰訊歐洲子公司若利潤稅負為12%，需向中國補繳3%差額。
川普稅改延長的影響
川普計劃將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延長至2035年，企業稅率保持21%，但針對跨國公司的GILTI稅率可能從10.5%升至15%，進一步擠壓中企在美利潤空間。
3. 中國反制措施與稅制改革
潛在遺產稅試點
中國學者多次提議開徵遺產稅，稅率可能在20%-50%。若協定終止，可能加速立法程序，作為對跨境資本外流的反制。
數字經濟稅收調整
中國可能強化對跨境數字服務的徵稅，如擴大增值稅範圍或開徵數字服務稅（DST），對沖美國稅改影響。
四、政策前瞻與應對策略
1. 短期應急措施
利潤匯回與架構重組
企業在協定終止前加速利潤匯回，並重組控股架構（如遷冊至新加坡或香港），利用當地稅收協定網路。
稅務居民身份規劃
高淨值個人可透過移民或稅務居民身份轉換（如選擇新加坡稅務居民），規避美國高稅率。
2. 中長期戰略調整
多元化市場佈局
減少對美依賴，轉向東盟（如越南、印尼）或歐盟市場，利用RECP和《中歐投資協定》降低稅負。
合規與爭議管理
建立跨境稅務爭議應對團隊，提前準備轉讓定價文件和APA（預約定價安排），降低稽查風險。
3. 政策博弈展望
中美重啟談判的可能性
若雙邊投資驟降30%以上，可能迫使兩國重啟談判，但核心分歧（如技術限制、審計底稿）難解。
全球稅改的緩衝作用
OECD支柱二（全球最低稅）的實施可能部分抵消協定終止的影響，但企業需同時應對多邊規則複雜性。
中美稅收協定的終止將引發跨境稅負的“鏈式反應”，從個人到企業、從投資到合規，均需系統性重構策略。在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前瞻性稅務規劃與全球化佈局將成為關鍵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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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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