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是在特定文化和文明背景下促進守護傳統和社會制度的政治和社會哲學。保守主義的核心宗旨是維護各自文化中積存的傳統，等級制度，以及財產權。保守主義者試圖維護一系列社會結構，例如有組織的宗教，議會政府和私有財產權，更強調社會演化的連續性。作為世界歷史上三大主導思潮之一， 保守主義可以被視為介於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衍生物。不同於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具有恆久不變的理念和積極的（有時是極端的）行為方式，保守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和政治環境中，其理念和目標是消極的和處於持續變化之中的。不變的是守舊溫和漸進的政治主張。 

區分傳統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方法是，保守主義者拒絕樂觀的觀點，即透過政治和社會變革可以在道德上改善人類。保守派基督徒認為人類犯有原罪。而懷疑主義的保守派則觀察到，在幾乎所有可以想象的政治和社會情況下，人類歷史上都充滿了邪惡。保守主義者不相信人性本質上是好的，也不相信人從根本上講是理性的。他們傾向於認為人是受他們的激情和慾望所驅動，因此自然趨於自私，無政府狀態，非理性和暴力。因此，保守派期望傳統的政治和文化機構能遏制人類的基本的破壞性本能。被稱為保守主義的奠基人之一的埃德蒙·伯克說人們需要“對自己的激情有足夠的剋制”，沒有這種機構的約束力，就不可能有道德行為，也不能負責任地實踐自由。 

保守主義既是一種氣質，也是一類教義。它既可以擁抱自由主義的財產權不可侵犯理念，甚至也可以與左翼政治或經濟學伴生。例如在以前的社會主義陣營裡，強硬共產黨人通常被稱為“保守派”。但是，傳統保守的特質通常表現出兩個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特徵。首先是對人性和未經檢驗的創新的不信任，相反對不間斷的歷史連續性和人類的傳統框架的相應信任。保守氣質的第二個特徵是對抽象論證和理論化的厭惡。保守派說，哲學家和革命者企圖使用僅僅源自理性的政治原則來預先規劃社會，這是錯誤的並很可能以災難告終。在這方面，保守的氣質與自由主義者的氣質明顯不同。自由主義者有意識地闡明抽象理論，而保守主義者本能地擁護具體傳統。出於這個原因，許多保守主義權威人士不認為它是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而是將其視為相對不清晰的心態思潮。無論這種觀念的優勢何在，保守主義的最佳見解很少被髮展成與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可比擬的宏觀理論著作。

在英國，保守主義思想於英國的“恢復時期”（1660年至1688年）出現在保皇黨運動中（儘管當時尚未被命名）。保守主義支援一個由國王統治的君主制的等級社會，主張君權神授，反對主權來自人民的思想，拒絕議會的權威和宗教自由。羅伯特·菲爾默（Robert Filmer）的《父權制：或國王的自然力量》（1680年）被保皇黨視為教條理念。但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透過在英國建立立憲政府的行動打破了君權至上的政治格局，導致保守黨（託利黨）奮起反對輝格黨（進步黨）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保守派得以成為政治團體。英國進入政黨政治。之後保守黨改革了他們的宗旨，認為主權歸屬於王室、上議院和下議院的三個階層，而不是僅僅屬於王室。在18世紀輝格黨的長期統治下，英國保守主義曾經被邊緣化。 

當代保守主義者通常將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與哈利法克斯侯爵（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1633–1695），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一起作為保守主義的奠基人。雖然前三者都在思想層面對保守主義具有啟迪作用，而伯克則是保守主義之集大成者。伯克的思想實際上混合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他曾支援1765年至1783年的美國大革命，激進地反對英王喬治三世的反美國獨立的戰爭。但在法國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爆發之時，他突然發表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文（1790年），強烈抨擊法國大革命是摧毀王朝社會架構和傳統文化的暴力革命，成為保守主義的宣言。之後他接受了私有財產權的自由主義思想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年）的經濟學原理，將保守主義思想擴充套件到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範疇。但他認為經濟學仍應服從於保守的社會倫理學，資本主義應服從中世紀的社會傳統，而商業階級應隸屬於貴族。他堅持採用源自中世紀貴族傳統的榮譽標準，並將貴族視為國家的自然領袖。這意味著對王室權力的限制。他贊成建立一個主體的教會，但允許一定程度的宗教寬容。 

伯克在傳統的基礎上為社會秩序辯護：傳統代表了物種的智慧，他重視社會改革中的社群和社會和諧。伯克當時是一位領先的理論家，他發現極端理想主義（無論託利或輝格黨）對更廣泛自由的危害，並且（像休謨一樣）拒絕抽象理性作為政治理論的指導。伯克一生稱自己為輝格黨。因為伯克理解的社會契約涉及今世與後代，所以他能夠透過政治變革來敦促改良，但前提是變革是漸進的：“維護傳統的意願和能力綜合起來，這是我對政治家的標準。”對於伯克而言，現代國家是如此複雜，以至於任何僅基於形而上學的理論對其進行改革的嘗試都必將以專制主義告終。他提出這一論點的熱情和雄辯極大地促進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在整個歐洲針對法國大革命的強大保守反應。

進入19世紀後，社會發展大勢在許多方面都是與保守主義相對立的，即革命與進步。保守主義演化為一種政治哲學，又是被確定為具有保守利益特點的政黨綱領。啟蒙運動引起了人們對改善人類狀況的可能性的廣泛信念——即進步的觀念, 和理性主義者的傾向。為適應這一傾向，保守主義以改變或捨棄既有的思維機構或做法的方式來應對。面對工業大革命和科學進步和由此產生的理性主義政治思想，包括自由改良主義，工會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等等理性主義創新，保守主義者經常發現自己被迫承擔起僅是防禦性的角色，因此政治主動權總是被掌握在另一個（進步主義）陣營手中。 

因此在不同的國度和時期，保守主義的表現也是各異的。 

在法國，1818年波旁王朝復辟時期，保守主義這一思潮被在那裡命名。但它短暫的表現形式卻是對大革命的徹底反動，對路易王朝的復辟，迴歸王權神授和等級制度，造成一場倒退。 

在美國，保守主義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其特徵是尊重美國傳統，共和主義，有限政府，對基督教價值觀的支援，普世道德主義，親商業，反對工會，強大的國防，自由貿易，反共主義，崇尚個人主義，倡導美國例外主義，並捍衛西方文化免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構成的威脅。 

與美國所有主要政黨一樣，自由是核心價值。美國保守派通常將個人自由視為民主的基本特徵。這種觀點與現代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現代自由主義者通常更加重視平等和社會正義，並強調需要國家干預以實現這些目標。美國政治保守派相信限制政府的規模和範圍，並限制國家政府與各州權力之間的平衡。社會保守主義者（其中許多人信奉宗教）經常反對墮胎、同性婚姻和變性行為，並且將婚姻定義為僅男女之間的婚姻。 

與大多數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相似，保守主義起源於共和主義，共和主義拒絕了貴族和君主專制的政府，並堅持了美國《獨立宣言》的原則（“……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們的創造者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和美國憲法（根據法治建立了聯邦共和國）。保守主義哲學也部分源於18和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傳統。 

雖然帕特里克·艾利特（Patrick Allitt）這樣的歷史學家和羅素·柯克（Russell Kirk）這樣的政治理論家斷言，保守原則自1776年以來就在美國政治和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也認為，有組織的保守派運動與美國其他政黨的信仰不同直到1950年代才在美國出現。今天的保守派運動以共和黨為基地，共和黨自1950年代以來就採取了保守的政策。南方民主黨人也是該運動歷史上的重要早期人物。保守派共和黨人和南方民主黨人共同組成了1937年的國會保守聯盟，該聯盟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發揮了重要的立法作用。 

當今世界的保守主義常常被劃分為古典保守主義（classical conservatism）、現代保守主義（modern conservatism）、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等種類，但無論是何種保守主義的型別，它們都有一些共同特徵，都是強調保守，強調審慎，反對激進和變革。即使是同一型別的保守主義者，他們的具體主張也可能有所差別，這一點與其他任何政治哲學或者思想傳統並無不同。 

在本文我們探討的是政治和哲學定義下的保守主義。當代著名英國保守主義理論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如何成為一名保守主義者》（How to Be a Conservative）一書中說：“保守主義很少以格言、公式或目標來自我展示。它的精髓難以言述，倘若不得不加以演說，其表述方式又是懷疑論的。但是，保守主義是能夠表述的，在面臨危機的時候，要麼是迫於政治上的需要，要麼是迫於對理論的呼喚，保守主義能夠盡其所能地表述，儘管並不總是自信所找到的詞藻能夠與呼喚它們的天性相吻合。這種缺乏自信並非出於羞怯或沮喪，而是源自對人世複雜性的認識，源自對於無法以空想學說的抽象清晰性來理解的價值觀念的忠誠。”另一位知名英國保守主義理論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作了類似的表達。

西方民主世界的政治格局，大致以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為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主宰著英美和西方文明國家的政治生態。幾乎所有這些國家均有保守黨和自由黨（各國的名稱不同，比如美國以共和黨和民主黨之分，英國以保守黨和工黨之分）主宰國家的政治形態和政治格局。總體而言，自由主義強調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倡導平等、民主等基本價值。保守主義強調個人主義，個人自由，個人選擇和容忍社會有不平均現象。這和凱恩斯的福利國家價值觀，如集體主義，社會權利和社會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如何定義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亨廷頓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是一個有益的澄清之嘗試。亨廷頓曾在1957年著文提供了理解保守主義的三種定義：貴族式、自主式(autonomous)和情境式(situational)。所謂“貴族式定義”即將保守主義定義為一種單一的、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例如封建貴族對法國大革命、自由主義的反對；所謂“自主式定義”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個自主的、普遍有效的觀念體系，由正義、秩序、平衡、中庸等這樣的價值觀來定義的；而所謂“情境式定義”則認為保守主義重複出現於這樣一種歷史情景中，也就是說當確立已久的體制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那些支援該體制的人就會成為保守主義者以捍衛它。因此保守主義可以被視作為任何既定社會秩序辯護、反對任何根本性變革的思想體系。

顯然中國的保守主義更多出自於上述闡述中第二種，即自主式定義的保守主義。其流派的領軍人物劉軍寧教授寫了《保守主義》一書，強調了保守自由，限定於保守自由。他認為這樣才能解決廣義保守主義思潮中存在的缺陷回答了“保守”的概念。即保守主義是要保守自由。這個回答似乎定位了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從而得出“真正的保守主義不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創發自由的力量；不僅致力於維護自由的傳統，而且致力於發掘自由的傳統。這也是保守主義對於當今中國的使命所在。” 另一領軍人物叢日雲教授在《基督教 二元主義 自由主義》一文，引用劉軍寧的觀點：柏克是保守主義的鼻祖，但保守主義中有一派可稱為“自由保守主義”，他們屬於廣義的自由主義的一翼，也可稱其為“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19世紀自由主義者阿克頓（Lord Acton）曾指出，“柏克不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渴望徹底的自由”，又“站在反對徹底自由的立場上”。他是“第一個成為既是自由主義又是保守主義的人”。同時還有領軍人物趙士林與其弟子牧豬人，這樣界定保守主義：”孔孟這種古儒在政治上，其實就是西方式的保守主義”。

上述的中國保守主義的概念與歐美流行的當代保守主義顯然不在同一個哲學範疇裡。北大憲政專家張千帆教授在《保守主義”保守什麼？如何保守？》一文中說“在政治上，保守主義主張尊重秩序與權威，反對無政府主義和過度自由。歷史上，政治保守主義一度站在反對普選權一邊，要求對選舉權設定納稅或財產限制。由於不信任普羅大眾，保守主義具有崇尚精英政治和反多數主義的鮮明“右”翼傾向。” 這也許是對中國提倡保守主義者們提出了警示。同時張千帆給予他們忠告“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注重自由和法治，但也要接受民主和機會平等”。

張千帆是如此評論中國式保守主義：他們相當有代表性的思維傾向是蔑視弱勢種族、反平等、簡單政治站隊、用自己的思維模式去套用英美民主國家左右兩黨的政治。不少以“保守主義”自詡的華人認定英美保守派，英國撒切爾、美國里根和特朗普，都是挽救世界文明的聖人和維持美歐文明的唯一中堅力量的領袖；而歐美的自由主義的左派是摧毀文明的激進勢力。

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不管有多少亳無底線地破壞美國250年累積的文明規則的行為，中國的挺川者都會無條件力挺和崇拜，無原則地全盤接受，完全喪失了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精神。無論美國主媒曝出的特朗普的何種不堪的反民主反文明現象和行為，都會視為美國左媒的造謠。或者說是民主黨為了贏選票而故意炮製的陰謀。自由主義的美國民主黨，在他們的眼中就和要搞社會主義的政黨沒什麼區別。“這種思維非黑即白、誇大事實而又混淆是非，在其方式的極簡化上和長期受極左洗腦的‘五毛’，驚人相似。”

在一個民主與機會均等都無法達成的社會里，高談和倡導歐美民主社會的保守主義，第一是在自我築建思維的空中樓閣，無法建立與社會現實之對應，用現在流行語可以稱為不接地氣；第二是自我逃避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政治與哲學概念混淆，將不存在的東西奉為神明，以求自我安慰，自我滿足和等待招安，迎合體制的認可。第三，如果沒有自由主義的自由和機會均等，哪來保守主義的保守和維護？

中國保守主義的倡導者之一叢日雲在近期《後現代主義價值革命與美國保守主義復興》一文中說：“Trump所發起的美國的保守主義復興，它針對的是什麼？是受到什麼刺激才興起的？答案就是後現代主義的價值革命。也就是說，Trump保守主義復興，是美國社會在由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轉型時期，對激進的後現代主義潮流進行抵制的保守主義，是由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轉型時期的保守主義，這是今天Trump保守主義的特點”。沒有對西方保守主義的內涵真正意義上的瞭解，所以將特朗普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民粹主義誤判為保守主義的復興，也就不足為奇了。知識面的寬度和廣度決定了認識能力的高度。混亂的認知結構也就導致了錯誤的對美國社會政治的判斷。

所以，保守主義是相對於自由主義而言，對應成立的一種主義。這二者相輔相成，才是構成民主社會的兩大哲學體系和政治流派的基礎 ，兩者具有互補性，缺一不可。而洞觀當今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保守主義及其流派，因為與之對應的自由主義流派從未岀現和存在。這種自我吹噓自我標榜推崇保守主義者的現象，不過是缺乏民主政冶理念的幼稚表現。

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述，美國當代的保守主義秉持三大要素：

而無數的事例項證已經揭示，特朗普在上述三個層面已經大大背離了保守主義原則。限於篇幅，下面的論述擬集中在經濟政策方面。

特朗普是一個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曾經六次破產的“企業家”背景的他，身體裡流淌著“變形逐利”的血液，體現在實際的政策上就是“朝令可夕改、捉摸必不定”。靈活且無既定立場的施政哲學，讓特朗普在政策推動上無既定的準則，有時能建大破大立之功。但政策缺乏穩定性、一致性，卻容易使美國陷入無法預料的泥沼之中。

然而，仔細探究特朗普的各項施政措施，仍可以歸納出所謂的“特朗普主義”。簡單講，“特朗普主義”的核心價值是“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實這些都是這位不敢公開所得稅單的涉嫌稅務欺詐的“富翁”欺世盜名而搞的噱頭。從他就職的一刻開始，他心目中真正優先的是競選連任。他的多變而極端的政策最終會使美國走向孤立與衰落。

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二十世紀中後期，美國國內產業開始轉型，在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美國製造業開始逐漸轉移到國外。過去的重工業城市逐漸沒落，城內的藍領勞工階層被迫失業或移出，城市變得蕭條。而廢棄的鋼鐵廠、礦場漸漸生鏽，最後整座城都被鐵鏽佔據，也因此，美國人將這些一度繁華的鋼鐵城，稱之為“鐵鏽帶”。

相較於鐵鏽帶的沒落，美國夢似乎成為了新移民的專屬標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2015年，美國25歲以上的人口，擁有四年制大學學歷的人口占32.5％，在美國校園中經常見到的景象，是大量國際學生穿梭其中，而國際學生中，又以理工類為大多數，多半為亞裔。這些國際生多半都懷著美國夢，期盼能夠在這裡成家立業，並且在矽谷這樣的地方紮根成為科技新貴。這些科技人第一年的年薪，動輒逼近甚而超過十萬美元，當然在矽谷地區生活成本高昂的環境下，其所得雖然可能只夠餬口，但至少負擔得起房租。然而，當地美國人在學歷或技術上受到國際人才排擠之下，只能找到相對低薪的工作，而科技新貴的高薪帶動飆漲的生活費、房租等，逐漸讓社會流動停滯，成為美國人生活的夢魘。

產業的轉型與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導致美國鐵鏽帶的低迷，而低迷的工業帶，又導致原本以工會和地方產業為核心的政治板塊鬆動，乃至瓦解；而相關的經濟發展措施，又因為專注在鼓勵新的經濟形態，讓原本失落的一群感到更加邊緣。於是，理所當然的，這群人在政治上渴望能有人帶領他們打破現狀。

這些訴求反應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上，逐步保守的傾向最終演變成抗拒移民或多元化、保護本國利益，抗拒全球化等，而這些訴求，恰恰是特朗普治下美國當代保守勢力所追求的大方向，這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臺的背景。 

1980年代美國興起的“新保守主義”主要政策包括：自由貿易、減稅、削減社會福利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為美國前總統里根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近期的代表人物則為美國老布什與小布什前總統；新保守主義者主要都是共和黨中的精英。

特朗普式保守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間最大的不同在於：特朗普重視全球化中的輸家的利益，新保守主義者重視全球化中贏家的利益，於是雙方在政策上形成特朗普反對來自全球化的競爭，而新保守主義則鼓勵經濟全球化，並視之為企業的主要競爭力來源。這樣的重大差別，也導致傳統的美國共和黨精英並不支援特朗普。小布什總統在特朗普競選期間打破十年的沉默，出言反對特朗普的政策便是最佳的例證。

羅素·柯克所著的《保守主義思想》被視為20世紀美國保守主義的經典。從立意構思，到對保守主義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選取，它在每一方面都作出系統論證，並藉此開啟了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其核心思想就是保守主義者們關於道德和社會秩序原則的遵守。而特朗普這種過去從商，以上所提的共破產六次，乃因一向不計代價而追求目的。其行為為厚重實業家所鄙視，特朗普本人亦未躋身大企業家行列。當選總統後，他在政壇如法炮製這種不計譭譽的模式；在國際關係上，更加無所顧忌地施展破壞與美國傳統盟國的關係，大幅減損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特朗普任內的美國提案在聯合國屢屢受挫，數次留下兩票對所有其他會員國的紀錄。

當特朗普在重大的國內和國際政策上都無視他人的存在，在對付競爭者時，無視遊戲規則也就順理成章。其人太多前後矛盾，或不實的言行與紀錄，讓他無法自圓其說，回答記者提出的不利證據，特朗普一概斥為“假新聞”。明知沒人信，他照做，世人對其亦莫可奈何。這或將是特朗普從政留下的最大遺產。普世的規矩是，“說話要根據事實”，否則會被戳破或撒更多的謊，但特朗普信的是真相無所謂，只要有助達到目的，何必在乎其他。特朗普在婚姻期間與美國成人片女星Stormy Daniels有染，招致對方就達成的保密協議向特朗普提出法律訴訟。

由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的新書《事發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描繪出了一個對基本地緣政治事實一無所知的總統，他的決定常常是由連任的慾望所驅動。披露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特朗普曾表示他想執政超過兩屆。特朗普的以上種種行為都嚴重背離了羅素•柯克的道德和社會秩序的保守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國家治理上也背離了共和黨建制派以里根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的精神，特朗普的保守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

在國家治理上，特朗普表現出非美國保守主義作為的一個典型例證：如今年4月初特朗普的2.3萬億的救股市債券資金，以及後來的聯儲會7萬億救美股的投入，完全依靠政府大量印鈔救市，導致民眾更多依靠於政府，股市更加依賴於政府，既違背了利伯維爾場的經濟，又背離了特朗普競選時的承諾——將減輕美國國家的債務，而且是將債務提高到歷史空前的最高位（2020年2月, 已經有25.3萬億，現在是26.48萬億），這裡讓大家看看目前美國債務的情況：

截止到今年7月份，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已經超過123%，達到26.48萬億美元，美國公司債務佔GDP比重超過75%，美國民間部門債務GDP佔比超過65%，也就是說，美國企業與民間部門債務GDP佔比超過140%，已經達到30萬億美元。

美國政府+企業+民間負債GDP佔比超過250%，一旦底層的美國企業債務與民間債務出現問題，那麼，美國整個金融體系就會全面崩坍！

屆時美聯儲就算是開動印鈔機，也不可能印刷幾十萬億上百萬億美元來為整個金融衍生品體系買單！美聯儲真要強行這麼幹，美元就崩潰了。

美國國債總額，和政府赤字有非常直接的關聯。美國政府理論上是與美聯儲獨立的，不能直接印美元。政府支出大於收入了，只能靠發國債補上缺額。一年年政府鉅額赤字下來，國債當然就快速增長了。現在美債危機到了什麼程度呢？克林頓那時美國人甚至敢盤算清償國債的事，現在是徹底不提了。美國國債到期還本，必須靠增發新的國債，這已經是基本常識了。

這也就算了，現在的問題是，國債利息一年年增長上來，增長速度遠超政府收入增長，佔政府開支比例越來越高，這麼搞下去可能導致整個財政系統的崩潰！——如此作為將導致美國的納稅人事後一起承擔今後繼續的高通貨膨脹現實。這會使美國失去在世界的競爭力，導致“使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統競選諾言，成為自我諷刺！這是特朗普又一次背離了自己的競選承諾與共和黨新保守主義理念的例證。

在全球化盛行的當今世界，用左、右派來區分政治勢力，可能再也無法精準地描述政治主張。紐約大學學者諾瑞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為，政治上傳統的左、右之分，正在被支援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論點裂解。特朗普引領的偽保守主義如果要用共通點來概括的話，即為“反全球化”，特別是針對在全球化中美國失去利益、以及美國既有秩序受到破壞兩點。

所以，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反全球化的極端種族民粹主義，特朗普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極端的經濟放任主義，特朗普主義的政治主張，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和內容，也完全背離了美國的傳統價值，同時也是對整個歐美民主憲政制度的極大破壞。不管是美國的特朗普還是德國的選擇黨、奧地利的自由黨這樣的右翼政黨，它們一面主張要提高底層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但是另一面又主張降低稅收和政府管制，這兩者在根本上是存在矛盾的。這也是特朗普主義將要終結的哲學悖論。

今天的中國似乎一夜之間冒出了一大批自稱信奉“保守主義”的知識人，這些人是不是真懂保守主義、是不是屬於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且先不去論它。但這批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這個標籤他們自己也樂於接受。至於特朗普是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他們其實並不想弄清楚，但是他們認定特朗普是美國保守陣營的傑出代表人物，這一點也是確定的。中國知識人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依我看，原因大致有三： 

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社會發生了一次意識形態轉變。在美國六十年代自由主義以及“民權運動”的衝擊下，美國社會的資本宗教保守主義勢力奮起抵抗，開始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長征”，試圖全面顛覆西方社會曾經的許多共識和定論。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兩者關係實際是一體兩面）誕生了。

如哈耶克所說，社會形態由某種觀念塑造。具體而言，就是美國的保守勢力以基金形式，用金錢收買和培養了一大批“學者”，靠他們“製造”觀念，然後用“觀念”改變人心，進而改變社會和世界。那個寫了《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也在此列學者隊伍中。從此開啟了歐美分道揚鑣的文化和歷史程序，歐洲繼續向前，逐步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美國則進一步固化了自己傳統叢林資本主義的正規化。政治上，這些保守派基金也大力挖掘可造之材。共和黨內那些精英分子，大都在高中時代已經被保守基金“物色”看中，然後就是名牌大學、加入軍隊、到地方上投身政治等等一步步走來。

彭斯、蓬佩奧、科頓這些人走過的都是這樣一條路線，他們在年齡上也呈現“梯隊結構”。觀念的轉變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國社會幾十年來幾乎沒有出現像樣的左翼政治領袖，以致今日的民主黨內沒有人可以真正扛起左翼旗幟。

美國所處的政治經濟強勢地位也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中國知識人的眼界和思想觀念走向。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其中的年輕一代（50後到70後），從中國對外開放的那一天起，就全盤接受了美國這一套右翼話語體系。因為他們原來的大腦裡一片空白，除了蘇俄那一套以外。過去的四十年，中國知識界事實上處於“孩童期”，在美國推行的美版全球化語境下，他們很容易不加批判地接受這一套話語體系。右翼思潮在中國氾濫，今日中國實質上也是一個奉行保守右翼價值觀的國度，這方面看中美兩國同樣高企的基尼係數便一目瞭然。以上就是中國社會思想意識右翼化的國際和時代背景。 

瞭解美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觀察點就是它的宗教勢力影響。美國還沒有像歐洲那樣完全做到“政教分離”，宗教勢力對現實政治的影響非常巨大，且社會似乎也不以為然。

美國保守的福音派教會在本國正在走向衰敗，年輕人普遍不參加其教會活動，它面臨某種程度的岌岌可危。上世紀8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一度佔據美國總人口的一半，而最新的估算已經下降到四分之一。這種危機狀況促使宗教右翼保守勢力日益走向瘋狂。“失敗者瘋狂綜合症”使得他們不顧一切、不擇手段投身於政治活動，以圖挽救自己的命運。

這種“失敗者綜合症”在今天的特朗普身上也能看到。奇怪的是，在美國衰敗的福音派教會卻在韓國、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國等後發國家和地區獲得長足發展。中國目前的家庭教會幾乎全數都是福音派系統。

以追求真理的目的投身信仰，其中必定帶來巨大的盲目，同時伴隨著瘋狂和極端（新晉教徒通常都更極端）。當美國的保守右翼宗教領袖集體為特朗普背書禱告的時候，這些大陸知識人幾乎不加思索地做出了自己唯一的選擇——支援特朗普，毫不猶豫毫不懷疑地支援特朗普。 

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令人驚奇的現象，就是那些原來似乎是宗奉自由主義的人物，一個轉身就可以自稱成為一名保守主義者，且絲毫沒有違和感，沒有任何不適和羞愧（劉軍寧就是一個例項）。劉甚至鼓吹在中國“基督教入憲”，這可是他的洋大人美國都沒有做到也不會去做的事（除了那些福音派宗教領袖痴心妄想外）。

須知，在西方知識界，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轉向保守主義者，恐怕終其一生都難以完成。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了，似乎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政治人格分裂”這一解釋外，恐怕還有中國人特有的思維結構方面的問題。中國人普遍不講究邏輯，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中也似乎沒有邏輯的地位。中國人更加信奉的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孫子兵法才是他們心目中的“聖經”。

知識人的這種隨便“跨越”其實在一百年前我們就可以觀察到。那時的很多知識人，今天是自由主義者，明天成了國家主義者，後天又再次轉身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哪兒熱鬧往哪兒去……這種“變色龍現象”其間的“金鑰”何在？確實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形成本文的總體共識：

1. 傳統保守主義保守的是王權，與其相對是自由主義，主張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當代保守主義則以自由民主社會制度為基石，與自由主義具有共同的價值基礎。當代保守主義的對立面是進步自由主義。兩者構成了民主社會的兩大哲學和政治流派，且具有互補性，缺一不可。

2. 在一個民主與法制尚未實現的低社會福利和缺失公平正義的威權社會里，照搬一個現代歐美民主社會的政治哲學概念——保守主義，等同於在一個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來提倡“人類大同”，皆屬烏托邦。當保守的客體並不存在之際，保守主義註定淪為空談。於是就出現了引進基督教（而不是爭取自由民主權利）來作為保守的客體這樣一種天方夜譚。

3. 這種特色保守主義者，對內提倡順應“主流價值”, 不惜爭當智囊和國師；對外就美國的總統大選這樣天高地遠的議題盡心竭力地鼓動造勢，不明是非地選邊站，且對自由主義左派惡意攻擊，其效果就是加劇與國內外自由派華人群體的對立與撕裂。

4. 特色保守主義者錯誤地將美國在特定社會條件下出現的一個政治怪物——特朗普這一極端右翼民粹主義者，視為世界文明社會的保守主義代表，對其頂禮膜拜，視特朗普為世界絕對正確的當今領袖，以迎合中華傳統明君膜拜的心結。既無自由又無選票卻崇拜特朗普之國人，實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綻放的一束奇葩，更是當代國人的悲哀，中華知識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