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自由派無法培養自己的超級網紅？

靠譜的新媒體不多，請關注美國華人雜談

作者 | 詹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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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選舉結果塵埃落定以來，學者、媒體和民主黨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美國人為什麼會再一次選擇川普？這當中既有對政策的反思，比如為什麼美國對通脹的控制和在鏽帶推進的基礎設施法案，無法真切地傳遞到中下層收入者那裡；也有對競選策略的反思，比如，拜登更早宣佈退選，是否能對結局有所影響？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能忽視右翼媒體和網紅的巨大成功。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青年顧問委員會全國主席CJ Pearson曾幫助川普競選團隊與年輕網紅建立聯絡，他說：”人們把這次選舉稱為網紅選舉，我認為這是未來許多網紅選舉中的第一次。”

在很大程度上，左翼輸在了網紅、尤其是網紅播客上。兩大競選團隊的媒體策略大相徑庭。卡瑪拉·哈里斯（中譯名賀錦麗）的競選團隊優先考慮短影片，在TikTok和Instagram上投放短影片。川普的競選團隊則在長篇播客和右翼自媒體生態系統上投入巨資，並與主播建立合作關係。最終，後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播客剛出現時，似乎從播主到聽眾全都是知識分子，但現在已經是完全換了一個天下。在Spotify的熱門播客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最受歡迎的節目是由親MAGA網紅主持的。截至本文發表時，喬·羅根繼續佔據榜首，塔克·卡爾森的節目是該平臺上收聽率第四高的節目，“反覺醒”企業家帕特里克·貝特-大衛的排名僅差了幾位，坎迪斯·歐文斯位居兩者之間。再往下看，你會發現查理·柯克、本·夏皮羅和丹·邦吉諾等激進分子每天都在推出新節目。

川普與右翼網紅。

在進步派這邊，根本沒有像羅根這樣既有影響力、又能始終保持熱度的內容創作者。由四位前奧巴馬工作人員創立的Pod Save America目前徘徊在30到40名之間，而紐約時報著名評論員Ezra Klein的節目排在50名開外。

對於自由派內容創作者來說，他們面臨著資金、宣傳和機構支援方面的巨大結構性劣勢。像羅根、夏皮羅這樣的右翼網紅可以獲得來自億萬富翁和企業的支援，但左翼內容創造者更像是在雷區裡艱難跋涉，既沒錢，傳播效果也不討好，畢竟極右翼的清談節目通常簡單而情緒化，在演算法上比大部分左翼資訊更具優勢。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缺乏網紅來宣傳和解讀其資訊，民主黨失去了大量年輕觀眾（主要是男性觀眾）的信任，令這些觀眾轉向保守派，而且這種影響力可能還將持續。

隨著右翼媒體帝國日益強大，現在的問題是：左翼還能在被束縛住雙手的情況下戰鬥多久？民主黨有機會培育出自己的網紅巨星和獨立媒體生態系統嗎？

缺乏財務支援

美國保守派媒體的資金非常充足，結構嚴謹，協調性強。保守派億萬富翁、政治行動委員會和對維護保守派政策有既得利益的公司早就認識到內容創作者可以塑造公眾輿論、影響政策，他們會戰略性地投資於右翼媒體渠道和新興內容創作者。

例如，本·夏皮羅的The Daily Wire得到了共和黨富豪捐贈者的大量資助，其中包括威爾克斯兄弟，他們是德克薩斯州的億萬富翁，透過石油和水力壓裂致富。Turning Point USA的創始人查理·柯克從包括科赫網路在內的保守派鉅額捐贈者那裡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最近右翼網紅充當俄羅斯傳聲筒，馬斯克參與其中一文披露，右翼內容創作者本尼·約翰遜、蒂姆·普爾和戴夫·魯賓每月獲得40萬美元報酬，每部YouTube影片至少獲得10萬美元報酬，此前他們接受了俄羅斯方面的資助。

左翼根本沒有任何設施能與如此龐大的基礎設施相比。

左翼影響者主張提高富人的稅收、對企業進行監管以及限制精英權力，這與億萬富翁的願景完全相反。因此，進步派創作者只能依靠微薄的眾籌努力來謀生。

由於資金不足，左翼創作者也沒有錢投入製作團隊或為他們的獨立媒體業務進行營銷，只能依賴YouTube、Twitch、TikTok等平臺上的有機增長。與此同時，這些平臺的演算法已被證明會獎勵保守派的憤怒和極端主義。

缺乏創作者生態系統

保守派內容創作者生態系統也極具協作性。他們互相捧場，還有金主和像川普這樣的人物直接幫他們吸粉。

2010年代後半期，右翼創作者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從主流社交媒體應用程式上被下架，一個旨在幫助極端主義網紅牟利和聚集受眾的生態系統應運而生。現在，保守派建立了一個相互影響的社群。右翼內容創作者經常出現在彼此的節目中，網紅提攜新興的YouTube頻道、播客和創作者。這導致他們能覆蓋廣泛的保守派觀眾。

右翼媒體平臺也可以充當內容創作者的孵化器，在推廣、製作質量和受眾增長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他們獲得的資源使保守派內容創作者能夠迅速成長並廣泛傳播他們的資訊。

在馬斯克的領導下，X已經向右翼影響者賬戶支付了數十萬美元。

Rumble是一個類似於YouTube的影片分享平臺，由億萬富翁彼得·泰爾(Peter Thiel)支援，該平臺從2021年開始向極右翼網紅和反疫苗內容創作者支付數十萬美元，讓他們在其平臺上創作內容。

Rumble利用演算法調整，讓右翼創作者看起來比實際擁有更多的受眾，營造出更廣泛的公眾支援和使用者參與的假象。這進一步擴大了保守派內容創作者的影響，建立了一個反饋迴圈，而缺乏類似資源的左翼創作者無法比擬。

圖：Rumble以誇大指標而聞名

在右翼直播平臺DLive上，網紅在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並透過直播賺取成千上萬費用。另外兩個右翼直播平臺Kick和Cozy.tv允許幾乎所有極右翼極端分子創作內容並開始賺錢。

保守派影響者也能夠迅速獲得信譽，因為像川普這樣的人物願意與他們互動，出現在他們的播客中。

洛杉磯保守派內容創作者澤維爾·杜魯索(Xaviaer DuRousseau)對《好萊塢報道》(Hollywood Reporter)表示，創作者們過去常常擔心支援川普會失去贊助合同，但這次情況發生了變化。“以前，當我戴上MAGA帽子時，人們總是用鄙視的眼光和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突然間，人們開始對我充滿敬意。”

川普也不挑剔創作者，他特意迎合TikTok網紅布萊斯·霍爾(Bryce Hall)和YouTube明星、現為OnlyFans創作者的科琳娜·科普夫(Corinna Kopf)，這兩位都深深植根於青少年網路流行文化，而且讓洛杉磯一線網紅圈不再羞於支援共和黨。川普還為創作者打造了定製體驗，與他們建立了緊密的個人關係，邀請網紅參加他的集會、乘坐他的私人飛機，並與他們的朋友一起進行FaceTime通話。

而民主黨對創作者的態度完全不同。當哈里斯成為提名人時，她一再拒絕與任何挑戰她的意識形態或政策的創作者接觸。當她受邀參加喬·羅根的播客時，競選團隊要求羅根離開他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錄音室，前去華府採訪。他們還希望將採訪形式縮短為一個小時，而不是他通常會持續三到四個小時的節目形式。這些都打破了羅根的慣例，採訪因此沒有進行。

網紅營銷機構Creator Authority曾與民主黨政客合作過，該公司執行長布倫丹·加漢 (Brendan Gahan)對《好萊塢報道》表示：“哈里斯把創作者當成媒體渠道，而不是合作者，這是跟網紅合作的大忌。川普沉浸在創作者文化中，與他們見面，並接受了他們的媒介。”

在主流自由媒體中，最接近喬·羅根節目的可能是播客Pod Save America。但該節目的播客明顯親近民主黨建制派。他們不與對整個體系感到厭倦的年輕人或心懷不滿的群眾對話。

左翼Twitch主播哈桑·皮克(Hasan Piker)最近在推特上表示：“共和黨獨立媒體與該黨有著直接的聯絡，而民主黨無法在獨立生態系統中重建這種聯絡，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基本盤希望聽到的伯尼桑德斯式的民粹主義情緒。”

演算法偏見鼓勵極端資訊

社交媒體演算法就像貪婪的野獸，喜歡混亂。它們不想要深思熟慮的分析，只想要血腥。如果你是一個創作者，釋出細緻入微的內容，談論政策、社會正義或任何需要三秒鐘以上才能消化的內容，祝你好運。演算法會把你埋在六尺之下。

與廣播不同，播客不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監管，這意味著無法制止節目傳播錯誤資訊的能力。這種轉變的影響已經很明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21年審計了8000集政治播客節目，估計其中超過十分之一的樣本可能支援虛假報道。布魯金斯學會在另一項研究中發現，最有可能分享未經證實的說法的播客幾乎都是意識形態保守的。首當其衝的是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節目，這個節目基本上是QAnon式陰謀論的集大成者，近20%的節目被發現包含“虛假、誤導或未經證實的陳述”。

從這個意義上說，播客媒體完全不負責任，恰恰是保守媒體行業（以及保守派觀眾）的主要吸引力。許多保守派觀眾早已對主流和機構媒體不屑一顧，聲稱這些播客中討論的內容才是不容美國人迴避的“事實”。

尼科爾·海默(Nicole Hemmer)寫過多本關於右翼媒體的書，她告訴Slate，隨著保守派媒體核心進入播客排行榜，它已經突破了一些原本最基本的底限。她一直在密切關注塔克·卡爾森，自從他單飛以來，他的極端主義傾向愈演愈烈。“他非常直白地談論惡魔，他的播客讓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瘋狂，”海默說。她提到了去年的一集，卡爾森採訪了一名聲稱與奧巴馬發生過性關係的重罪犯。那一集幾乎肯定會被福克斯的編輯壓下來，但在播客世界裡，無論他說什麼都不會遇到麻煩。

類似的例子是坎迪斯·歐文斯的同名播客Candace。今年3月，歐文斯在批評以色列入侵加沙時，加入了大量反猶太主義言論，跨越了保守媒體為數不多的紅線之一，聲稱一群由“政治猶太人”組成的精英陰謀集團是她見過的“最卑鄙、最不誠實、最善於操縱的人”。後來，她似乎還認可拉比正在喝基督徒的血的觀點。

無論是卡爾森、歐文斯還是瓊斯，播客節目中包含的很多極端資訊本身並不一定吸引廣泛的大眾，但這些播客可以將這些想法偷偷塞到更廣泛的娛樂產品中，足以吸引數百萬聽眾的注意力。

在缺乏事實依據的環境中打擊虛假資訊

在虛假資訊氾濫的時代，進步的創作者就像圖書管理員，一絲不苟地核實每一個字，而另一方則在往圖書館裡扔火柴和汽油。

右翼媒體和網紅可以胡亂散佈陰謀論和“另類事實”，這似乎只會增加他們的參與度。沒有人追究他們的責任；他們的觀眾不需要證據，只需要憤怒。但進步的創作者沒有這種奢侈。他們正在與虛假資訊的浪潮進行一場永無止境的艱苦鬥爭，而且他們的容錯空間極小，因為任何錯誤，無論多小，都會被抓住並變成對付他們的武器。因此，他們被迫花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來核實每一個細節，引用每一個來源，反覆檢查準確性——而他們的對手根本不屑於這些標準。

這種雙重標準令人沮喪。這意味著進步的創作者總是處於防禦狀態，尤其是在剛剛結束的這個選舉週期，當讀者和聽眾已經完全接受了“大量無證移民非法投票”和“民主黨要讓你的孩子在未經家長許可的情況下變性”這類原本經不起推敲的謠言，創作者已經很難再用事實和邏輯吸引觀眾。

川普的第二任期，左翼創作者還能不能換種玩法？

兩黨專家都表示，這次選舉是獨立媒體的分水嶺。在川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利用網路影響力削弱人們對民主機構的信任，逃避責任，傳播危險的政治誤導資訊。而在第二個任期，他的政府將繼續迴避傳統媒體，新聞和資訊格局向數字化和個性化轉變的趨勢可能會加速。因為西頓霍爾大學傳播技術助理教授傑西·勞赫伯格對《時代》雜誌表示，無論如何，政治競選活動都將被迫適應這一新環境，並將“追逐播客和獨立新聞創作者”。

“傳統媒體正在消亡，”勞赫伯格說。“我認為它還沒有消亡，但消亡速度會很快，人們將轉向其他新聞來源，他們正在失去對傳統新聞的信任。我看到整個政治派別都有這種現象。不僅僅是保守派、進步派、自由派、中間派或獨立人士。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然而，現實是，第一，網紅格局嚴重偏向右翼創作者，而左翼缺乏資金和系統支援；第二，由網紅驅動的新媒體環境也存在著重大弊端，許多內容創作者未能遵守傳統的新聞道德，或不願披露存在利益衝突的合作關係。網紅還可能面臨來自其運營的社交媒體平臺的壓力，要求他們誇大內容，以便在演算法驅動的推送中取得良好表現。在這樣一個右翼網紅可以蓬勃發展並迅速擴大規模的系統中，左翼內容創作者還有沒有可能從邊緣走向核心？

不是沒有機會。儘管民主黨最終輸掉了選舉，但許多自由派創作者透過報道競選活動最終獲得了更大的受眾，並且在這一輪競選結束後，獲得了比開始時更大的平臺。

民主黨策略師基思·愛德華茲(Keith Edwards)於5月開通了 YouTube 頻道，透過不間斷髮布選舉影片、採訪民主黨顧問安妮塔·鄧恩和皮特·布蒂吉格等人物、在川普遇刺期間進行直播，獲得了超過20.7萬名訂閱者。政治內容創作者兼喜劇演員伊麗莎白·布克·休斯頓 (Elizabeth Booker Houston)的Instagram粉絲超過10萬，並因此開啟了她的首次喜劇巡演。22歲的TikTok明星哈里·西森(Harry Sisson)以發表親民主黨評論而聞名，隨著選舉季的展開，他的粉絲數量翻了近一番。

不過，對於進步派創作者來說，勇氣和熱情不足以讓他們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他們需要的是全面的結構改革，一個可以與保守媒體機器抗衡的真正的支援網路。沒有它，這些創作者將繼續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艱難前行。

解決方案不僅僅是依賴個人粉絲或希望偶爾做出爆款。進步運動需要真正的基礎設施：媒體網路、資金渠道、智庫——一個致力於擴大獨立聲音的整個生態系統，讓進步思想能夠在不依賴大科技公司變化無常的演算法的情況下蓬勃發展。

當然，觀眾的參與也很重要；粉絲的持續支援可能決定創作者的生死存亡。無論是透過直接的資金支援、轉發作品，還是隻是持續關注，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進步人士不開始支援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將一無所獲，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迴音室來呼喊他們的呼聲。

就像現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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