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昊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導讀】2025年4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表態稱，若俄烏衝突中的任何一方“讓和解變得非常困難”，美國將停止調解努力。這一宣告與其競選時“24小時內結束衝突”的承諾形成鮮明對比。特朗普曾多次強調與普京的“良好關係”，但俄方實際談判中堅持條件，要求烏克蘭承認克里米亞及烏東四州歸屬俄羅斯，並放棄加入北約。或許，特朗普尚未真正讀懂普京——更未理解俄羅斯深藏的地緣焦慮與文明執念。
本文認為，俄羅斯的地緣焦慮源於其遼闊疆域帶來的不安全感。歷史上，俄羅斯不斷面臨來自東西方的威脅，這種不安全感塑造了其擴張性和防禦性並存的地緣戰略。俄羅斯民族性格中充滿矛盾性，既有強烈的宗教性和彌賽亞意識，又對土地和領土有著深刻的依賴。這種矛盾性使得俄羅斯在追求普遍性（融入西方）和特殊性（強調獨特道路）之間反覆搖擺。
本文指出，普京是“實用主義面相下的理念主義者”，雖然普京主義成為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定型版本，但普京本人“討厭意識形態這個詞”，其核心是由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主義和社會團結所構成的“俄羅斯的理念”。普京認為，與西方的合作並不意味著親西方，他更不是傳統意義的西方派，而是一個具有斯拉夫派底色的歐亞主義者。
本文作者透過梳理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迴歸的過程，精準地展現了這一程序與俄羅斯地緣政治情勢之間的關係，揭示了俄羅斯深層的地緣焦慮、文明焦慮與保守主義復興的內在邏輯。在當前美國政治生態同樣呈現民族主義回潮、國家利益優先的保守化趨勢背景下，透過比較俄美兩國保守主義的發展路徑與本質特徵，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全球保守主義回潮與演進規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俄羅斯的迴歸年代：從“民族理念”到普京主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俄羅斯的迴歸年代：
從“民族理念”到普京主義
俄羅斯是一個地緣共同體，也是一個文明共同體，更是一個理念共同體，“始終代表了一種信念”。
以此來看，俄羅斯民族可說是地緣共同體的典型。它早期棲身的南俄大草原承載著不斷流動的民族歷史。某一遊牧民族應運而生，出現於這片土地，主宰這片土地，而後又委之於接踵而來的後繼者。基輔羅斯之前，金麥里人、斯基泰人、薩爾馬特人、哥特人、匈奴人、阿瓦爾人都曾縱橫馳騁於這片土地。基輔羅斯建立後，一些強大的草原部落，如哈扎爾人、佩切涅格人、波洛維茨人，給羅斯定居者造成了極大困擾，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爭鬥反覆上演。最終，蒙古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俄羅斯大地淪入韃靼桎梏之下，長達兩個半世紀。
但對於俄羅斯這個龐大的地緣共同體來說，“思想”或“理念”是維持它恆久存在的支柱。那些消失在歷史煙塵中的遊牧民族，即便是建立了龐大帝國的蒙古人，都未能長久統治這片土地，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思想”。俄國哲學家帕納林曾指出，“歐亞大陸上俄羅斯民族動力最初的源頭”就是將“異質性的民族社會文化熔鍊成‘思想’”，“俄羅斯民族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含義，而是一個用‘思想’連線和組織起來的整體”。
這裡充滿了別爾嘉耶夫式的悖論。俄羅斯擁有世界上最廣袤的領土，地緣優越感甚至自負支撐了這個民族的心理，但與之伴隨的卻是無時不在的地緣焦慮和不安全感。它自認為是具有神性的國度，自詡為“第三羅馬”，負有世界性使命，但國家的歷史軌跡曲折坎坷，與文明自負相伴生的卻是無盡的文明焦慮。
俄羅斯的地緣焦慮和文明焦慮貫穿俄羅斯的整個歷史，並在蘇聯解體以來更加彰顯無遺。一方面，俄羅斯追求融入西方的“大歐洲”方案最終宣告失敗，歐盟和北約的雙東擴加劇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國家定位問題一直沒有明確，國家發展道路始終處於爭論之中。在經歷短暫的面向歐洲大西洋方向的努力後，俄羅斯宣稱又一次“轉向東方”；最後正式將自己定位為“自成體系的文明-國家”，也是想求得這一問題的解決良方。在地緣和文明的雙重焦慮中，作為東西方橋樑的烏克蘭是一個會合點。始於2014年並在2022年全面升級的俄烏衝突，可以說是這種焦慮的總爆發。俄羅斯試圖透過這場“特別軍事行動”，來完成地緣和文明的雙重突圍。政治的亂象，實為觀念的亂象。追溯當代俄羅斯的理念軌跡，當有助於理解俄羅斯的行為。
▍葉利欽：尋找“民族理念”
思想的分裂和整合是俄羅斯的民族之累，似乎成為兩個世紀以來無法擺脫的宿命。在別爾嘉耶夫的思想圖景中，地理是起點，精神的地理與自然的地理是一致的。俄羅斯的廣袤領土上始終存在兩個大陸之間無形的、不斷變化的邊界，“東方和西方這兩條世界歷史之流在此相互碰撞並相互作用，東方和西方兩種因素始終在相互角力”。“東西方問題”似乎是俄羅斯的永恆問題，它的本質是俄羅斯帝國疆域在不斷拓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歷史定位、國家發展道路選擇，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取向問題。有關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社會、宗教與科學等各種問題，都被納入這個框架。這個問題最終引發了19世紀上半葉俄國知識界西方派和本土派的大爭論，也導致俄羅斯精神和思想的大分裂，其餘緒一直延續至今。
十月革命之後，布林什維克在帝國廢墟上建立了一種新的國家形態。雖然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但它在孤立的國際環境中獨自經營，透過代價慘重的農業集體化和國家工業化，在短時間內趕超列強，並且在二戰之後一躍成為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影響力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蘇聯是俄國曆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不僅統合了這個巨大的歐亞空間，還構建出“蘇聯人民”這一“具有共同特徵的不同民族的新的歷史共同體”，鍛造出與傳統決裂的“蘇聯文化”，以一元性的意識形態超越傳統的東西之爭，似乎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東西方問題。十月革命後，有關東西方問題及俄羅斯歷史命運問題的討論，主要在海外知識分子中得以延續，在蘇聯則處於潛伏狀態。東西之爭是俄國曆史發展的產物，在國家發展道路面臨選擇的時候會重新凸顯。
東西之爭再度興起的契機是蘇聯後期的改革運動，在戈爾巴喬夫強調“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和“共同的歐洲大廈”時，“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他的“新思維”無疑具有向西方看齊的傾向，推動了蘇聯快速滑向解體的邊緣。蘇聯解體首先是思想的解體，七十年來佔據主導地位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被自我取消，作為其承載者的蘇聯共產黨失去了政權，其後繼者俄羅斯共產黨一度被禁止活動，由“思想”統合的這個地緣共同體隨之分解。
在改革語境下，傳統的東西之爭重新被啟用。改革派立足於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徹底否定蘇聯歷史，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羅斯，同時也否定俄羅斯的傳統價值，認為傳統文化對改革形成了阻礙。本土派內部分歧巨大，儘管對蘇聯歷史看法不一，但他們都訴諸傳統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同時堅持走自己的特殊道路，反對照搬西方的價值和制度。新的東西之爭不僅停留在觀念上，還體現在政治行動中。上世紀90年代葉利欽總統主導的“世紀大轉型”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西化改革，俄羅斯又經歷了一次“混亂時期”。激進改革的挫敗使俄羅斯社會深感失望，改革派被視為“歷史虛無者”，一度佔據主流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未能填補馬列主義離場留下的思想真空。形形色色的思潮浮沉氾濫，使人無所適從。蘇聯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西化改革，不僅給俄羅斯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政治動盪、社會失序、物質匱乏，還有大國尊嚴的喪失和民族精神的失落。普京曾經回憶說：“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虛空之中。”
為了防止共產黨捲土重來，葉利欽主導制定的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任何思想體系都不得確立為每個公民必須接受的國家意識形態。但是，去意識形態化無助於解決俄羅斯的社會現實問題，越來越多的精英認識到意識形態之於國家的重要性。正如帕納林所說：“俄羅斯的任何政黨遲早都會發現，為了維持政權，就必須採納民族理念甚至是救世思想。”以“民主鬥士”著稱的葉利欽既非理論家，也非思想家，而是一個自認為負有使命的政治家。葉利欽主持簽署的俄白烏《別洛韋日協議》直接促使蘇聯解體，他認為其意義在於，“俄羅斯選擇了新的全球戰略，摒棄了‘半個世界統治者’的傳統形象，不再與西方文明進行軍事對抗，也不再充當解決民族問題的憲兵角色”。葉利欽善於破而不善於立，他終結了蘇聯，但對於“俄羅斯應當和能夠成為什麼樣的國家？”“能在世界上佔據什麼樣的地位？”卻沒有明確的概念。激進改革帶來的巨大社會代價使他聲名嚴重受損，健康不佳的“病夫”形象也直接關係到他的政治命運。面對社會的全面失序以及精神的漫無歸依，葉利欽希望重新樹立思想的標杆，凝聚人心。1996年7月，葉利欽在會見自己的選民代表時說：“俄羅斯有過不同發展時期——沙皇時期、專制時期、改革時期，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民族理念，但現在我們卻沒有，這很糟糕。”總統大選過後不久，他就委派自己的助理薩塔羅夫主持設立一個委員會，尋找當代俄羅斯的“民族理念”（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並且在政府機關報《俄羅斯報》上發起一場徵文活動，要求在幾頁之內表述精當的民族理念。身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薩塔羅夫保證，委員會絕不會制定強加於全體國民的蘇聯式意識形態，活動的目的是表述社會都能認同或者早已達成共識的理念。但是徵文活動無疾而終。葉利欽尋找“民族理念”的任務，留給了他選定的接班人普京。
▍普京：實用主義面相下的理念主義者
在前兩屆任期中，重實用主義、輕意識形態，是俄羅斯國內外對普京的普遍看法。普京在執政前夕發表的綱領性檔案《千年之交的俄羅斯》，遵循憲法規定，反對在俄羅斯恢復任何形式的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國家杜馬議員、普京的堅定支持者維·尼科諾夫說，“普京討厭意識形態這個詞”。
2000年普京執政後，俄羅斯社會尋找“民族理念”的熱情還沒有消散。在涉及“民族理念”問題時，普京基本上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解釋和回應的。2000年7月，普京在首次國情諮文中認為，沒有必要專門尋找“民族理念”，它會在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成熟。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蘭一家報紙和電視臺採訪，記者問道：“您經常講到實用主義，在您的實用主義中是否有俄羅斯理念的一席之地？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理念究竟是什麼？這裡面是否有傳統的道路，例如擴張？”普京以實用主義的方式簡單地回答說，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理念是“在經濟上開發俄控領土，同時與歐洲及其他文明國家合作，提高俄羅斯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並自然而然地融入文明國家的政治、經濟和防衛結構”。此後在多個場合，普京將經濟增長、提高各方面的競爭力歸為“民族理念”。但是，這些實用主義的表象並沒有妨礙他的理念主義者本色。
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他明確談到了由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主義和社會團結所構成的“俄羅斯的理念”。他雖然反對國家確立官方意識形態，但同時表示，“富有成效的建設性工作不可能在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里進行，不可能在一個主要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價值觀和不同意識形態方針的社會里進行”。普京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國家主義者。19世紀自由主義史學家契切林始創的國家學派認為，俄羅斯的歷史發展道路與西方迥然有別，國家及其活動是俄國曆史的發展動力。契切林的思想契合了普京的治國理念，普京幾乎重複了他的話：“有著強大權力的國家……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
普京不斷從俄國曆史上的保守主義思想家那裡汲取治國的養分。面對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社會的亂象，普京推崇的是帝俄晚期斯托雷平的保守主義改革，以政治高壓手段維護秩序，在確保社會秩序的前提下推進經濟自由化和現代化，以提升俄羅斯的國家實力。因此，恢復“秩序”是普京進行國家治理的起點，也一直是其著力的重點。
普京執政初期以一個“西方派”的形象示人。他與歐洲的政治家們保持了良好關係甚至私人友誼，給人的印象是帶領俄羅斯迴歸“文明世界”，迴歸俄羅斯的歐洲本源。在這一點上，被譽為“俄羅斯知識界的良心”的文化大師利哈喬夫給予了他深刻影響。利哈喬夫是一個標準的“西方派”，反對歐亞主義論調。普京認同利哈喬夫的觀點：“界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的屬性時，文化是首要因素……從文化角度看，俄羅斯毫無疑問是一個歐洲國家，因為它具有歐洲文化。”對於普京的“西方派”角色，一些人認為這是出於實用考慮的選擇，而不是意識形態的選擇；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普京一開始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派，但是西方對俄羅斯居高臨下的態度以及無視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做法，最終把普京變成了反西方主義者。普京也不止一次以實用主義來解釋自己的“親西方”行為。2001年普京宣佈關閉俄羅斯設在古巴的雷達站和越南的海軍基地，俄羅斯內部對他的“退讓政策”強烈不滿，甚至懷疑他回到了科濟列夫的親美政策上。普京表示，採取這種政策的唯一理由是，它完全符合俄羅斯的利益，“與西方建立友好關係並不是普京的政策，而是俄羅斯的政策”。普京說得非常坦誠，與西方的合作並不意味著親西方，他更不是傳統意義的西方派，而是一個具有斯拉夫派底色的歐亞主義者。
普京在前兩任總統期間已經開始了迴歸俄羅斯歷史傳統的征程，改變了一些國家象徵標誌，責成修改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對蘇聯的歷史進行重新評價，等等。普京雖然一直強調“將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俄羅斯的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事實上，他越來越堅持俄羅斯的獨特性，思索俄羅斯的獨特道路。在這方面，像丹尼列夫斯基、伊裡因、別爾嘉耶夫、索爾仁尼琴、古米廖夫這些俄國思想家，在他的思想軌跡中留下了深刻印痕，他在言談中也不斷引用這些人的話語。其中，伊裡因和古米廖夫的影響至為關鍵，伊裡因的思想成為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復興的重要理論資源，古米廖夫的歐亞主義思想為俄羅斯整合歐亞空間提供了理論依據。
伊裡因是十月革命後被布林什維克驅逐出境的僑民哲學家。2004年普京在電影導演米哈爾科夫的推薦下，開始關注他的著作。之後不久，伊裡因的遺骨從瑞士運回，安葬在頓河修道院，他的全部檔案也從美國密歇根大學重金購回。普京對伊裡因的思想推崇備至，在各種場合不斷引用，以至一位官員說：“今天俄羅斯對伊裡因思想的需求之大，彷彿讓人覺得他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伊裡因強調國家是“人民的聯盟”，國家的核心任務是保護和組織人民的精神生活，其合法性源於能夠維護公正的法律秩序。伊裡因是一位堅定的保皇派，認為君主制具有精神性和神聖性，能夠透過人格化權威凝聚社會，優越於過度依賴理性、消解權威的共和制。因此他反對機械模仿西方式的民主，認為“民主是一條死路”，俄羅斯需在“集體性”（自下而上的自由聯合）和“制度性”（自上而下的組織管理）之間“找到自己獨特的國家形式”，並與自己的“民族歷史相符合”。
普京意欲推進後蘇聯空間的一體化，歐亞主義特別是古米廖夫的思想對他影響甚大，為他的政策作了註腳。2015年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可以說，歐亞主義是它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美國學者巴辛分析了普京前三個任期的公開言論，認為他就是一個“歐亞主義者”。古米廖夫繼承了古典歐亞主義思想，認為俄羅斯既非歐洲也非亞洲，而是一個獨特的歐亞文化實體；歷史上的草原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人的統治，在政治制度、文化融合等方面塑造了俄羅斯的獨特性。古米廖夫獨特的“激情”學說借鑑了丹尼列夫斯基等人的文明週期論，認為民族的生命週期類似於有機體生老病死各個發展階段。民族從週期性的宇宙輻射中獲得“激情”，隨著激情逐漸減弱，民族也會隨之衰落。19世紀以來，俄國許多思想家堅持西方文明在衰落，而俄羅斯文明正處於上升時期的“落後優越”論。普京對此也深信不疑。2021年2月，普京表示，他相信激情理論，因為“俄羅斯尚未達到自己的頂峰”，它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艱難考驗，仍在發展中。同年10月，普京在瓦爾代俱樂部年會上回答“哪位俄國思想家與你最為貼近”時，再次強調了古米廖夫的激情學說，認為“民族內部自有一種發展驅動機制，一種發展和自我肯定的意志”，並引許多國家以及西歐的“老齡化”作為民族衰落的例證。
第二任總統任期結束時，普京已經接受了尋找“民族理念”的必要性，不再堅持它自發地生成。他在2007年的國情諮文中雖然略帶詼諧地表示，尋找民族理念是“一種古老的傳統”，“類似於尋找人生的意義”，是一項永無止境又“有益有趣”的娛樂，但是，如果俄羅斯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它就需要一個“道德指導方針的共同體系”。
▍從自由保守主義到普京主義
冷戰結束後，美國以自由主義的名義推動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除了少數地區和國家成功實現了轉型外，大部分國家由於水土不服，轉型未能順利推進，甚至徹底失敗。美國以外部干預的方式播撒自由的種子，反而製造了許多“失敗國家”。自由主義聲名受損，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強勁的發展。俄羅斯保守主義也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興起和壯大的，它一開始試圖矯正激進自由主義改革的極端發展，恢復社會秩序和穩定，重新樹立大國的尊嚴和地位；後來不斷迴歸歷史傳統，並且與其他政治理論和思潮相結合，日益激進化；最後則定型為所謂的“普京主義”。普京主義是俄羅斯保守主義發展的自然延續，是當代保守主義的俄國版本。
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普京前兩個總統任期和梅德韋傑夫卸任總統之前的大約十年間（2000~2009）。這是自由保守主義階段，主要特徵是將自由和民主的普世價值與俄羅斯國家傳統（包括帝俄時期和蘇聯時期的傳統）結合起來。
在激進自由主義改革的90年代初期，俄羅斯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當時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首先提出“保守主義革命”的口號。90年代中期以後，自由主義思潮日漸衰微，自由主義政治勢力被排擠到政治邊緣，幾乎所有政黨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的成分，一些政黨甚至宣稱自己就是保守主義政黨。因此，當時的保守主義蕪雜紛陳，表現為一系列複雜且往往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現象。按照保守的價值物件，大致有自由保守主義、蘇維埃保守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等型別。進入21世紀後，執政當局試圖確立主流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各類保守主義派別基本上都迎合執政當局，與政治主流保持了一致。這一時期的主流保守主義可以稱為自由保守主義。雖然自由主義已經衰落，但是俄羅斯1993年憲法建立的政治構架並沒有改變，自由主義的價值傾向仍然體現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執行中。普京上臺後，仍然接受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想法。2002年5月，他在參加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特別峰會時坦率地表示，俄羅斯一直與“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進行對抗，而現在的俄羅斯“正在重返文明國家的大家庭”。
自由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主要是由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以下簡稱“統俄黨”）負責制訂和推動的。2005年普京開始總統第二任期，“主權民主”概念的適時出現，標誌著執政當局從最初幾年宣佈的實用主義到意識形態迴歸的決定性轉變。當時，統俄黨內部的左翼和右翼就實行何種保守主義展開討論。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右翼主張“自由保守主義”，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則主張“社會保守主義”。兩個派別在黨內各自建立了智囊俱樂部，相互競爭。不贊成這兩派的則主張“國家愛國主義”，強調宗教傳統和民族主義。統俄黨的一些高層認為普京總統的言行和綱領已經表明，“自由保守主義已經成為俄羅斯的官方意識形態”，“它是自由主義、國家主義、民主和所謂的‘西方主義’的結合——即秩序和自由的結合”。這種保守主義實際上就是歐洲的自由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2007年12月國家杜馬選舉後，堅持傳統和宗教價值觀的“俄羅斯保守主義”佔據了主導地位。2009年11月21日，統俄黨十一大透過題為《俄羅斯：保持並增強！》的綱領性檔案，明確將“俄羅斯保守主義”作為黨的意識形態。根據黨的綱領，俄羅斯保守主義是建立在俄羅斯歷史、文化和精神基礎上的“穩定和發展的意識形態”。這也意味著自由保守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從俄羅斯政治意識形態主流中逐漸下架。這與當時的大背景是息息相關的，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公開斥責美國和西方的演講以及2008年的俄格戰爭，已經使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越來越脫離正常的軌道。2009年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意欲“重啟”俄美關係，但很快因俄羅斯國內的抗議活動而更加疏遠。
第二個階段是激進保守主義（2011~2018），主要表現是不斷濃烈的反自由主義、不斷強化身份的反西方主義，以及不斷自我證成的地緣政治論。
2011年9月，俄羅斯政壇發生了一件雖在很多人預料之中，卻具有震盪性效應的事。統俄黨大會宣佈了“王車易位”計劃，普京重新競選總統，而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將擔任總理。緊接著，國家杜馬選舉中發現了大量造假行為，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政治抗議活動。執政當局指控抗議活動受到西方資助，將反對派視為“外國代理人”，並很快出臺了《外國代理人法》，打壓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媒體。政治反對派的活動空間日漸縮小，俄羅斯政治精英的反自由共識進一步加強。2013年3月，曾經開啟“政治現代化”專案的梅德韋傑夫，明確宣佈自己是保守派。可以說，這次抗議浪潮也是俄羅斯意識形態轉向激進的分水嶺，因此被稱為“保守轉向”。此前保守主義中的自由成分隨著反西方主義色彩的加重而急劇縮減，在身份政治、價值觀和傳統道德等問題方面變得激進，如Pussy Riot事件（2012），禁止美國公民收養俄羅斯兒童的《季馬·雅科夫列夫法案》（2012），以及關於LGBT價值觀的宣傳（2013）等。其實，從2009年開始，統俄黨的意識形態就加速朝著右翼和身份政治的方向發展，關於家庭價值觀、傳統價值觀和文明認同的討論主要透過國家教會的渠道，逐漸進入官方話語，且出現了驚人的增長。
反西方主義的一個重要託身基礎是地緣政治理論。普京曾表示，蘇聯解體是20世紀的“地緣政治災難”。地緣復仇主義成為俄羅斯地緣政治學的精神骨幹，地緣政治幾乎成為可以容納任何意識形態成分的大籃子。在這方面，新歐亞主義代表人物杜金貢獻最大。他把地緣政治作為一種普遍的、解釋性的元敘事，以此為基礎，構建了一個由文明對抗論、俄國特殊性、經典歐亞主義等元素雜糅的混合體，將反西方主義推向極端，同時將“我們”這個共同體塑造成一個包容萬物的帝國實體。在這裡，地緣政治論與文明論相互依託，地緣政治計劃冠以文明文化的名義，文明專案則往往以地緣政治的方式推進。俄烏衝突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俄羅斯的地緣孤立傾向充分顯露出來，“安全島”論、“大突擊戰略”最具有代表性。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豎起了高牆”，地緣孤立主義傾向在俄羅斯政治和知識精英中進一步加強，與之相應的獨立文明的思想開始進入政治話語。
▍從自由保守主義到普京主義
保守主義的第三個階段是普京主義（2018年至今）。普京主義集中體現了保守主義的俄羅斯特性，雖然不能說是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最終定型版本，但保守主義價值觀明確進入了2020年憲法修訂案。特別重要的是，“上帝”這一宗教性概念明確入憲——第67.1款規定應牢記那些“傳遞給我們上帝的理念和信仰”的歷代先輩。這與世俗化國家的規定是矛盾的，也反映了宗教保守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大進展。這一階段的保守主義，將俄羅斯定位為“自給自足的文明-國家”，明確了俄羅斯的獨特政治和價值體制；不僅挑戰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還要捍衛西方文明之源。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期，西方保守主義強勁回潮，反對以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取消文化及極端平權主義為標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極端發展。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逆全球化趨勢加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西方不斷蔓延，顯示出西方自由主義危機的進一步加劇。俄羅斯保守主義順應了這一趨勢，並與西方的保守力量遙相呼應。美國政治家和學者布坎南把普京視為基督教世界和西方文明傳統價值觀的捍衛者，認為隨著愛國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在西方普通民眾中日益流行，普京主義會更受歡迎。羅伯特·卡根認為普京已經將自己打造成世界各國“社會、文化保守派民眾”的領袖。
“普京主義”這一政治術語出現於普京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不久，在俄自由主義者及西方人士那裡不無貶義。關於這一概念爭論頗多，它既可被視為普京執政以來政治和經濟制度體系的總和，也可被視為富有爭議但相當合理的思想和價值體系，甚至還可被視為普京及其團隊的集體心態體系，但毫無疑義的是，它具有相當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2019年2月，普京的前意識形態總管蘇爾科夫撰寫了《長久的普京國家》，提出了“普京主義”政治模式，併為之正名。這其實是普京主義的宣言。
第一，俄羅斯在建設一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新型國家。指引它建設的，“不是進口的幻想，而是歷史的邏輯”。俄羅斯“開始恢復元氣，回到了自身合乎常理的、唯一可能的狀態，即日益強大的、領土不斷擴張的多民族一體性”。俄羅斯龐大的政治機器由“意志綿長”者所建立，歷史上有四種國家模式，即伊凡三世的國家（莫斯科大公國）、彼得大帝的國家（俄羅斯帝國）、列寧的國家（蘇聯）、普京的國家（俄羅斯聯邦）。
第二，普京的政治機器剛剛啟動，雖然面臨艱險，但會長久綿延。普京的執政體制以及普京主義是屬於未來的意識形態，它不只適用於本國，還具備極大的輸出潛力。它會被許多國家研究、借鑑和模仿，因為有這樣的需求；作為“先知”的俄羅斯對目前世界的現實早就發出過警示，比如當前的去全球化、再主權化以及民族主義遍地興起的事實。
第三，西方國家是內外分裂的“深層國家”，民主的表象下是深暗的權力。俄羅斯不是“深層國家”，但擁有“深層人民”。“深層人民”憑藉自己龐大的整體，形成了無法戰勝的文化萬有引力，將國家凝聚起來，而且決定了國家的形式。俄羅斯國家的現有模式始於信任，亦靠信任得以維持，這是與“傳播懷疑和專事批評”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區別所在。
普京主義強調俄羅斯不會與西方合流，因為西方文化已經變異，只有俄羅斯才固守著真正的西方文明，踐行著正確的傳統價值。普京曾談論西方的“取消文化”，認為在進步的名義和旗幟下，反種族主義變成了“反向種族主義”，對種族的強調使人民更加分裂；性別政治簡直處於反人類罪的邊緣。
2022年俄烏衝突的全面爆發，事實上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全面對抗。對抗之路首先是觀念對抗鋪就的。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歷程可以看出，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觀念思維，俄羅斯走在迴歸傳統的路上。儘管俄羅斯保守主義在西方世界仍有市場，但戰爭為它貼上了另一種標籤。三年戰爭期間，俄羅斯一直試圖從非西方世界著力，來完成這場突圍。
▍普遍性的誘惑與特殊性的迷思
從尋找“民族理念”到保守主義迴歸，再到普京主義的樹立，俄羅斯經歷了三十年的意識形態探索之路。這是一條由普遍性走向特殊性的道路。自從彼得大帝改革以來，俄羅斯一直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徘徊，在面向西方和迴歸本土之間做出選擇，當前似乎是一個新的輪迴。這不僅反映了俄羅斯與西方糾纏不清的結構性關係，也折射出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矛盾與分裂。2014年烏克蘭危機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轉折點，蘇爾科夫在《混血兒的孤獨》一文中發出了俄羅斯在融入西方而不得後，將面臨百年甚至數百年地緣政治孤獨的感嘆。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一年後，他又發表了《北方的誕生》一文，預言俄羅斯在拔掉烏克蘭這個地緣政治上的“虛假棋子”後，將與美國和歐洲形成一個“共同的社會文化空間”，即俄美歐三位一體的“大北方”。蘇爾科夫的這種矛盾和分裂反映了俄羅斯精英的心靈意態。
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際，統俄黨的各級領導人以及地方行政長官收到了克里姆林宮的三本贈書：伊裡因的《我們的任務》、弗·索洛維約夫的《善的證成》以及別爾嘉耶夫的《不平等哲學》。這三位哲學家的言論經常被普京引用。伊裡因是普京最推崇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其著作自然成為政治精英的精神讀物，但後兩位的著作卻耐人尋味。索洛維約夫和別爾嘉耶夫都撰有同名著作《俄羅斯理念》，前者是普世性的、“歐洲的”，明確反對民族主義；後者是一部俄國思想史，沒有任何民族主義色彩。這是不是為了讓政治精英們既理解俄羅斯的特殊性，又要認識它的普遍性？
普京主義的傳播性是一個關係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話題。一些人認為它的傳播範圍相當有限，即使有些前集權國家如匈牙利和馬其頓出現政治上的“普京化”，埃爾多安被稱為“土耳其的普京”，但普京主義主要是一種俄羅斯現象，來自俄羅斯從超級大國之位上跌落所帶來的怨憤。另一些人認為東正教是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員，普京主義對宗教價值的堅守在西方同道中獲得了共鳴。文明論的一種角度認為，俄羅斯例外論有防禦和擴張兩種表達方式：防禦性例外論目的是在固定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邊界中保護民族價值觀，使其免受外部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影響；擴張性例外論則認為，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擴散自身文明的“普遍”價值觀和思想。
從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的發展歷程來看，它似乎是從防禦走向擴張，但是這種擴張所缺乏的，恰恰是普遍性的內容。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是既定製度面臨重大挑戰時，其支持者用來防衛的工具，它本質上是“沒有理想的政治”，跟它的對立面激進主義一樣，只表示對特定變化的立場和態度，可以用來為任何現存秩序辯護。因此，世界上有各種版本的保守主義。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自然不同於英國和法國的保守主義，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在各個階段所保守的內容也是變化的。
俄國曆史上一直綿延至今的一些重大思想，不論是11世紀的“神聖羅斯”、15世紀的“第三羅馬”，還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且都有強烈的普世性含義。“神聖羅斯”論證了俄羅斯也是神選民族，且後來居上，富有世界性的使命。“第三羅馬”是俄羅斯帝國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視野更加恢宏遼闊，面向全世界受苦的人。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尋找的“民族理念”源自歷史上的“俄羅斯理念”。“俄羅斯理念”是19世紀東西之爭的產物；俄羅斯思想經歷了正題和反題後，最後走向合題，其核心是對普世性和特殊性問題進行綜合，確立俄羅斯民族的歷史使命。這個概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提出的：“我們未來的行動應該具有至高至上的全人類性，俄羅斯理念可能成為歐洲民族孜孜以求地加以發展的所有理念的綜合，那些理念中的一切敵對因素將在俄羅斯民族中得到和解與進一步發展。”霍米亞科夫的“聚合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回應性”，索洛維約夫的“萬有統一”和神權帝國，都是這種綜合的嘗試。對於“俄羅斯理念”，斥之者視它為帝國思想，譽之者把它當成全人類思想，但它們都具有強烈的普世性面向和超越性意識。這些普世性的內容，也是俄羅斯精神特質中彌賽亞意識的體現，普世性的缺失也意味著彌賽亞意識的消退。全球化的消退，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孤立主義的回潮，顯示出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興盛並非孤例，特朗普的迴歸及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也讓美國例外論不再例外。
保守主義政治是一種迴歸政治，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它可以回到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刻。因此，它沒有主幹性的內容，或者說，它的主幹性內容是適時而變的。在一條保守主義主線貫通俄羅斯政治的二十多年中，我們沒有看到俄羅斯精英提出能與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相匹配的新思想、新觀念體系；相反，他們很多人還停留在20世紀之前的觀念世界中，他們的行為還擺脫不了傳統方式。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說，除了地理事實外，普京和梅德韋傑夫沒有提出“任何令人振奮的思想和意識形態”。2011年12月，因為應對政治抗議不力而離開總統辦公廳的蘇爾科夫，曾一語雙關地說，“穩定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核心目標便是穩定和秩序，為此動用一切思想資源，拒斥現代性，加強政權的合法性。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守主義的盛行和全球化的衰退顯示了整個世界從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迴歸。趙鼎新以“道家時間”看待這種變局，認為“今天的潮流是昨天潮流的反動，而明天的潮流必是今天潮流的反動”，他預言“保守主義的大潮帶來的負面後果勢必會讓世界迴歸到某種更為自由和開放的狀態”。盈虛有數，盛衰有時。也許，我們對今天充滿焦慮的世界不必過於悲觀。
編輯 | 韓書敏、渡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俄羅斯的迴歸年代：從“民族理念”到普京主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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