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前，美國的兩黨沒有什麼意識形態之爭。眾所周知，建立在共和思想上的美國憲政民主，制定了聯邦制結構、分權、法治以及“正當程式”（due process）的體制，在聯邦政府治理國家和地方及個人享有足夠自由之間，提供了一種有效、平衡和相當的靈活性。在美國擁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不是總統或任何政黨，而是憲法，而且該憲法允許自身可以適時被適當修正。作為一種秩序手段，美國憲法在對於權力的制約和對社會穩定的維持方面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

美國憲法立基於人權和自治這些堅定的普遍原則之上，又可以透過司法解釋和正式的修正案適應變化了的情勢，在美國曆經兩百多年的巨大社會經濟變革的過程中，憲法保持了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連續性。除了一次例外（因南方為儲存奴隸制叛離聯邦而爆發的內戰），美國曆史上都實現了長久和平及政權的和平更替。

我在閱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不凡之作《利維坦》(Leviathan)時，常感嘆他早生了兩百年，沒能見證到美國憲政民主的偉大力量。霍布斯為了抑制人性中對權力的貪慾以及因之衍生的無休無止的爭戰、暴力、生靈塗炭，設計了一種為人民認可的強大君主專制政體，以維持社會的長久和平與秩序。豈知一百年多後，一種比利維坦優越百倍的政治秩序得以在新大陸產生，並在兩百多年後的今天繼續有效地發揮作用。今天美國的兩黨制在內戰期間成形。南方的民主黨（也稱Dixie Democrat，前身為傑弗遜建立的民主-共和黨）在內戰失敗後為免受北方轄制，更強調州權，北方的共和黨（1850年代為抗拒奴隸制蔓延而組建，林肯1860年當選總統後成為領袖，故稱為Lincoln’s Party）對自由和社會公正更為關注。

意識形態上兩黨都源於並認同古典自由主義，共享一部社會契約（憲法）並承諾共同遵守以保障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和選舉民主為基調的憲政基本原則。因為憲法的至高無上地位，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席捲歐陸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對美國的政治秩序造成多少衝擊，共產黨在美國雖然是合法政黨，沒收穫到多少選民和人心，也從來沒能贏得任何選舉，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美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Eugene Debs (1855-1926)——老伯尼（Bernie Sanders）的偶像——也只是對當時勞工階級的悲慘境遇不滿，領導工會發動罷工，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待遇，呼籲社會關注勞工疾苦；從沒有要求取消私有制或鼓吹實行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更沒有主張過暴力革命。可以說，歐洲談之色變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風暴，在美國從沒起過波瀾。如果說今天的歐洲左派拋棄了暴力革命和公有制計劃經濟主張後走上了正道，美國的左派從來就沒有偏離過正道。我們談西方左派，必須要知道歐洲左派和美國左派之間的差別和不同的歷史淵源。另外，社會主義的消失是因為它被別的思想體系所超越，社會主義的所有合理部分和有價值的部分都已被融入了當代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的形式之中，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自由主義，以別於古典自由主義。

美國曆史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理念上或有細小差別，比如北方自由派更關注社會的不公正，進步時代（1884-1930）的著名共和黨總統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在抑制大資本、反壟斷、改善勞工生活狀況方面皆有建樹，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鍍金時代資本主義迅猛發展造成的貧富懸殊，為下層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動空間。但長期以來兩黨之間並沒有意識形態分野，這可見於1946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競選國會議員時的情形：來自加州的共和黨人尼克松自稱是“務實的自由派”（practical liberal），來自麻省的民主黨人肯尼迪自稱是“戰鬥的保守派”（ fighting conservative）。二戰結束，冷戰開始。麥卡錫主義製造的恐共慌（red scare）蔓延美國朝野上下，對人心造成極大的混亂和恐懼。1950年代末期以來，即使在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908-1957）去世後，民間仍有層出不窮的圍繞蘇俄共產黨的陰謀論，最著名的是麥卡錫跟隨者Robert Welch建立的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在不少州有支部組織，被稱為Birchers。他們最瘋狂的陰謀論是懷疑總統艾森豪威爾也是共產黨間諜。

受冷戰世界新秩序和新的政治情緒支配，反共成為不少人尤其是初涉社會的年輕人的堅定信念和主張。同時，自1930年代為應對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後，20年間聯邦政府職能擴大，讓主張有限政府的一些共和黨人不滿，認為政府幹預太多。1940年代出版的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為他們提供了理論依據，而當代美國保守主義也由此發端，演變為與自由主義對峙的政治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兩大思想資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 和安蘭德 (Ayn Rand，1905-1982)，他們都在1940年代各自出版了經典作品（《通向奴役之路》和《源泉》）。但六、七十年代以前，安蘭德並沒太被關注。哈耶克是保守派心目中的思想領袖，可惜，他們完全曲解了哈耶克，而哈氏本人也並不認同（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他始終堅持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哈耶克廣為人知的“自發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是自由主義者詮釋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的一個關鍵概念。基於對人類理性的懷疑（亦受哈氏喜愛的休謨影響），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不贊成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決策人絕對理性，並始終保持利益最大化的不現實假設，強調經濟學家要回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蘇格蘭學派的立場，認識到市場是一種天生的自由秩序，是自發進化的結果。由此，任何的政府幹預都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然而，哈氏和奧地利學派沒能注意到市場經濟中在交易之外產生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亦譯為消極外差），這是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就是一例。其他經典例子有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技術革命和競爭過程中被淘汰的勞動力，等等。

後期奧地利學派反對一切政府幹預，不贊成任何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的嘗試——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總量還是貨幣主義的金融總量。但歷史證明，現代經濟離開了聯邦政府的干預會週期性陷於癱瘓，宏觀經濟學本身就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研究。由此可見，哈氏的固執亦可歸於他所稱的“致命的自負”。不過，《通向奴役之路》為批判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提供了理論資源，也使哈耶克在1950年代西方自由世界聲名鵲起，讓美國的保守派趨之若鶩。然而，哈耶克所抨擊的極權主義皆與集體主義和其政體深切相關——不管是蘇俄還是納粹德國。對美國民主尤其是聯邦制（federalism）哈氏則十分欣賞，他引用阿克頓（Lord Acton 1834-1902）的名言說：“在所有對民主政治的制約中，聯邦制最有成效，最符合民意。”（見哈耶克著《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美國以個人自由和自治理念立國，以分權和制衡為聯邦政體設定，文化上個人主義源遠流長，毫無集體主義的土壤，故在美國反極權主義就像堂吉柯德大戰風車—— 一種面對假想敵的勇猛。保守主義把福利政策等同於社會主義，顯示出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無知。社會主義是一種生產組織方式，是生產資料和資源公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屬於生產領域的。政府為了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對社會財富實行適當再分配以平衡市場經濟造成的貧富懸殊（又是負外部性的一例），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治國理性。

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並不反對福利，他所擔心的責任感的失去是由於在非市場秩序（！）的框架內缺乏個人決策，與福利沒有直接關係。如果社會以市場經濟為主導，在再分配領域實行適度福利以控制貧富差距的擴大，為底層人民向上流動助一臂之力，這不是養懶人，是為社會提供不會輕易衰竭的創造力資源。哈耶克本人的思想資源來自以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和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為代表的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對社會傳統、民情習俗和經驗的重視，認為正當的社會秩序源於自發生成的傳統。社會之道並非理性之道，而是人類習俗經驗之道。休謨說歷史的主要功能是發掘恆定且普遍的人性原則，常識和經驗往往比理性更可靠。伯克認為習俗和慣例是正義的基石，也是人民自願接受必要權威的基礎。同時他也強調政治上的審慎、寬容與妥協。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夕，他一直試圖說服英國議會和喬治三世，與北美殖民地達成和平，當然力有所不逮，他的努力沒能成功。

政治哲學領域稱英國的這支古典自由主義為保守主義，與現實政治中的保守主義沒有什麼關係。正如我們看到的，今天的美國保守主義以反權威、反建制的個人主義為主色，思路簡單極化，言行極端武斷，只要贏，不知妥協為何物，與尊重傳統和建制，平和、審慎、寬容，考慮到事物的複雜性，不作簡單論斷的英國保守主義相去甚遠。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哈耶克對政治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並不喜歡。他指出保守主義的最大問題是無法為社會指引一條可行之路：“根據保守主義的本質，它無法為我們提供（相對於改革）另一個前進方向。它可以借反對目前正在流行的發展趨勢，從而放緩不必要的激進的發展；但由於它無法指出另一個發展方向（除了後退），它就無法制止那些不必要的發展。因此，保守主義不可避免地會被拖上一條並非它自己選擇的道路。”（《自由憲章》）保守主義只是歷史程序中的剎車裝置，但無法為社會提供更有意義的選擇。此為哈氏一個洞見。哈耶克對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 也譯作極端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也頗不以為然。作為”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敏感地覺察出自由至上主義中”構成論理性主義”的色彩，而拒絕被稱為自由至上主義者。“構成論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是指以主觀觀念先入為主的理性主義，與強調自發生成、自然演化的人類經驗的理性主義相對。如今以哈耶克傳承人自居的美國自由至上主義保守派對哈耶克顯然嚴重缺乏瞭解。

創刊於1857年的老牌自由主義雜誌《大西洋》月刊在其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只有四次在總統大選前夕宣佈支援某個候選人，四次都是處於歷史特殊時刻意義重大的大選：第一次是1860年支援林肯，後面兩次是2016年支援希拉里和今年剛剛宣佈的支援拜登，中間一次是1964年宣佈支援民主黨人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 1908 -1973），反對共和黨提名人亞利桑那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

《大西洋》1964年10月刊的社論認為戈德華特代表的是共和黨內“危險而極端”（dangerous and radical）的一派，他們背棄了自林肯以來共和黨的傳統：溫和理性，願意和對手溝通、妥協與合作。戈德華特如果當選，有可能導致國家共識的破裂。的確，維護共識制止分裂是《大西洋》悠久歷史中四次決定在大選前夕公開站隊的一個共同出發點。歷史學家Rick Perlstein講敘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宏大四部曲第一部《風暴之前》（2001年出版）副標題就是“戈德華特與美國共識的消解”（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可見敏銳的知識分子皆關注並維護社會共識，提倡寬容與和解。美國的憲政民主雖有制度上的優越，但得以維持並不容易，需要社會各方的悉心維護——甚至有時為了共識不得不作出妥協和讓步——才能長久保持生命力。

張千帆說得好：“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衝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一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這種寬容不僅來自國家對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的保護，也來自社會各種力量對社會共識的理解、支援和維護（包括作出妥協）。作為當代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一位始作俑者，戈德華特是個有意思的人物。他喜歡西南部印第安人自由不羈的生活，自己開單人飛機旅行，手持長槍戴著牛仔帽拍競選宣傳照片。個人操守上他誠實正直，曾經因為尼克松的一次失信讓他對尼克松終生反感。但他不受拘束、不願變通、狹隘固執、好鬥、不認輸，又是美國特產“牛仔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的典型。

戈德華特的《保守主義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一書在1960年出版後風靡美國保守派，尤其俘獲了不少反共的年輕人的心。這些年輕人很多是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出身藍領天主教家庭的羅傑·斯通（Roger Stone）說他12歲時得到一本《保守主義者的良心》，從此成為一名堅定的保守派。卡斯特羅曾注意到古巴社會主義革命中最狂熱的分子往往是以前虔誠信仰天主教的年輕人。狂熱支援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年輕人也是這一類：為推進保守主義發出的澎拜熱情頗類似於他們的宗教激情。美國今天政治競選的草根運動其實始於1960年共和黨初選中，為戈德華特獲得總統提名耗費心力不辭勞苦奔走的年輕人，在幾乎每一個他們認為重要的西部和中西部基層選區設立競選點，為戈德華特拉票。那年尼克松獲得共和黨提名後在大選中敗給肯尼迪，戈德華特的熱情支持者便開始籌備1964年的初選，決意要把一位他們認為貨真價實的保守派選上去。

這支共和黨中的反建制力量終於獲得成功：因為主張種族隔離的南方民主黨的入盟（此為共和黨南方戰略的開始，當時支援戈德華特的還有三K黨和Birchers），1964年戈德華特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同時也意味著以艾森豪威爾為代表的傳統共和黨和以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為代表的自由派共和黨全面失勢，極端而好鬥的保守派獲得了共和黨的領導權。當時北方溫和共和黨人對反民權運動的南方民主黨入盟深感不安，認為美國正走向南非那樣的種族隔離，違背了他們的道德原則。大選時這批人投票給了約翰遜（LBJ）。這是兩黨選民基本盤置換和理念大調整的開始。因為大批共和黨人的反水，而南方民主黨很多投給了自己的家鄉人（LBJ老家德州），LBJ勝選。戈德華特的總統夢中斷了，但保守主義運動繼續像野火燎原般蔓延。1980年大選前夕南方福音派基督徒拋棄了家鄉人卡特，轉而支援保守主義英雄里根，里根當選總統是保守派獲得全面性勝利的標誌。美國政治光譜的中心從此右移。

那麼咄咄逼人的保守派到底要什麼？反共之外，他們還要減稅、砍福利、主張市場的最大自由、反對政府監管、推行傳統基督教價值觀。除了最後一條，他們要的都是戈德華特在《保守主義者的良心》裡宣揚的主張。“牛仔個人主義”者戈德華特對自由有著宗教般的虔誠和熱愛，這點他和自由至上主義不謀而合。因為自由至上，任何政府幹預（福利政策、對市場的調節、各種監管法規）都是邪惡的，必須堅決反對，不能妥協。

六十年代極右組織伯奇協會有三大訴求：取消聯邦所得稅、彈劾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受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進入高院，以加持和維護民權法案著稱）、揭露（他們認為的）滲透在政府建制內的共黨間諜。戈德華特雖然一向認為Birchers是陰謀論瘋子，但對他們反對政府徵稅的態度他卻並不反感。戈德華特（以及後來信奉安蘭德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忽略或視而不見的是，社會不是由一群散沙般的個人組成的，正當而健康的社會秩序必須要有對社會共同利益（Common Good 共同之善）的維護，政府稅收是維護共同利益的必要手段。沒有對共同之善的保護之心和凝聚力，社會將分崩瓦解。

公共設施建設和維修，國家公園和公共資源的保護，對環境惡化的應對處理，乃至為維持社會安定和持續性發展的福利和社會安全網建設，都需要政府財政的投入，而政府財政來自稅收。這些共同之善為社會各階級共享，無論貧富利益均沾。社會安全網的受益者雖然是窮人，但對社會穩定和治安提供了一種保障，亦使富人受益。

三十年代羅斯福政府建立的社會安全退休金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六十年代約翰遜政府建立的老年人公費醫療保險制度（Medicare）則為中下層老年人提供了更有尊嚴的晚年生活。這難道不就是孔子所羨慕的“老有所養”的社會嗎？對共同之善的維護其實代表了一種社會公正，代表了社會對兩種基本價值（自由和公正）的協調。自由至上的價值觀也反映在戈德華特對於民權運動的態度上。戈德華特本人其實並不反對民權運動，他反對的是聯邦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州的干涉，認為違反了州權。其實他只要動動腦子，就知道種族隔離侵犯了黑人的公民權利，而憲法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因此，當州法與憲法、州權與民權有衝突時，州法與州權必須讓步。里根以來的歷屆共和黨政府，以自由的名義，大幅減稅同時擴充軍備增加國防開支，使聯邦預算再難平衡，今天的聯邦赤字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讓今後的幾代人背上還債重負。

以自由的名義，政府被說成不能解決問題，政府自己就是問題，傳統的文官制度和政府職能被嚴重削弱，以至面臨突發危機比如這次大瘟疫時應對乏力。

以自由的名義，取消或削弱政府監管，資本主義如脫韁的野馬不受限制，以至金融危機爆發，更加劇貧富的不平等和社會的焦慮不安；環保政策全面倒退，全球變暖速度加快和氣候惡化遲遲得不到治理，未來人類的生機懸於一線。

以自由的名義，聯邦經濟政策進入保守主義軌道，因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而加劇的市場經濟的負外部性後果得不到糾正，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產業工人失去生路，中產階級流失，鏽帶和鄉村/小城鎮窮白人的憤怒導致川普上臺，美國民主陷入危機。今天我們知道，聯邦政策不管好與壞，都有影響好幾代人的巨大後果，我們正經受著四十年來只要自由不要公正的保守主義政策的後果。

National Review

年輕而保守的巴克利認為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深切相關，現代生活對物質的追求會毀滅這個精神源泉。他對羅斯福“新政”以來民主黨和包括一些共和黨人在內的自由派強調社會正義和平等的主張很反感，認為他們要的物質平等會毀壞美國人的精神生活。

當然富家子弟巴克利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的窮人能有什麼精神生活？同為富家子弟出身的戈德華特與之類似，他嘲笑吃福利的窮人不能自立，“永遠生活在孩童狀態”。

他們沒想到的是，在一個充滿機會平等的健康社會，有自尊的人當然會自強，沒人願意吃福利，但社會總有老弱病殘者、被時代淘汰者，還有那些世代貧困世代受社會排擠和歧視沒有出路的人群，靠什麼生存？大面積的貧窮現象往往是因為社會公正的缺失，不是因為個人自尊的缺失。

年長戈德華特一歲出身美國首富家族的共和黨自由派洛克菲勒卻相反，他對社會的弱者和民權運動更為同情，箇中契機卻是他年輕時在南美旅行見到當地窮人的悲慘狀況十分震驚 ——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原來世界還有另外一面！可見休謨是對的，我們觀念的形成更多出自經驗而不是理性。今天有人說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這個說法先且存疑（至少我們知道早在耶穌誕生前還有希臘與羅馬），但美國的共和思想和憲政民主和基督教並沒有直接關係。受啟蒙運動深刻影響的國父們大多是自然神論者（Deism），他們的神是抽象意義上的，不是基督教里人格化的神，因此他們當然也不認同基督教教義。

巴克利的好友歷史學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 (《美國秩序的根基》作者) 認為美國憲政秩序的道德根基是基督教倫理，我覺得這隻能代表他個人作為天主教徒的看法，不是學界共識。今天美國年輕人信教的比例很低，那麼想象一下：如果未來美國無信仰者佔了絕大多數，難道美國社會就不再有道德、憲政秩序就必須消亡？

事實上，國父們在立憲時刻意要讓政教分離，讓宗教遠離憲政體制之外，以免教派紛爭影響民主政治中共識的達成。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提到過一次造物主（Creator），那是他們心目中的自然神，憲法則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神。當時有人問漢密爾頓為什麼憲法裡沒提上帝？漢密爾頓只輕輕鬆鬆地回答一句：“我們忘了。”如果非要說美國憲法和宗教有什麼關係，那就僅限於第一修正案保證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實際上美國曆史上這支宗教不干涉政治的傳統影響深遠，1976年卡特雖然作為第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入主白宮，但他將自己的信仰完全限於個人私域，不介於政治。我懷疑他對政教分離原則的堅守，是除了他對高院關於墮胎合法化的判決（Roe v Wade）的支援之外，讓1980年大選前南方浸信會福音派拋棄他轉而支援里根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Jerry Farwell Sr.領導的這批自稱“道德多數” (moral majority) 基要派，全力支援里根競選，為里根在南方獲勝立下汗馬功勞。而里根當選後也不孚他們的期望，任期內提名了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四位在參院聽證後成功上任。

美國當今的著名基督教歷史學者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給基要派下的定義是：“憤怒的福音派”（A Fundamentalist is an Evangelical who is angry about something.）他們極端好鬥，尤其對導致世俗化共識的自由派價值觀感到憤怒。冷戰時期的反共熱讓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成為新靶子，因此這支基督教保守勢力也把反共當一個目標。美國福音派和基要派運動影響了多種新教教派，也深刻影響到保守的天主教徒。

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後，女權、性解放、同性戀，尤其是墮胎讓基要派更加焦慮和憤怒，他們痛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更痛恨主張包容與多元價值觀的自由派。自稱“沉默的大多數”（the silent majority），七十年代基要派開始積極參與政治，試圖影響權力中心，推行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同樣極端好鬥的基督教保守派的入盟使自由至上的保守派如虎添翼，半個世紀以來在美國政治角力中處於強勢，讓自由派和自由主義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這就是後來所稱的“新右”運動。

“新右”運動對美國政治最深刻的影響就是司法系統尤其是最高法院被塞進了大量的佔絕對多數的保守派法官（GOP Court Packing）。1968年以來，共和黨往高院輸送了16個保守派大法官，民主黨總統任命（且成功上任）的只有4個，這是自稱“道德多數”的基督教少數派的全面勝利。歷史上雖然時有保守派大法官轉向認同自由派價值觀的先例，但當今高院保守派大法官構成是半個世紀以來最保守的人選。

目前高院裡六個保守大法官，其中五個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新上任的Amy Coney Barrett的信仰是極端保守的天主教基要派一支。事實上，川普提名的三位保守大法官全部是由美國兩大保守派組織和智庫 – 聯邦黨人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和歷史遺產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經過事先嚴格甄選後要求任命的，可見基督教保守派對今天美國政治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保守派和自由派地位的嚴重不平衡將長久影響未來美國價值觀的定位和不同價值的優先取捨。用一句話概括：今後幾代多數美國人的價值觀能否受到尊重和保護將長期受制於少數人的裁定。@美國政治光譜的極化和反智主義

美國今天社會共識的瓦解，思想和言論的極化，政治中合作和妥協的消失與過去60年的保守主義運動不無關係。不管是推進“自由”，還是推行保守傳統的價值觀，保守派總是以不容置疑的自信認定自己是正確的一方，站在上帝的一邊。馬斯登說基要派的世界觀完全是兩級的：絕對的善（上帝）與絕對的邪惡（撒旦）。因此妥協是不可想象的：你怎麼能和撒旦妥協呢？柯克提到林肯的一件軼事。內戰期間一位熱心的牧師向林肯保證：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林肯回答說：對此我一無所知，只希望我們可能會站在上帝的一邊。林肯說：“很可能，在眼下的內戰中，上帝的意旨不同於交戰的任何一方……雙方都稱自己按上帝的意旨行事，雙方可能都是錯的，其中一方則肯定是錯的。”那麼，怎麼解決衝突？不要太過自義，儘量寬容，學會妥協。柯克對林肯軼事的結論是：人的秩序要屈從上帝命定的秩序。我說這完全是基督徒一廂情願的看法：你怎麼知道上帝命定的秩序是什麼？林肯從來就不是相信自己絕對正確永遠站在上帝一邊的人，他更像懷疑論者，知道事物的複雜性，瞭解有缺失的人性，慈悲而寬厚，體諒自己，也體諒別人。

美國的生命力來自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宗教自由、思想和言論的寬容，這也包括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寬容。一切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不能定於“一尊”，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制推行任何正統價值觀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

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價值多元與包容原則（diversity and inclusion）頗不以為然，甚至汙衊為極左。相信自己絕對正確的人，是容不得包容的：你怎麼能包容錯誤呢？自由主義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深諳價值多元的智慧。他說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里，面對互相沖突的價值，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種妥協和折衷，經過權衡避免最壞的情況。保障社會價值的多元其實就是保證社會共識的延續，共識消失了，民主社會也無法長久。維護共識是民主社會每個人的責任，互相容忍，Live and let live，因為沒有什麼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凡是以為對生活可以求得最終解決辦法的都是狂熱的信念，都將導致災難、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壓迫。相信上帝站在自己的一邊的人，找到了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的基督徒保守派，你們說呢?保守主義運動走到今天其實也走進了死衚衕。價值一元論，非黑即白的極化思維，原教旨基要派的極端和封閉，背景和信仰的同質化，小團體內部的資訊內迴圈等等，都使得美國今天的保守主義與反智主義越來越接近，而宗教小團體強調群體和諧，不注重個人表達，亦流於集體主義。

1949年後近40年的時間，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實施“公平主義” (Fairness Doctrine) 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裡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一政策，直接導致九十年代基督教右翼“脫口秀”廣播的泛濫。因為對沒有事實依據的偏激言論不必負責任，這些脫口秀主持人以造謠和陰謀論影響了大批尤其是鄉村和小城鎮的共和黨選民。這些主持人中最著名的至今仍然活躍的有：Rush Limbaugh，Glen Beck，Sean Hannity，等人。1996年福克斯新聞臺（Fox News）成立，以更強大的資源加入誤導右翼選民的宣傳行列，進一步激化他們對自由派的對抗與仇恨。當然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影響更為廣泛和迅速的是社交網站上的謠言陰謀論和以炮製陰謀論為主業的右翼自媒體平臺（微信挺川平臺資訊的主要來源）。

這些都是今天共和黨選民民智退化、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焦慮和憤怒的重要原因。今天散佈在保守派民眾之中的陰謀論的愚蠢荒誕和瘋狂，使當年的伯奇協會相形見拙。今天三分之一共和黨選民相信QAnon陰謀論（認為民主黨領導層是聽命於魔鬼撒旦、綁架和性虐待兒童的犯罪集團），這大約是兩千七百萬的美國人口。六十年代初，戈德華特、巴克利和柯克領導了保守派的一個共同行動，在《國家評論》雜誌上發表系列文章批判伯奇協會。今天的保守派重要人物無人敢反對QAnon，而數位QAnon分子在今年儼然被選進國會眾議院，這股極端而矇昧的草根勢力已不再是政治邊緣。巴克利當年刻意要為保守主義打造智識上的優越，《國家評論》也確實質量不俗，他若知道今天保守主義漸與反智主義合流，滑向了矇昧主義，不知該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